Code switching of p r c students in singapore 2

1.2 研究背景 在中国留学生会话中语码转换的现象是与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和使用背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研究这些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语码转换的现象之前，就有必要先了解新加坡的社会语码面貌。 新加坡原是一个小渔村，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登陆后，把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并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从此，新加坡在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港的推动下，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因而吸引

中国留学生在新加坡的语码转换现象

第一章： 诸论

1.1 研究综述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各个语言社团都有属于各自的母语，其中就包括华人的方言，但这些语言社团同时也都需掌握国家的行政语言，即英语，来达到种族间沟通及行政的需要。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在对本国语言政策的规划与实行方面一向来都处理得非常谨慎，力图从各方面都确保能建立一个和谐平等的社会，因此，政府制定了四种语言地位平等的政策，把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都立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各个语言社团间的交际也就带来了不同语言间的接触。语言的接触使各

个 语 言 相 互 影 响 重 叠 而 造 成 诸 多 语 言 接 触 的 现 象 （language contact phenomena），如语码夹杂（code-mixing）、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词汇借用（lexical borrowing）、语言诞生、语言死亡、语言融合等。在新加坡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因大多数的国民都能说至少两种语言——母语和英语，再加上不同汉语方言群中各自的家乡话，整个社会展现出的是一个语言大杂烩的现象。因此，即使是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交谈会话，也常常会夹杂着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这种多种语言交替出现的情况可以解释为复杂语言环境所带来的结果。不过，这也正体现了新加坡的语言风貌，并展现了本地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

事实上，不论是单语、双语或是多语使用者，他们的日常用语中都可能出现语码转换或语码夹杂的现象。这在单语使用者可能是表现为在与中文程度不好的新加坡人沟通时，因对方不能完全听懂中文的一些词汇，而只能勉强从中文转换到不纯正发音的英语来表达某些意思。而双语使用者则常表现为两种语言交替使用的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的现象，但他们的用语仍会是以一种语言为主，另一语言为副的会话方式。而且语码转换的发生可以是因为不同谈话对象，也可以是因为会话者为了达到某些交际沟通的目的等，这在单语或多语使用者的情况都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谈论语码转换的课题时，主要还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不同语言间的语码转换。这是因为不同语言的语码转换会比同一语言不同变体的转换明显许多，而且一般上人们会认为一个成熟的语言本身一定有一个完备的系统，因此对于为什么一个完备的系统会需要掺杂进另一个系统的成分，又或者它为什么能允许另一个系统的成分掺杂等，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值得讨论的课题。可见，语码的转换挑战了我们许多关于语言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语言，它的内部结构，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利用语言来达到各种目的、完成交际等问题。

1.2 研究背景

在中国留学生会话中语码转换的现象是与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和使用背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研究这些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语码转换的现象之前，就有必要先了解新加坡的社会语码面貌。

新加坡原是一个小渔村，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登陆后，把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并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从此，新加坡在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港的推动下，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因而吸引了大量中国和印度等地的劳工前来谋生。以致新加坡迄今仍以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为三大主要种族。此外尚有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与欧亚混血儿。

这两百年来，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蓬勃发展，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新加坡已成为了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从开埠初期的不足1万人，到2010年时已攀升至超过377万（公民与永久居民）1，其中以华人人数最多，其次为马来人，印度人则位居第三。与此同时，在新加坡读书、工作等的外国居民也在2010年时达到了130万，可见新加坡绝对可算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以及多元居民的社会。

虽然世界上也是有不少多种族、多语言的社会，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那里的居民在会话交谈中就会有语码转换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当地族群或方言群间的接触不多，或是不同的语言有着明确的分工，又或是社会上使用的语言虽多，但懂得超过一种语言的人很少，即 Ferguson（1959）所提的“没

1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0 Statistics: Time Series on Population (Mid-Year Estimates) Online

Singapore: Singapore Government Available from: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s/themes/people/hist/popn.html [23 April 2011]

有双语制的双言制（diglossia without bilingualism）”社会，这样的社会也就不一定会有语码转换的现象。不过新加坡的社会则恰恰相反，各个种族除了会说自己的母语（包括方言）外，还必须掌握新加坡的官方行政语言——英语，所以每一个新加坡人几乎或多或少都会说至少两种语言，这也就为语码转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事实上，新加坡社会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语言面貌就是国民都习惯夹杂着两种，甚至超过两种语码说话，这些语码可以是英语与中文、中文与方言、英语与马来文，又或是中、英、马来文一起掺杂的会话现象。

由于这么多年来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与教育体系也都致力于培养双语者，尤其是精通中英双语的人材。而中国学生来新加坡求学的一项重要入学标准就是必须掌握一定的英语水平，这是因为本地的主要教学语言就是英语，其他的官方行政用语等也都是英语，所以对留学生的英语水平鉴定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当能娴熟使用英语的中国留学生在新加坡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尤其是当他们开始与本地同学交流互动后，他们非常有可能就学习到了新加坡本地人的用语习惯，并开始慢慢在他们的会话中也掺杂起另一语码，主要就是在中文谈话中嵌入英语语码，毕竟他们的中文水平仍比英文要高，又或是在英语交谈中夹杂中文，这些事实都已经证明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用语习惯正在向新加坡人靠拢。当这些外国人与本地人一起在交谈中转换语码时，这也就为新加坡的社会语言面貌画上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本文正是要深入研究与探讨新加坡社会中这样一个特殊且有趣的语言现象，即中国留学生在新加坡的语码转换现象，值得一题的是有鉴于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学生身份以及他们的主要以学校、课程为主的会话课题与场景，所以本文所探讨的语码转换，大多都是他们发生在校园文化氛围下的日常会话用语。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西方语言学界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已有超过三十年的历史，累计了相当多的实验成果与经验，对此课题也已有了很多的贡献与成就。虽然如此，但对于一些基本的概念却至今仍缺乏普遍的共识，如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的异同、语码转换与借词的关系等。虽然定义与范畴的问题在人文科学的领域里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些概念问题并不会是本文所要去试图梳理与探讨的。本文的研究目的除了是对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会话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做详细的描写外，也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模式的归纳与分析来对语码转换的现象进行一个系统的分辨。

鉴于新加坡特殊的语言环境，其语码转换的现象是非常之普遍。根据周清海（1990）的问卷调查就显示，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受访者认为语码夹杂的现象在新加坡十分普遍，而且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最常转换语码的是学生。因此，周教授就认为华人语言模式转移的其中一个趋势就是语码转换现象的普及化，而且是年级越轻的越喜欢转换语码，以至于语码转换可能会成为年轻新加坡华人的谈话方式。此外，徐大明，周清海和陈松岑（Xu Daming et

al 1998）的另一项调查统计也显示了相同的情况，新加坡华族人口中有大约百分之四十会在同一个语境，和相同种族的对象使用两个或以上的语码。

基于新加坡是个语码转换现象如此普遍的地方，所以对该项研究可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点，就更应深入了解语码转换在新加坡的使用情况。关于新加坡语码转换的相关研究就有 Tay（1989）的“Code-Switching and Code-Mixing as a Communicative Strategy in Multilingual Discourse”来探讨新加坡

