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gnitive approach to classifiers in chinese

Next,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o all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that have helped m

汉 语 量 词 的 认 知 探 讨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CLASSIFIERS IN CHINESE

林 星 LIN XING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中 文 系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

汉 语 量 词 的 认 知 探 讨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CLASSIFIERS IN CHINESE

林 星 LIN XING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中 文 系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S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

ACKNOWLEDGEMENTS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utmost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Assoc Prof Shi Yuzhi (石毓智副教授), for his scrupulous

understanding and paternal care throughout these years of my academic pursuit

Next,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o all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that have helped me one way or another Sincere thanks especially go to Assoc Prof Lee Cheuk Yin, Assoc Prof Liu Hong, Assis Prof Wang Hui, Assoc Prof Su Jui-Lung, Assoc Prof Lee Cher Leng, Assoc Prof Xu Jie, Dr Wee Lian Hee, Mdm Fong Yoke Chan and Ms Lim Chu Eng Thank you for all your understanding, help and valuable advice!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thanks to my beloved parents for their unfailing support, encouragement, consideration and deep concern in my academic endeavors They’re the strongest mental power in

my life I am also indebted to my friends, with whom I have shared my thoughts, happiness and tears, especially Lim Ni Eng, Jiang Yi, Zhong Qi, Haibei, Yanping, Zhixian Thank you for your precious opinions, support, kindness and companionship, which I cherish always!

第 三 章 名 词 与 量 词 24

1.1 事 物 的 无 界 和 有 界 24 1.2 非 量 化 名 词 和 可 量 化 名 词 26

4.1 借 用 名 量 词 的 分 类 55 4.2 借 用 名 量 词 的 发 展 59

4.2 同 形 动 量 词 86

5.1 “ V + 一 + 量 ” — 〉 “ 一 + 量 + V P ” 94 5.2 “ 一 + 量 + V P ” 的 语 法 功 能 99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 on classifiers has been limited to description However,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cognitive science, cognitive analysis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language studies More and more research has been turned to seek motivations behind language phenomena Classifiers, as a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grammar, are one subject among them However, the previous research in

classifiers has been found limited and inadequate For one thing, research basically

focuses on nominal classifier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nouns, while classifier phrases with verbs and adjectives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attention; for another, the relation among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classifier phrases have not been unveiled due to unsystematic research and inadequa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ims at 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some phenomena in Chinese classifiers and related phrases Issues mainly investigated include nominal classifiers and verbal

classifiers In the segment of nominal classifiers, I delve into the motivations behind shape classifiers and borrowed nominal classifiers, to better explain their semantic and syntactic behaviors In the segment of verbal classifiers, I distinguish between special verbal classifiers and borrowed classifiers according to two semantic features, which different grammatical behaviors are related to I also discuss the collocations between adjectives and nominal/verbal classifiers

Through systematical research on classifiers and the related constructions, the thesis also endeavors to extend the scope of research from classifiers to Chinese parts-of-

speech, in an effort to explain the cogn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which is reflected in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ssues investigated include redefinition of “bounded/unbounded” features of references of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and the continuum of time-space among the three main parts-of-speech It reveals that Chinese parts-of-speech, like most other categories established by human beings, are best viewed as prototypes and non-discrete

汉 语 量 词 的 认 知 探 讨

第一章 绪 论

在回顾量词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将属于语法范畴的量词类与逻辑学中的“量词”区别开来。逻辑学上有一种表示数量的逻辑词，英文名为

“quantifier”，汉语翻译成“量词”。常用的有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前者

词”在语言中的运用加以了介绍和研究，如李英哲（1980）、沈家煊（1985）、伍雅清（2000）、何宏华（2002）等。这类逻辑上的量词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第一节 研 究 回 顾

量词作为一个表量系统，早在中古汉语时期就已独立存在。但由于汉语语法学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逐步建立的，因此作为区别于印欧语言的特色词类，量词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量词甚至没能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身份。不过，随着汉语语法学的逐渐成熟，汉语研究者开始摸索和开拓汉语自身的研究路子。汉语量词因其民族性，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量词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蔚然景观。