英语中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的情况；吴英成的《“罗惹华语”——新加坡华语讯码转换分析》则是讨论新加坡华语中转换英语语码的研究。其他还有如Tan（1988）的研究“A Description of Patterns of Code-Mixing and Code-Switching in a Multilingual Household”，探讨的则是在新加坡家庭中转换英语、华语与方言的用语情况；Lee（2003）的“Motivations of Code-Switching

in Multilingual Singapore”，则是对新加坡大学生们的语码转换研究，本文会在后面的篇章里具体比较 Lee（2003）这篇论文中新加坡本地学生与中国留学生语码转换的异同。

由于新加坡是个多语言、多种族的国度，因此除了研究中英语码转换外，也同样适于研究其他不同语言的语码转换现象，像 Anne Pakir（1989）就研究了峇峇语中的语码转换情况。峇峇指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一代早期土生华人，他们日常使用的语言特点就是夹杂英语、马来语和福建话等，所以这是研究语码转换很好的例子。以新加坡作为语码转换为研究背景的还有Kamwangamalu & Lee（1991）的“Chinese-English Code-Mixing: A Case of Matrix Language Assignment”，来调查新加坡中英双语者会话中的主要语言

（matrix language）。

除了以上学者们发表的研究成果外，本地大学里也有不少学生曾针对新加坡语码转换的现象所作的调查与研究。硕士论文就有王晓梅（1999）的

《新加坡华人语码混杂应用研究》；许佩哲（1999）的《新加坡大学生语码混杂应用研究》以及 Lee Chen（1991）的“A Study of Code-Switching and Borrowing Children in Singapore”。更多的论文则是来自于荣誉班学生的研究，例如张永慧（2000）的《新加坡华语会话中语码夹杂模式的研究》；张淑娟（2001）的《新加坡华语语码夹杂中的单词》；还包括英文论文：Toh Meow Tin（1989）的“Code-switching and Code-mixing Among Peers: A Study

of Multilingual Discourse ” ； Geraldine Davi Lefort （ 1993 ） 的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s of Language Status and Identity and Code-Switching Patterns among Singaporean English-Tamil Bilinguals”；Ku Geok Boon（1993）的“A Study of Code-Switching Behaviour of Two Single-Sex Group”；和 Geraldine Yeo Su Min（1993）的“Code-Switching in Local Creative Work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haracterization”等。

由此可见，关于新加坡语码转换的研究大多只局限于对本土人的用语调查，随着近十几年来，大量的外来移民人口前来新加坡求学、工作，以至最后定居下来，本地人的语言习惯势必会对他们的日常用语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语码转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因此本文就将会以新加坡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的会话现象为切入点，主要对中国学生在日常会话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统计与实例分析研究，管中窥豹，以期探讨他们中英文语码转换的主要语用功能与交际策略。文章也希望能从中国留学生的会话用语中窥视出新移民的语言融合意识，并同时展望新移民的用语趋势。

2.1 语码转换的相关术语与概念界定

首先，关于语码（code）在语言学界的定义是指语言的任何一种变体，它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方言、克里奥尔语（creole）、皮钦语（pidgin）或是标准语（standard language）等，使用这一术语的好处是它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较为中性（张正举 1990）。而本文所集中探讨的就是语码转换

（code switching ） 的 课 题 ， 根 据 Poplack （ 1980 ） ， Myers-Scotton

（1992），Grosjean & Miller（1994）， Milroy & Muysken（1995）对语码转换提出的定义是指：在同一个段落或句子里同时使用两个或以上的语言，由主要语言（base language）完全地转换到客体语言（guest language）的字、短语或句子的现象。语码转换也可以发生在对话的过程中，一方使用一种语言，另一方却用别的语言来回答；或是一个人可能开始时讲某种语言，中途却换成另一种语言，有时甚至一个句子只说了一半就改变语码。

2.1.1 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

简单来说，语码转换就是在言语交谈中交替或夹杂地使用超过一种语码。在这意义上，一些学者就提出了语码夹杂（code mixing）这一术语，这也因此导致了学术上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学者认为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是指不同的现象，而另一派，尤其是研究语法、构词以及其他语言形式的学

者 ， 则 会 认 为 这 两 个 术 语 实 指 同 一 现 象 ， 所 以 可 以 相 互 交 替 地 使 用

（Bokamba 1989， Muysken 2000）。至于认为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属于不同现象的学者，一般会用语码夹杂来表示语言学方面的特性，如语言接触

（language contact）的现象等，而用语码转换来表示多语者的实际会话用语

（Bokamba 1989，Clyne 2000，Genessee 2000）。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如 Tay（1989）就认为语码夹杂是用来形容句子内的语言混合现象，即“句内转换（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而把语码

转 换 用 于 形 容 句 子 与 句 子 之 间 的 语 码 交 替现 象 ， 即“ 句 间 转换 （sentential switching）”，但事实上，一些学者也认为句间转换与句内转换的分界并不明显。Scotton（1988）也曾指出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的区别，她认为语码转换是在同一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或以上的语言变体，而这种语码转换的运用通常发生在至少两人或更多人参与的交谈、会话活动中，是一种双向的能动策略，因交谈双方都需要能够熟练运用两种或以上的语码。至于语码夹杂则是除了发生在双向交流活动中，还可以以单向方式出现并诉诸于文字符合以书面形式表达。其他，如 Sridhar & Sridhar（1980）还从心理学以及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把语码夹杂定义为是：在同一个句子内从一种语言使用的语言单位（单词、短语、从句等）过渡到另外一种语言。他们把语码夹杂这一术语用于研究双语者认知结构中的语言交替或语码转换的现象。他们也认同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差别在于，语码夹杂是发生在同一句子内的语言混合现象，同时，语码夹杂这一术语也不能满足社会语言学家所提出的语用与会话方面的功能。

可见，谈到语码转换研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各学者对其类型体系的看法有诸多分歧，其中很大一方面就反映在术语定义的讨论上，尤其是对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的区分。各派学者，如 Kachru（1978）， Sridhar & Sridhar（1980）， Gumperz（1982）， Bokamba（1989）， Tay（1989）等都对这两个术语提出了各自的定义与区分。但正如 Tay（1989）所说的，认识到这两种语言交替现象有所不同是一点，而如何真正地去区分它们则另作别论，也是主要的难题所在。所以，笔者认同 Myers-Scotton（1988），

事实上，语码转换这一术语除了运用于语言学外，也被文学领域所吸收。一些学者就用这个术语来形容包含一个以上语言元素的文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中美、英印以及拉丁裔作家的小说中（Torres 2007）。从社会语言学

的 角 度 来 看 ， 语 码 转 换 这 一 名 称 也 常 被 用 来 指 方 言 、 风 格 或 是 语 域

（register）之间的转换，像是非洲裔美国黑人使用的英语，他们从非正式场合到正式场合间的转变（DeBose 1992）。但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涉及的关于语码转换的概念与运用只局限于语言学的领域中，指在会话交谈中同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

2.1.2 语码转换与借用

除了语码转换与语码夹杂这两个术语容易使人混淆外，语码转换与借用

（borrowing）的概念界定在这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般来说，双语混合是双语使用中常见的现象，发生于两个语言共同使用时的沟通情况。通常在双语使用的时候，会以主要语言为主，同时加入客体语言的单词、短语或句子。因此，Pfaff（1979），Grosjean（1988，1995，1997，1998），Myers-Scotton（1992）都认为这种双语混合的现象又可以细分为两种——语码转换与借用，也就是说双语混合是语码转换和借用的总称。

根据 Myers-Scotton（1992），Grosjean & Miller（1994），借用是指在双语同时使用的句子里，只加入单字的情况，也就是从客体语言借用其心理词汇，以形（有时也包含音）的方式整合至主要语言的心理词汇库中。这就与语码转换的定义有了明显的区别。Grosjean & Miller（1994）就举了一个在法语中加入英语词汇的例子：（句子中的斜体字为英文。）

(a) J’ai vu des wild guys a cheval.（我看到一些 wild guys 站在马背上。） (b) Je vars checker cela.（我要去 check 这件事。）

句子 (a) 就是语码转换的现象，而句子 (b) 中的情况则是借用。这两者的不同在于句子 (a) 中的英文词汇“wild guys”保留了其英语文法，并且直接加入到法语的句子中。这种语码转换的现象通常要求会话者对这两种语言同时都有使用的能力（Pfaff 1979）。而句子 (b) 中的英文单词“check”加入了法语的文法“er”，使其变成了法语形态，并同时以法语发音储存至法语的心理词汇库中，所以有时候即使只具备单语能力的使用者，也可能产生这种借用的现象（Pfaff 1979）。

Pfaff（ 1979 ） 和 Myers-Sctton （ 1992 ）又 把 借 用 细分 为 自 发性 借 用

（spontaneous borrowing）、合并性借用（incorporated borrowing）和文化性借用（cultural borrowing）三种。所谓的自发性借用是指从客体语言借用来的字并没有在形、音上整合至主要语言。Pfaff（1979）举出了在西班牙语中加入英语的例子：（句子中的斜体字为英文。）

(c) Los estan bussing pa otra escuela.（他 bussing 他们到别的学校去。）

这其中的英语词汇“bussing”保留了其英语语法，并且直接加入到西班牙语

至于合并性借用，则是指从客体语言借用来的字，以形（有时包含音）的方式整合至主要语言中，使其成为主要语言的新词汇。这种合并性借用也可称为“临时性借用（nonce borrowing）”，但是临时性借用比较着重于字形上，而非音系方面的整合。合并性借用的例子就有：（斜体字为英文，其他则是西班牙文。）

(d) Taipeo las cartas.（我 type 这个字。）（Pfaff 1979）

句子 (d) 中的英语单词“type”改变了其形态与发音，并且已完全融入到西班牙文里，成为了西班牙文字“taipeo”。所以，这里的合并性借用与语码转换的定义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值得一提的是，Myers-Scotton（1992）认为语码转换与合并性借用这两者之间具有连续性的关系，也就是语码转换是合并性借用的前身，会因为人们在沟通时不断地以语码转换的方式使用客体语言，使其逐渐形成借用的状态，因此，客体语言最终可能会以形（有时包含音）的方式融入到主要语言中。鉴于这种连续性的关系，不少学者，如Grosjean（1988，1997），Pfaff（1979），Poulisse & Bongaerts（1994）等在探讨双语混合现象时，通常都会同时使用语码转换与借用这两个术语。不过，本文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学者们探讨的，像是西班牙语和英语、法语和英语、荷兰语和英语等的双语混用现象，这里要讨论的是属于意符文字的中文和拼音文字的英文之间的混合使用的情况，由于英文与中文的文字和语法完

最后的文化性借用，主要是指在主要语言中加入从客体语言文化上所传来的新物体或概念。例如：在中文里的“可口可乐”和“可乐”是来自于英

文 的 “Coca Cola” 和“ Coke ”，这 种借用 的情况 是一种 语言间 “借字

（loanword）”的现象，并且仅属于单语使用的情况，而非双语使用的现象

（Myers-Scotton 1992，Grosjean 1988）。这里的文化性借用与本文所要展示的中国留学生中文会话中掺杂英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本研究的重点是双语者同时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因此，属于单语使用的文化性借用就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

综上所述的有关借用与语码转换之间的异同，很明显，术语借用与语码转换的定义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结合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有关中国留学生用语中的中英交替现象，这里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语码转换的理论，所以借用这一概念并不会在文中探讨。

2.2 双语与语码转换

谈到语码转换，不能不提“双语（bilingualism）”这个术语。只有双语者在使用两种语言的时候，才会发生语码转换的现象。一般而言，学者们把双语使用定义为一个人能同时流利使用两种语言来与他人沟通（Hoffmann

1991 ， Grosjean 1994 ， Hamers & Blanc 2000 ） 。 但 其 实 针 对 双 语 者

（bilingual）和双语使用的定义，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方法和理论上的不同，分别会以个别研究所要探讨的角度来加以定义，其中包括以年龄、学习的来

源、能力、功能性等因素来描述双语者与双语使用的情况。虽然不同领域对双语使用的定义不尽相同，但由于双语使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与社会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定义能完全涵盖所有的情况。也因为如此，研究者对于复杂的双语情况应该要依照其研究的目的而选择最适合的定义 （Hoffmann 1991）。

Hoffmann（1991）就曾以双语者语言学习的年龄或来源来定义双语使用的情况。但他自己也觉得以学习年龄或来源作为定义双语的标准是模糊的，因为这两个因素比较适合用来描述，而非拿来作为定义的标准（Hoffmann 1991）。此外，双语的能力和功能性也常被用来定义双语。在能力方面，一派学者就提出了“平衡双语者（balanced bilingual）”的概念，强调两个语言的使用皆为精熟的程度（Bloomfield 1933 摘自 Hoffmann 1991）。不过，这类的定义过于理想与完美，Macnamara（1967 摘自 Hamers & Blanc 2000）就提出了能符合说、写、读、理解任何一项的语言使用能力，即可以称为是双语者，这也是对双语定义的最低能力要求。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则是Titone（1972 摘自 Hamers & Blanc 2000）提出的以第二语言的概念与结构来使用第二语言就可以被称为是双语者。但以上这三种能力的内容还是比较偏属抽象性的描述。因此，不同于能力，功能性的定义就强调了在不同程度上双语使用的特征，也就是在听、说、读、写各个能力上的程度特征的定义