§1.1 量词的命名和分类

汉语语法研究开始之前，古人虽已注意到量词与名词的搭配，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汉语语法学建立时才有对量词的初步理论描述。马建忠《马

时，仿效印欧语法中的“Collective Noun”，提出“群名”之说。可见，由于当时语法学研究受西方影响很深，量词并没有独立名称，马氏把量词视

为记数之别称，即名词的一类。

《马氏文通》之后，从 1898 年到 1961 年，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经历文法草创、革新以及普及时期，为量词正名的工作艰难地进行着。

著国语文法》（1924）提出“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

时间内，命名尚未统一。而且，量词仍未取得独立地位，多依附于名词。如：

吕叔湘（1942）称量词为“单位词”，指出“白话里名词之上不能直接加数词，当中必须插一个单位词。”王力（1943）也将量词命名为“单位

人物数量以及行为的次数的区别，无疑将量词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高名凯（1948）最初称量词为“辅名词”，认为它的作用是“给名词一个范围，

可见，这一阶段量词没有独立的词类地位，而是作为附类或小类从属于其它词类，其中又以名词为主。

从 1952 年到 1953 年，《中国语文》连载丁声树的《语法讲话》，这些

论文 1961 年编辑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该书最早将量词从其他词类独立出来。之后不久，《“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正式给量词定名和分类：“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是量词。量词有两种：计算实体事物的是物量词，计算行为动作的是动量词。”（张志公，1997：373）

到七十年代末量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才为人们普遍接受。

再来看看国外汉语研究者对量词词类性质的探索。日本学者芦田孝昭

（1957）称量词为“陪伴词”，认为它是“现代中国语的附属语的一种”。太田辰夫（1987）把量词看作数词的附属词(Numeral Adjuncts)。赵元任最

1

当时较有影响的有黎锦熙、刘世儒（1978）与陈望道（1973）围绕“量词”这 一术语所作的正名之辨。

初称量词为“助名词”（Auxiliary Noun）。（Chao and Yang, 1947）之后，才正式承认量词为独立词类。（赵元任：1968）从七十年代开始，西方语言研究者越来越关注量词研究，代表人物有 Adams & Conklin（1973），Allan（1977）和 Alexandra(2000)。他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语言，而是放眼世界语言。他们根据不同语言对名词的分类方式，将语言分为若干类。汉语量词属于其中的“数词分类词” （Numeral Classifiers）。这一名称目前被学界普遍接受。

在量词定名的过程中伴随着对量词的描写。早期量词研究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描写工作便是量词的分类。各家分类标准不一样，分类的结果不统一。如吕叔湘（1942）和赵元任（1979）分为九类，王力（1943）分为两大类九小类，朱德熙（1982）分为两大类十小类。郭绍虞（1979）特别将修饰形容词的量词单列出来，与名量、动量并列，称为“形量词”。 西方学者的量词分类是针对名量词而言，主要有“Sortal Classifiers”和“Measural Classifiers”两大类。（Alexandra：2000）根据量词的语义特征以及从不同语义角度说明名词的情况，将“Sortal Classifiers”进一步分为五至七小类，如“有生性/无生性”、“形状”、“功用”等。

中外各家的具体分类可以参考相关论著，这里就不再赘述。

§1.2 量词的多角度研究

经过初期定名、分类这一曲折而缓慢的起步阶段，从五六十年代开始，量词研究开始起飞。大量量词研究的论著发表，量词进入多角度的研究阶段。从上世纪中叶至今，量词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量词和量词结构语法语义研究和修辞研究。

早期以描写为主，除了分布在各大语法专著中的量词介绍外，也出现了量词研究的专书词典。专书如胡附《数词和量词》（1984）、郭先珍《汉

陈保存等《汉语量词词典》（1988）、刘学敏等《现代汉语名词量词搭配词典》（1989）。

研究者重点研究了现代汉语中量词及其结构的基本语法功能。量词重叠作为量词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得到了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如宋玉柱