（Hoffmann 1991）。例如，就产生了以听和读的方式来了解第二语言的被动性的“接受型双语者（receptive bilingualism）”，和以说、理解、阅读与

写 作 的 方 式 来 了 解 第 二 语 言 的 主 动 性 的 “ 产 出 型 双 语 使 用 （productive bilingualism ） ” ， 以 及 介 于 这 两 者 之 间 的 “ 中 间 阶 段 （ intermediate stages）”，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功能性的特征都可以对双语使用做功能上的定义（Hoffmann 1991）。

不过，本文的侧重点并不是去如何定义双语者的概念，而是去探析所谓的双语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如何善加利用第二语言，把学习到的第二语言融入到自己的第一语言会话中。因研究的对象都是在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显而易见，他们的第一语言是中文，英语是第二语言，而且他们也都无法符合“平衡双语者”的定义，只能勉强说是介于“接受型双语者”与

“产出型双语者”之间。但需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观点还是认为此篇论文中的研究对象都可以算是双语者，因为他们都具备了一定的第二语言，即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也都能应付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新加坡学府中学习。

有鉴于此，Grosjean（1998）提出的“语言模式连续体（language mode continuum）”就能很好地阐释此篇文章的研究对象会话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并由此解释统计他们转换的英语词汇的意义。这也是 Grosjean 对双语使用的功能定义，他认为双语使用的特征是一种从单语到双语之间的连续转换情况。双语的使用并非两个完整或不完整的单语相加，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使用行为，会依照不同的生活方式、内容、对象和会话话题来解释两种语言分开或一起使用的方式来与他人沟通，并且两种语言很少有等同程度的现象，通常是一种语言会比较强势，他称为是主要语言（base language），另一种语言比较弱，为客体语言（guest language）（Grosjean 1995，1997，1998，2001）。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很明显，他们的主要语言是中文，客体语言则是英语。事实上，对于语言的前后排列顺序也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

“法英”双语者是指这位双语者的主要语言是法语，英语为客体语言；而

“英法”双语者则是相反的意思，他们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客体语言是法语。由此可见，本篇论文中的所有研究对象，可以说都是“中英”双语者。

Grosjean（1998）的“语言模式连续体”概念可以用下图来解释：

图 2.1 语言模式连续体

如上图所示，横轴代表语言连续性的模式：左边是完全的单语模式，使用单一语言与其他的单语者进行对话；右边是双语模式，与其他也能使用两种语

言 的 双 语者 进 行对 话 ， 而 且 其 对话 方 式 通 常 是采 用语言混 合 （language mixing）的形式。竖轴是代表语言的使用，这里使用的语言是 A 和 B，而且以方框内的黑色程度代表语言激发的状态。黑色是代表完全激发，白色是代表完全不激发。虽然两种语言都为激发状态，但由于一个语言比较强势，另一语言较为弱势，因此这里的从单语到双语的连续性情况下，主要语言 A 都是以全黑的方框表示为完全激发的状态；而客体语言 B 则是从单语到双语的连续性情况下，以条纹渐黑的方框来代表不同程度的激发状态。

可见，双语使用的状况是由单语模式以连续性的方式转换到双语模式，也就是从仅有单语的使用到同时使用双语之间是多种程度的两种语言混合使

用的可能性。因此，语言 B 在这种连续性的状态下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激发，然后加入到语言 A 中，这也是为什么本文不同组的研究对象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语码转换现象。

此外，根据 Grosjean（1998，2001），单语模式到双语模式之间可以再细分成三种情况（数字 1 到 3，见图 2.1），而且越接近双语模式越容易产生双语使用的独特特征，即双语混合现象。第一种情况是偏向单语模式，以使用语言 A 为主， 语言 B 因此被压抑或无法使用而极少被激发，这种情况的

会 话 者 可 能 是 因 为 与 只 懂 单 语 的 人 对 话 ； 第 二 种 情 况 为 中 间 模 式

（intermediate mode），介于情况一与情况三之间，会话者有语言 B 的能力，但会因为客体语言 B 不够熟练或精通，或是不想有太多语言混合的情况，所以只激发了部分语言 B 的状态。这样的情况也会是因受到对话者的用语影响，对方可能很少使用双语混合的会话模式。第三种情况则是双语模式，因为能自在地混合使用两种语言而使大部分的语言 B 呈现出激发的状态，但是主要语言 A 还是比客体语言 B 处于更加活跃的状态。这种情况通常是来自于会话者与同时也使用双语的人沟通。所以说，越是朝向双语的模式，会话者会因为沟通的内容、对象、目的、情景等因素而越容易产生主要

语言 A 以语码转换的方式将客体语言 B 的单词、词组或句子加入到语言 A 的使用中，也就越容易产生双语混合的使用现象（Grosjean 1998，2001；Grosjean & Miller 1994）。 Grosjean 的“语言模式连续体”概念也会在下面的章节里，用来解释三组研究对象会话中转换英语词汇的频率统计的意义。

2.3 语码转换的形态结构研究

此外，关于语码转换的类型。Poplack（1980），Appel & Muysken

（1987）与 Romaine（1989）把语码转换区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句间转换

（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句内转换（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和附加标记转换（tag-switching）。而 Myers-Scotton（1989）更是把语码转换区分出第四种类型——词内转换（intra-word switching）。

所谓的句间转换是以一个句子为单位，发生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转换，也就是用一种语言来表达一个句子后，加入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另一个句子的状况，而且两种语言的语法规则都符合。句内转换则是局限于从句或短语内的转换，是发生在句子内的语码转换，也就是在一个句子内加入另一种语言

的 词 汇 或短 语 的 现象 （Poplack 1980， Milroy & Muysken Scotton 1993）。 Myers-Scotton（1993: 4）就举了这两种语码转换的例子：

1995，Myers-(a) You know, this is a Luyia land and therefore most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rural areas do visit this town often Kwa hiyvo huwa san asana wanatumia Kiluyia

na Kiswahili

(b) Lakini ni-ko sure ukienda after two days utaiata ‘Uchumi’ supermarket kwa

wingi

句子 (a) 是句间语码转换，以上斜体字是英语，普通字体则是斯华西里语，句子 (b) 是句内转换的例子。可见，以上两个例句最大的不同在于句子 (a) 是英语句子完成之后再转到斯华西里语的句子，而且两个句子都符合其语言的语法规则。句子 (b) 则是在斯华西里语使用的同时加入英语的单词与词组。一些学者，如 Muysken（2000a），Matras（2009）也把句间转换称为

“ 交 替 转 换 （alternational switching ） ” ， 句 内 转 换 称 为 “ 穿 插 转 换

（insertional switching）”，本文认为其所指的概念是一致的，只是术语上的使用差异。所以，本篇文章只会采用大部分学者使用的句间和句内转换—

至于附加标记转换，根据 Poplack（1980）和 Li（2000）的定义，是指把一种语言的附加成分（tag）插入另外一种语言的句子中，这种附加成分可以是附加语（tag phrase）、感叹词又或是插入语（parenthetical words）等。这与句内转换的意义相似，只是附加转换局限了语码转换的具体内容。Poplack （ 1980 ） 也 把 这 样 的 转 换 称 为 “ 标 记 性 转 换 （ emblematic switching）”，因为这类转换是在单语的句子中提供一个双语特性的标记

（Appel & Muysken 1987: 118）。例如：（Lu 1993: 31）

(c) 打电话去他的办公室跟他约个时间啊，Yeah? 你有他的办公室的电话吗？

根据 Appel & Muysken（1987）的定义，句子 (c) 中的英语会话标记

“yeah”是中文句子中的附加词，因其功能是作为单语句子中的一个标记。 Myers-Scotton（1989）所提出的第四类：词内转换是指发生在一个单词内，如在语素与语素边界的转换。这类的语码转换并不被大部分的学者认可，而且此类转换的例子很少，可能性也不高，尤其是非拼音文字的中文与拼音文字的英文，它们之间的语码转换并不会牵涉到词内转换的概念，所以这类的语码转换将不会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

本文认为附加转换的概念已包括在句内与句间转换中，所以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讨论。故文章所涉及的语码转换类型主要是以句内转换与句间转换为主。事实上，所收集到的大部分语料都显示，中国留学生在新加坡用语的状况，主要还是以句内转换为主，句间转换的例子十分有限。

2.4 语码转换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码转换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语言是人类在各种交际中最强有力的、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人们用它进行交际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和交际对象，所以常在一起进行言语交际的人群就可以构成一个“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有时也被称为“言语社团”、“言语社群”和“言语共同体”（游和邹 2004）。每一个言语社区可以是单语的，也可以是双语或多语，像新加坡的情况，就是一个多语的言语社区，除了英语、华语外，还有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可见，也就是新加坡这种特殊的多语社区，因而给语码转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语码转换时，情境因素的作用与影响非常重要。语码转换的情境因素包括交际场合、交际对象、交际话题等。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Fishman（1968）就曾提出了“语域理论（domain theory）”，“语域”是一种文化里同语言相联系的活动领域，是指由活动场所、活动参与者以及话题等要素构成的社会情景，即交际场合、交际对象、场景和话题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与社会情景既能相互区分，同时又是彼此相关的。语域理论解释了个人在交际会话中对语言选择与话题的行为，所以了解现存的语域可以用来比较个人或言语社区中话题与语域之间的关系和影响（Fishman 1972）。中国学者阳志清（1992）就认为参与者、场景和话题是制约语码转换的主要动机，语码转换是这三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 Fishman 的 语 域 理 论 主 要 探 讨 的 是 “ 语 域 特 殊 性 （ domain specificity）”的概念，是从微观角度观察面对面交际中的语言使用。这有别

于 Ferguson（1959）的“双言制（Diglossia）”理论，其主要是从宏观的社

会层级来预测语言的使用。Fishman（1970）认为，适当的语言使用从理论上来说，是根据言谈者特定的社会层级、特定的场合与会话话题而选择所使用的语言或语言变体。虽然 Fishman 没有定义哪些是普遍所指的特定语域

（specific domains），但 Fishman 和 Greenfield 在他们的一项1970年对纽约市波多黎各（Puerto Rican）社区的调查中，就观察到了一些特定的语域，这些语域包括：家庭、朋友、工作、宗教和教育。调查的结果也与预料的相吻合，这些社区成员大多时候会选择用西班牙语与家人和朋友交谈，而在工作场合和学校中使用英语（Fishman & Greenfield 1970）。

由此可见，在社会语言学里，语域的特殊性是指双语或多语的言语社区里，言谈者会选择一种语言或语码用于正式的场合，而在非正式场合里使用另一种语言或语码。这样的社会现象与行为已经被扩展至包括“喻意型语码转换（metaphorical code-switching）”的概念中，是指使用一种语码来谈论某一课题时，但在该语域中其实应该是使用另一语码，如在餐桌上与家人谈论教育政策时，使用的却是用于正式场合的语码，而不是非正式场合的语言。可见，这样的语码转换是因言谈课题等因素，而不是语言环境所导致的转换。

喻意型语码转换是由 Grumperz 和 Blom（1972）为语码转换的动因所区

分 出 的 两 种 类 型 ， 另 一 类 型 为 “ 情 景 型 语 码 转 换 （situational switching）”，是根据交际情况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语码，即在一种情景

code-（situation）里使用一种语码，而在另一情景里使用另一语码，但所谈及的话题不变，会话者是根据情景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语码。而喻意型语码转换则是因谈论的话题发生变化所导致的语码转换，而且常与说话者希望达到的交际目的有关。 Grumperz 和 Blom 于1972年在挪威一个双言社区所做的调查就发现，那里的学生常常在同一个场合里发生语码转换，所以这就需要为语

事实上，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语码转换的动机是要解释语码转换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Grumperz 和 Blom（1972）提出的情景型语码转换就是为了遵循社会统一规范和标准的语码转换，而喻意型语码转换也可以说是为了表达情感。会话者在谈话的过程中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往往隐含着说话人试图表达的某种意图，又或者为了某种目的而转换语码，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会话者中至少有一人希望借助改变交谈的社会场景

（social situation）来重新确立交谈的性质，也就是说语码转换的使用与交谈的社会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语码转换也能直接反映人们的社会心理及对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总的来说，在语码转换的社会语言学这一领域，本文的研究会把重点放在 Fishman 的语域理论上，通过从研究对象在不同语域里所产生的语码转换现象，来观察他们语码转换的动机与因素，同时也能结合语言模式连续体的理论，来找出他们在这个双语连续体模式中的具体位置。

2.5 语码转换的心理动因研究

除了语域制约了会话者的言语选择外，其实会话者的言语选择也反映出交际的主客观语境特征，两者是相互作用的。语码转换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特定的交际双方在特定的语域语境里，其语言的选择会受到相应的社会语言规则的制约。如果说会话者在交谈中违反了期望中的社会语言规则，这种现象决对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反映了会话者一定的主观意愿，这就与会话者认