（1990）。他考察了量词类和数词类的相互选择，据此将量词分成基量词和序量词，并总结出三条判断基量词和序量词的规律。此外，吴雅慧（1994）详细分析了数词有限制的数量结构，郭先珍（1996）也探讨了名量词对前搭配数词的语义选择。

量词研究的专书除了对量词的语法语义分析外，通常还有对量词修辞功能的研究。量词修辞功能的研究往往是依附于语法分析。如林万菁《量

冯广艺（2002）以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讨论作家是如何运用量词的修辞功能来传情达意的。张向群收集了大量文学作品中量词的修辞运用语例，

第二，量词和量词结构的历史研究。

对量词和量词结构的历史研究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研究主要考察量词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即历史的共时层面；动态研究则是考察汉语量词的发展脉络，其语法化的历程以及给汉语语法体系带来的影响。静态研究方面：黄载君（1964）考察了周朝甲骨文、金文中量词的应用情况，并以此推测汉语量词的起源和发展；黄盛璋（1961）、刘世儒

（1965）、陈玉冬（1998）则分别研究了量词在两汉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的表现。这类研究覆盖了量词发展的各个时期，为动态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量词的动态研究方面：王连清（1994）系统地研究了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李讷、石毓智（1998）从汉语结构调整的大背景入手，探讨这一调整对量词语法化的促动作用；李艳惠、石毓智（2000）则讨论了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及其对复数标记“们”的制约作用。张谊生（2003）着重讨论了量词“个”进一步语法化发展为助词的过程。量词的动态研究不仅对量词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还从全局角度审视了量词发展和汉语语法结构的互动作用。这种静态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量词的历史发展清楚、系统地展示了出来。

第三，其他方言、语言的量词研究以及和普通话量词的对比研究。 汉语方言种类繁多，但和普通话相比，有影响的量词研究较少，而且大多散见于方言语法特点的分析中。较有影响的专论有游汝杰（1982）对台语量词和汉语南方方言历史联系的探讨，Killingley（1983）对粤语量词句法和语义的系统研究，石汝杰、刘丹青（1985）对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的考察。方言与普通话量词对比研究的论文如：陈垂民（1958）对闽南话和普通话常用量词的比较，黎纬杰（1991）对广州话与普通话名

把多种方言量词零散的材料集中起来，并根据它们的词汇语法表现加以整理分类，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对其他语言量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我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量词研究和境外其他语言的量词研究。前者如紫腾嘉、李学琴（1999）对藏语数量词的研究以及薄文泽（2003）对壮语量词的语法研究。相关的对比研究如王联芬（1987）对汉语和藏语数量词的对比考察，季永兴（1993）对汉语和壮语量词结构形式比较分析以及罗安源（2002）通过比较汉苗两种语言中量词的使用异同来考察汉苗语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罗美珍《谈

篇文章考察了少数民族语言量词的整体面貌，在研究上有相当的价值。 境外其他语言的量词研究以日语和韩语为主，而且通常是在与普通话

对比的前提下进行的，如高桥由纪子、郑懿德（1983）对汉日名量词的比较研究，金大焕（1998）、金珍我（2002）对汉韩语量词的对比考察等。此外，虽然英语中没有量词，而是采用名词结构表量，但也有不少论文讨论英汉表量结构的异同。如李忠民（1988）、王晓玲（2001）等。

第四，量词认知功能以及类型学的研究。

从七八十年代开始，不少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由最开始注重语言现象的描写发展到在描写的基础上，更注重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也更加关注与语言结构相关的外部因素如认知、语用等对语言的影响。反映在量词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Paul Friedrich（1970），Adams & Conklin（1973）以及Keith Allan（1977）最先将认知语义分析引入量词研究。在西方认知语言学的影响下，汉语研究者将认知研究引入汉语，从而为量词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Loke（1983，1996）对汉语形状量词的形状特征进行了心理语言学上的分析；戴浩一、王连清（1990）重点对形状量词“条”进行了认知语义分析；石毓智（2001）总结之前关于形状量词的讨论，提出了制约形状量词使用的数学函数以及形状量词的认知基础。此外，戴浩一