知、心理上的因素有关。所以，在研究语码转换的领域中，从认知视角出发的语言学家就有 Gibbons 等，其中 Giles（1979）提出的“言语顺应理论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 据 其 言 语 的 顺 应 理 论 ， 语 码 转 换 现 象 可 分 为 两 种 ： 一 种 是 “ 趋 同

（convergence）”，表明说话者为了谋求对方承认彼此的一致性，因而在语言上努力适应对方。另一种是“趋异（divergence）”，是说话者想要强调彼此的区别或差异，所以在语码上坚持强调使用不同的语码。

可见，语言的趋同反映的是赞同或讨好交谈对方的心理，说话者的趋同心理越强，所使用的语言向交谈双方靠拢的倾向性就越强；而语言上的趋异则反映了不赞同交谈对象的意愿，说话者的趋异心理越强，所使用的语言就越可以使谈话双方的情感距离拉远。换句话说，言语顺应理论解释了语码转换的认知原因，强调说话者是为了拉近或缩短与他人的社会距离。这还包括会话中的除语言、口音、方言外的其他副语言（paralinguistic）特征（Giles

& Robert 1979）。

除此之外，Giles 的言语顺应理论可细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分别为社会历史背景（socio-historical context）、交谈者的顺应取向（communicators’ accommodative orientation）、当前情况（immediate situation）以及评价与未来意愿（evaluation and future intentions）。这四个组成部分是这个理论的关键，也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结果。社会历史背景是任何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因此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其沟通的行为，这些影响因素，例如两国间的政治或历史关系；或是不同的宗教与理念等。顺应取向则有三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个人内在因素（intrapersonal factors），如说话者的个性；二是群体因素（intergroup factors），如说话者对外群体的感情；三是最初取向

（initial orientations），如可预测的潜在冲突。至于当前情况，即实际的交际

状 况 ， 是与 五 个 方 面 密 切 相 关 的 ， 分 别 为 （ 一 ）社会 心 里 状 态（psychological states）；（二）目标与接收者的焦点（goals and addressee focus），如遇到的动机与目标；（三）社会语言学策略（sociolinguistic strategies），如趋同与趋异；（四）行为与战术（behavior and tactics），如话题和口音；（五）标签和归属性（labeling and attributions）。最后的评价与未来意愿，是看说话者如何感知说话对象的行为，并对这两个群体的未来产生影响。正面的评价通常会对这两个群体产生积极的影响，导致他们会有进一步的沟通（Gudykunst 2003）。本文就会尝试运用 Giles 的言语顺应理论来解释研究对象会话中转换语码的心理动因。

另一牵涉到语言使用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运用的心理过程等因素，可以用 Verschueren 提出的“顺应论（Theory of Adaptation）”来从语用学角度解释语码转换的动因，换句话来说，语码转换可说是交际者顺应语境因素的具体体现。在 Verschueren 看来，语码转换现象是一种涉及语言、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复杂语言现象，因此可以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Verschueren（1999）就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地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进行语言的选择（making choices），这种选择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如语音、形态、句法和词汇等，但不管怎样，语言的选择有三个

本 质 的 特 性 ： 变 异 性 （variability ） 、 协 商 性 （ negotiability ） 和 顺 应 性

（adaptability）。这三个特征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使人类能动态地使用语言。变异性是指人类语言是可选择的，而且这些选择并非一成不变。商讨性指的是人类不是机械地选择语言，所有的选择都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与策划指导下产生的。此外，语言的变异性还蕴含着语言使用的不确定因素，但这不确定性并不会影响交际的成功。因为人类的语言使用还具有第三个特征——顺应性，顺应性指的是人类用商讨的方法选择语言，从而满足交际的需求，使交际取得成功。

语言的这三个特性是不可分割的，但语言学将顺应性看作是语言使用的核心。因而在此基础上，Verschueren 就提出了交际的顺应论，他认为语言学应从下面四个角度来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顺应（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 ） 、 语 言 结 构 顺 应 （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顺应的动态性（dynamics of adaptability）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salience of the adaptability）。而且这四个角度是相互依存的，其中语境关系和语言结构界定了语言使用的顺应范围；动态性涉及了顺应的过程，即语境和语言结构的动态关系；而意识程度则展示了顺应过程在人类意识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说，用语言表达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因人们顺应语言意识程度的不同而影响着语境与语言结构间关系的变化。而语码转换者在进行语码转换的过程中就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单位和语言结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至于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来进行言语交际。

由此可见，双语或多语者所掌握的各种语言为其提供了语码转换的可能性，而语码转换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变异性特征：语码的选择不是机械的，选择的背后事实上是受着相关原则和策略的支配；至于为什么要进行语码的选择，则是出于各种语言背景下的需要。语码转换的发生正是顺应并体现了这种总的社会法则以及个体特征，因此本文也会从这个角度来解析语码转换的诱因。

2.6 语码转换的形式语法研究

关于语码转换研究的另一大领域就是对其形式语法的研究。形式语法的

形式语法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语码转换有哪些语法制约（constraints）。早期的制约研究主要是提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如 Kachru（1978）提出的语法制约就包括了连词制约、限定词的制约、句标制约等。Pfaff（1979）提出了功能、结构、语义和话语上的一些制约。比较有系统而又有影响力的是Poplack（1980）提出的两个制约理论，分别为语素制约（free morpheme constraint）和等同制约（equivalence constraint）。此外还有 Sridhar & Sridhar

（1980）提出的双结构原则（dual structure principle），以及 Di Sciullo et al

（1986）提出的以乔姆斯基的支配理论（government theory）来解释语码转换制约原则的支配制约。另外，Belazi et al.（1994）也提出了功能主体制约

（functional head constraint）。这方面的其他研究还有 Sankoff & Poplack

（1981），Woolford（1983），Joshi（1985），Singh（1985），Stenson

（1990）等。不过，本文的研究并不会涉及语码转换的形式语法领域，所以在这里只是做个简要的介绍。

2.7 语码转换的交际功能研究

语码转换的研究有好几个方向，除了形式语法、社会语言学、功能认知

等 角 度 外 ， 还 有 一 个 则 是 从 会 话 交 际 的 领 域 来 探 讨 语 码转 换 的 功 能 。Gumperz（1982）就提出语码转换可作为会话策略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他

提出对双语者而言，他们懂得的两种语言往往一个被视为“我们语码（we code）”，另一个为“他们语码（they code）”。而在会话中如从“他们”转为“我们”语码就可以传达表示亲近的意思。

此外， Gumperz（1982）也提出了关于语码转换话语方面的功能，例如引述谈话、针对对象（addressee specification）、插话、重复、修饰信息