（1992）采用认知语义分析的方法，讨论了汉语方言量词系统的变异。沈家煊（1995）介绍了“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并以此较解释了陆俭明

（1988）探讨的数量词对语法结构制约现象的内在原因，较有说服力。 近些年来，随着类型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语言共性规律得以概括，学界越来越关注这些共性规律背后的认知动因，出现了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相结合并相互促进的趋势。这一类研究有Aikhenvald（2000）对量词的类型学及认知语义的研究；石毓智（2005）对汉藏语系的名词和动词数量格式语序对立这一类型学特征的认知动因考察；张敏（1997）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等。

除了对认知的关注外，也有不少学者关注量词在语篇中的表现和功能。如Li Wendan（2000）通过研究汉语数量词在话语层次上的特点，提出数量词在话语层次上有前后景设置的作用，即把名词词组设为前景，置于明显的地位，以显示它们的篇章显著性。孙朝奋（1994）从话题的重要性和出现位置对汉语数量词的语篇功能进行了考察。此外，陆俭明（1988）详细探讨了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列举了一定要有数量词语以及

排斥数量词语的各种句法结构。这些研究启示我们：语言是一个有机系统，各个结构之间彼此关联，互相制约。量词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篇章/话语息息相关。因此量词研究也应秉持一种联系的观点。

综观量词研究，可以发现：从研究方法上看，量词研究由以描写为主，转为在描写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从研究范围上看，量词研究极其广泛，覆盖古今中外的量词词汇、语义、语法以及修辞研究。上面介绍的四类研究成果，它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而言之，随着汉语研究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语言学的发展，量词研究正不断向前推进。

近几年来，数量问题的研究领域还有一个新的尝试，即将量词、名词、动词、形容词中的量的现象集中加以研究，建立汉语的量范畴系统，进而探索数量范畴对相关语法现象的制约作用。如李宇明（2001）总结之前量研究的成果，提出量的六个次范畴：物量、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级次量和语势。这是汉语数量范畴宏观理论建构的一个积极尝试。可以预见，量范畴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将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具系统性，也有助于发现和重新解释语言现象和规律。

第二节 研究目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动机和目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量词研究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仍旧存在一些问题。整体来看，存在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是，现代汉语量词的研究比较分散、孤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个“纲领”将看似无关的独立研究联系起来。拿量词和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组合来说，名词数量结构、动词数量结构以及形容词数量结构的独立分析很多，但基本上还没有对三类结构所反映的量词结构的整体框架、三大实词类之间关系以及它们背后的理据进行系统研究。正因为之前的研究缺少这种系统的、全局的视角，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量词研究对研究三大实词类之间的关系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文是弥补这一方面研究不足的一次尝试。我们在广泛收集、阅读、

究的深度不够，但笔者努力把主要观点放入框架中，剔除枝叶，尽量使整个研究看起来井然有序，简洁明了。我们衷心希望本文的研究对量词研究乃至词类研究都能有所贡献。

§2.2 理论基础

从汉语语法学诞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语研究主要处于对语言现

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因此，随着语言学科的发展，必然要求对已描写的语言现象加以解释。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解释语言现象的语法理论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形式主义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代表。该理论认为语言结构受人类语言结构固有的规则控制，语法是任意的、自主的形式系统，因此，完全可以从语言结构内部去寻找解释，而不必考虑语言结构外的因素。很显然，这种解释是封闭式的。与此对立的功能主义则认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其结构是语言为了达到信息交流目的而自我调整发展的结果。语法不是任意的、自主的形式系统，而是对现实的符号表达。因此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外部去寻找解释，如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人的认知方式等都是功能语言学重点考虑的因素。很显然，这是一种开放式的解释。

本文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语言观。在功能主义的大本营里，根

1、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根据某一语法单位在其所属的整体或局部的语法系统里的组合与聚合功能来寻求对其功能的理解。