（ message qualification ） 、 个 性 化 （ personalization ） 或 客 观 化

（objectivization）、反映社会地位、身份和社会关系等。针对对象通常是通过转换语码来邀请旁听者加入到谈话中来；个性化或客观化涉及到说话人与所谈论的信息关系的深浅，说话人的陈述是反映了个人的观点或知识，还是一种权威的意见；至于修饰信息则是指说话人用一种语言说一件事，而用另一种语言来补充或作进一步地修饰。

Appel & Muysken（1987）进而提出了语码转换的功能有：用于指称说话人不知道或很少用主要语言来说事物的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用于针对听 者，类似 于 Gumperz 提出的针对对象的指示功能（directive function）；用于一般表达意义的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用于表达改变语气的交际性功能（phatic function）；用于评论使用中语言的超语言功能（metalinguistic function）和用于加入双关语、谐语等的诗意功能（poetic function）。

与此同时，会话者可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发生语码转换，例如在谈到某个话题时，由于想不起或缺少适当的表达词汇或方式而转而采用另一种语言；或是当不想让在场的某个或某些人知道所讲的内容，转而使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又或是转换语码来突出某些话语等。所以可以把语码转换看作是双语或多语者的社会语言工具，常被视作协商人际关系的策略（a strategy to

negotia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起着重要的交际作用。一些普遍的交际功能除了上述学者提出的外，还包括：表达清楚、避免歧义，尤其是为了填补某种语言的空缺，如填补英语科技语等；婉转表达、避讳掩饰，如一些话题因故于面子而羞于启齿，那就可以采用语码转换来避免尴尬；生动陈述、活跃气氛，就能通过使用语码转换来使交际气氛变得融洽且生动活泼（孙丽娟2009）。其他如为了达到礼貌效果、表达感情色彩或是贪图方便使用等也都可被视为语码转换的语用动因。

还有一些学者，如 Heller（1992， 1995a，1995b）就研究了语码转换在用于维持社团间的平衡或表示地位优势的政治功能。其他关于语码转换交际

功 能 的 研 究 还 有 Sridhar （ 1978 ） ， Gal （ 1979 ） ， Torres （ 1992 ） ，Nishimura（1995），Kamwangamalu（1998）等。本文也会在下面的章节里详细地探讨中国留学生会话中语码转换的语用交际功能。

3.1 研究背景

任何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材料的收集，属于人文科学的语码转换研究也不例外。材料的收集，通常可以分为实验式与非实验式两类。用于语码转换的实验性研究方式就有探讨语码转换句子的合法性与接受度测试，

或是 Lambert（1967）设计的配对形象试验（matched-guise experiment），来用于研究人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问题。其他还有各种心理语言学的试验等。属于非实验性的研究材料主要是来源于书面材料、问卷调查、自然语言材料等。每一种材料来源都有其各自的好处，视各研究目的的不同而定。

书面材料的来源非常广，可以是报章、广告、小说、个人书信、甚至是学生作业文章等。它的好处是较容易取得大量的材料，而且材料的收集也较易获取，所以适合做普遍性的统计。最重要的是它的任意度较低，规则性较强，在分析上比较不会被杂乱的材料而分散注意力，因而比较容易找出规则。不过，此类材料的不完美处就是书写下来的语言总是经过了人为的修饰，所以不能完整地反映自然语言，再加上语码转换的现象主要是发生于非正式场合的交际情况，因此书写下来的语料就会较少展示语码转换的现象

（张永慧 2000）。

另一类的研究则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这类研究主要是调查人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或看法。问卷调查比较多的是反映人们的观念看法、价值评断，而较不适合视为直接反映受调查者的语言习惯，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不会有意识地注意到自己的语言习惯，特别是以语码转换的情况而言，人们很有可能会因为习惯了这样的会话方式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转换语码，又或

由此可见，语码转换情况最多的是出现在自然语言交谈中，所以自然语言材料应该算是最好的研究语码转换的素材。然而要如何将动态的自然语言捕捉下来却是难题所在，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录音把被调查者的会话交谈记录下来，之后再转写出来，当然也可使用录像的方式。录像的好处是可以捕捉到非言谈性的交际符号，如表情、眼神、手势动作等。在转写的时候，也因为有影像的辅助会比较容易，但用录像除了较麻烦外，录像器材也比录音器材显眼而且不易获得。本文的研究因受限于被调查者的人数之多，录像器材不易获取且较不方便使用，所以会选用较容易的录音方式来获取被调查者的自然交谈语言材料。

至于选择调查中国留学生的语码转换现象，而非新加坡本地人的用语，是因为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移民的大量涌入，对新加坡的社会景观产生了另一巨变，与之伴随而来的也是社会语言面貌的改变。为了沟通的需要，许多平日不少只讲英语或方言的本地人开始说起了华语；与此同时，新移民们也开始操起了不怎么流利的英语，他们甚至在受到本地人说话习惯的影响后，导致在日常会话中同样产生了许多中文夹杂英语，或英语华语混用的语码转换的现象。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调查在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的用语，一方面是为了控制被调查者的年龄与学历，一方面也较容易在校园里找到适合的研究对象并获取他们的自然语言材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几年来，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逐年递升。根据新加坡移民关卡局与经济发展局的数据显示，在新加坡的外国学生

3.2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新加坡各大专学府读书的中国籍留学生，他们主要是就读于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只有一位是在本地的理工学院就读。这些研究对象中学历最低的为高中毕业，最高的是硕士毕业，年龄则是介于19至29岁之间（截止于2010年），这样就能有效地控制被调查者的学历与年龄这两个变量因素（variables），从而通过其他变量因素，如性别、在新加坡居住的时长及语言背景，来探讨这些研究对象使用语码转换的差异。

综合考虑了以上这些条件后，最终挑选了这十一名研究对象，分别为四男七女，他们除了精通中英文外，也都会说至少一种自己的家乡话。更重要的是，这些被调查者在新加坡居住的年数横跨一到九年不等，为本文的调查

提供了有价值且可具比较性的条件。因此，根据他们在新加坡居住的年数，本文把这十一名研究对象再细分成三组：（参见以下三个列表）

分成这样三个小组的目的是希望能从三个整体的方面，而非独立的个体角度，来比较分析这三组研究对象在会话中（以校园文化氛围为主的会话场景）语码转换的异同。所以，在下面的章节里，从探讨他们转换语码的频率，以及之后的分析他们转换词汇的趋势等，都是分别以这三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会牵涉到单独地探讨个人的用语习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研究是必须获得每名被调查者的许可，并要求他们签写了同意书（见附录二）后，方能进行录音的工作，而且每名研究对象都是在义务、自愿地情况下参与本文的调查工作，在这里也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

3.3 研究方法

本文在参考了各项研究与理论之后（Milroy 1987），决定在这次的研究中采用录音的方式，作为收集有关语码转换语料的主要来源。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在被调查者会话中出现语码转换的现象，因此对于言谈话语的细节要求是相当高，而录音就能达到这方面的要求，而且相比较于录像的方式，更加方便且有效率。

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录音也是要有所斟酌的，这是由于当人们发现他们的言谈会被录下时，他们很可能会变得较为拘谨，对自己的言谈也会变得小心翼翼，而这样的言谈就多半不能被视为是自然的语言了，这里所碰到的问题就是由 Labov（1972）提出的“观察者的矛盾（observer’s paradox）”。研究人员要得到调查对象的自然语言行为所以才进行录音，但是往往因为有人

所以，现代语言学家一般会采用两种录音方法，一是在日常环境下进行和录音者熟悉的人的录音工作，另一种则是以轻松访问的形式录音。这两种情况都会让受调查者知道他们的言谈已被录了下来，但却没有让他们知道研究的目的，因此被录音的对象也不会因此而刻意减少或增加语码转换的次数。前一种研究方式的好处在于录音在较为自然的情况下进行，而且由于录音者（往往就是研究人员）和被录音者相当熟悉，因此研究者一般会认为如果被录者的语言习惯有变，他们能足以察觉到。不过这种研究方式的坏处是被调查者的范围一般受限于研究者身旁的人，除了范围小外，也较难设计抽样性的样本选择，就算是研究者花一番功夫和某个语言社团建立了关系，所能研究的对象范围仍不如抽样性调查范围来得广。此外就是实际上如果被调查者的语言只是偶尔被轻微地影响，研究者不一定能够察觉到。同时由于录音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因此杂音一般会很多，录音素质也不一定好，所以在转写时会比较困难（张永慧 2000）。另外一种利用访问录音的方式，其好处是录音素质一般会较高，也能作抽样性的样本选择，范围涉及较广。然而其坏处是受访者虽然不知道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是什么，但通常仍会有一定程度的警戒或拘谨。录音者在这里虽然可以引导受访者进入轻松的录音状态，但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 Beebe（1977）提出的录音者本身的语言习惯会对受访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录音者是否有夹杂语码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张永慧 2000）。

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再加上收集语料工作的局限性。本研究在征

! 谈话对象与场合以朋友或同辈、同阶级之间的聊天为主，不应涉及任何敏感课题或是带有人身攻击的话语（如有的话，需立刻停止录音或删除已录的谈话内容）。

! 虽然本文的研究范围不会涉及到与被调查者谈话对象的用语情况，但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后才能进行录音。

! 在录音完成后，须及时填写“录音记录表”，方便日后的录音整理与转写工作。

选择与朋友或同辈、同阶级之间的聊天为研究语料是为了排除因身份、地位、阶级等的不同而影响他们的用语习惯，本文把语料的收集范围集中为非正式的语用场合，而朋友间的聊天可算是非正式的自然语言场合，所以更能反映个人的用语习惯与语言面貌。而且为了尊重研究对象与交谈者的隐私，他们都已被事先告知录音的进行工作，但被调查者仍要求以最自然的语言交谈方式来进行会话。事实上，根据所收集到的语料显示，由于会话场合都是与朋友间的闲聊为主，而且大多是发生在校园文化氛围下的交谈，所以并看不出被调查者有任何的拘谨或刻意注意或校正用语的迹象。此外，为了遵守语料收集的道德准则，所有的会话对象都是以匿名或假名记录在转写工作中，所有的交谈内容也会严格保密，任何涉及到敏感或是带有人身攻击的

录音工作是由研究对象自行利用录音笔、手机或其他录音器材录制的，而与他们交谈的对象主要是集中于朋友、同学、室友或同事，这些人当中有中国人，也有新加坡人、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尼华人。不过，本文的研究只集中于观察这十一位研究对象的用语情况，所以与他们交谈对象的用语并不会被重点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与他们交谈的对象这个变量因素很难有效地掌控，虽然所有被调查者都要求在录音后填写记录表，从中记录下他们交谈对象的年龄与语言背景等，但因这些人的年龄、国籍、语言背景的差异之大，所以本文将不会集中讨论这些与被调查者交谈对象的用语，不过适当的时候还是需要分析这些交谈对象的会话用语情况，毕竟他们的说法方式也会影响本文研究对象的语用习惯。而且由于所收集到的语料有限，本文也不会将中国人与中国人，以及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的会话现象提出比较，而只将笼统地分析中国留学生在谈话中采用语码转换的这一现象。

本文共收集了超过二十四个小时的录音语料，但由于一些录音的素质不太理想，杂音过多，导致听不清楚，故无法准确地转写出来，再加上一部分的语料因时间有限，来不及整理及转写出来，所以实际转写的录音语料有近二十个小时。这些转写的原始语料分别以研究对象为代码1至11，收录于附录五到十五之中，以供参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所有的录音语料有二十多小时之久，碍于时间的限制，也考虑到语料的可使用价值，故只有将所有研究对象的话语中，涉及到转换语码的地方及其上下文才进行了转写工作，其他部分则没有转写出来。

此外，语料的收集工作跨幅长达一年之久，所有的录音工作都是于2009

年9月至2010年8月间完成。向研究对象收集语料的工作也分成三阶段进行，

第一批的语料收集是在2009年11月，第二批是2010年4月，最后一批的收集工作则是于2010年8月完成。每一批的录音材料与记录表收集之后，就必须转写出来后才能使用。具体的转写程序是先将录音输入电脑，再利用电脑的播音软件听录音，并进行转写。本文采用的是 Du Bois et al（1993）的会话转写系统（参见附录一）。

有鉴于研究对象的人数不少，语码转换的频率之高，所以有效地为每一段会话中出现语码转换的地方标号，就显得十分有必要，这样做也能为下文中的参考与引用带来便利。因此，每一名研究对象的语料都分别被标号为1

最后，每名研究对象也必须完成一份问卷表（见附录四），主要是用于调查研究对象的用语习惯与他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当然，问卷也是为了了解研究对象的一些基本资料，如年龄、来新加坡的年月、语言背景、学历与专业等。本文虽不会着重讨论中国留学生对语码转换的态度课题，但希望这份问卷调查能辅助本文的研究，来观察被调查者对语码转换的态度与想法，并探讨他们对语码转换的观念是否与其语用行为的一致性。

本章将探讨第一组研究对象在会话中出现语码转换的频率统计，统计的方法主要就是在研究对象的谈话中，每出现一次在主要语言（华语）的交谈中掺入嵌入语言（英语）的语码转换现象，就被记录为一次的频率。例如，在下面这一小段的会话中，所出现的中文转换至英文的语码转换就有4处，所以就可被记录为4次频率。（注：下列划线处为本文研究对象在谈话中转换至另一语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