2、语用功能主义（Pragmatic Functionalism）：理解句法单位的多重功能并借此解释它在不同的篇章/话语层面上的不同意义和用法。

3、认知功能主义（Cognition-Based Functional Grammar）：试图找到作为某一特定语言的语义结构，因而也是其句法结构的基础的认知范畴。这一框架是由戴浩一和薛凤生（1989）提出来的。它一方面关注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另一方面，以认知为基础的，关注植根于不同文化环境的语言社团对物质世界的概念化。

本文以量词和三大实词类的认知分析为主，同时从量词和名、动、形组合中寻求对量词功能的理解。我们认为，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先天的、独立存在的，而是和人的一般认知能力如感觉、知觉、归纳、分析、推理等能力紧密联系、互相促进。语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世界通过人的认知在语言中的投影。因此，通过了解人的认知方式，可以进一步把握语言结构；通过对语言结构的探讨，也有助于探索人脑这个“暗箱”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将会发现，人类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量词和三大实词的组合面貌。同时，量词和三大实词组合的各种表现也再一次证明了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把握现实世界的最重要的两个认知领域。

除了借助认知语言学的各种理论解释量词现象外，我们也将参考类型学、认知心理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支持认知上的解释。

§2.3 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描写历来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镇“学”之宝，也是做任何语言研究的起点和基石。语言学之所以后来会向解释方向发展，也仰仗于之前结构主义学者们辛勤细致的描写工作。没有描写的解释只能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因此，我们提倡解释，并不能否认描写。同时，只有描写，而没有解释，学术研究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而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要把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在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在描写语言现象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所描写的现象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和解释。

第二，共时和历时相结合。

索绪尔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是出于研究需要的一种人为切分。其实，任何语言现象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它和同一时期的语言现象处于共时层面，同时又和它之前的语言现象处于历时层面。共时的状态往往是历时发展的结果，因此，共时角度和历时角度虽然研究的是不同的问题，但可以互相印证、补充。本文第二章就是对汉语量词在世界语言范围内的共时层面和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历时层面的整体定位。此外，在讨论借用名量词、借用动量词以及“V 一 V”结构时，也考察了它们的历史发展轨迹，以期更好地解释共时层面的现象。

第三，典型性与连续观。

上面第二点谈到的共时和历时的结合，实质上也是一种静态和动态的结合。另一种静态和动态相结合表现为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共时层面的语法现象。如用连续性的观念来研究词类。传统词类理论建立的词类是离散性的。而连续性的观念则认为“某种或某些语法的或/和语义的性质，为若干个词类所共有，但是，不同的词类和一个词类内部的不同小类，所具有的这种或这些语法的或/和语义的性质，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从而表现为以程度强弱为序的词类连续统。”（李宇明，1996）这种观念的理论基础是Wittgenstein(1953)提出的“家族相似性”说（family resemblances）。既然

方法，打破已有的词类界线。本文量词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则是通过量词和名、动、形组合的表现，考察三大实词类之间的连续统。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坚持静态和动态的结合。

§2.4 论文框架

本论文共六章。第一章回顾从汉语语法学建立至今量词的研究概况，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结构布局。

第二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共时和历时两方面为量词的语法地位加以定位。不仅梳理了量词发展的脉络，而且还从类型学的角度说明了汉语量词是世界名词分类系统中的数词分类词，而且非汉藏语系所独有。 第三、四、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界定了事物、动作行为以及性质状态的“有界”和“无界”，详细讨论了量词和名词、动词、形容词

的组合情况，并分析了量词组合所反映的汉民族对名、动、形的认知方式。 第六章将总结本论文的主要论点、研究的价值以及研究展望。

第二章 量词的语法地位

在绪论部分，我们回顾了汉语量词的研究概况。这一章，我们将进一步介绍汉语量词在当今世界语言的共时层面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发展的历史轨迹。如果以共时轴和历时轴为基础建立坐标系，那么，本章的任务就是确立量词在这一坐标系中的位置。

第一节 量词的共时地位

汉语量词种类丰富，使用频率高。除了各种量词语言普遍共有的度量衡量词以及借用量词外，汉语中还有能体现汉语特色的、修饰个体单位的量词。正因为如此，早期从事现代汉语研究的学者通常认为量词是汉语独有的现象。如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就曾指出：“量词的种类

=国语的特点。”汉语量词的特色当然毋庸置疑，但若从世界语言的整体情况来看，汉语量词并不是孤独的，而是有它自己的“团队”归属。 普遍语法研究总结出了人类语言名词分类体系，从给名词分类的角度来定义量词，称量词为“分类词”（Classifier）。综合 Aikhenvald(2000)，Allan(1977)和 Craig(1990)的研究，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种分类词：

（1）一致性分类词（“Noun Classes”or “Concordial Classifers”）：

它与“性”(gender)这种语言现象联系在一起。分类词通常为名词的前缀，如许多非洲语和印欧语属于这种类型。

（2）名词分类词（“Noun Classifiers”）：

它与名词的关系最密切，其存在不依赖于名词词组的其他成分，如数词、指示词或领属语。主要分布在澳洲。

（3）数词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s”）：

在许多表达数量的格式中，与数词共现。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语言中，如汉语、日语、韩语、泰语、缅甸语、越南语、高棉语等。

（ 4 ） 领 属 格/ 关 系 格 分 类 词 （ “Possessive Classifiers” or “Relational

Classifiers”）：依附于领属定语，如密克罗尼西亚土著语(Micronesian)。

（5）动词分类词（“Verbal Classifiers” or “Predicate Classifiers”）：

对动作所涉及事物的论元角色加以分类，如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纳瓦霍语(Navajo)。

（6）指示词分类词（“Locative and Deictic classifiers”）：加在处所格式的指示词上，如南美洲 Toba 语。

汉语中的名量词黏附于数词，不但表达名词的数量，还可以“表示名词所指事物的明显的或规定的特征”(Allan 1977:285 )，它和日语、韩语、泰语、缅甸语等语言中的量词一样，属于数词分类词（Numeral Classifier）。

在所有量词型语言中，数词、名量词和名词之间的语序主要有四种情况:（Aikhenvald, 2000）

（NUM：数词； CL：量词；N：名词）

（1）[NUM-CL]-N: 汉语、越南语、闪族语、孟加拉语等。

（3）[CL-NUM]-N: 伊比比奥族语（Ibibio），Kiriwina (Oceanic)

（4）N-[CL-NUM]: Louisiade Archipelago (Oceanic)，Bodo

前两种语序最常见，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在汉语量词中表现很明显。除了上述四种语序外，数量名三类词可能的排列组合方式还有CL-N-NUM 和 NUM-N-CL。这两种语序中的量词并不黏附于数词，而是被中间的名词隔开。Greenberg(1975)认为这两种情况不存在。事实上是存

在 CL-N-NUM 语序。例如壮语中有这样的例子：（薄文泽，2003）

tu2 mou1 deu1 ko1 fai4 deu1

只 猪 一 （一只猪） 棵 树 一 （一棵树）

量词型语言中，名词和动词数量短语的基本语序有着较整齐的对应规律。石毓智（2005）统计了 47 种汉藏语言，除了傣语等 5 种语言外，名词和动词数量短语的语序之间存在着如下对应规律：

如果一个语言采用了“数量 + 名”或“量数+名”格式，它就有“动 + 数量”或“动 + 量数”格式；如果一个语言采用了“名 + 数量”或“名 + 量数”格式，它就有“数量 + 动”或“量数 + 动”格式。即：名词和动词数量短语之间的语序基本上呈互补分布。

如藏语中，名量短语为“名+量+数”结构，而动量短语则为“量+数+动”结构。（紫腾嘉、李学琴，1999）韩语中，名量短语为“名+数+量”

此时，数词和名词不需要通过量词就可以直接组合。这和现代汉语中数名之间必须通过量词连接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说明了量词并不是汉语

2

数量结构后置的几种情况，如“强调名词” 、 “强调称数成分”等。具体见郭绍 虞（1979，29-30）以及刘世儒（1965：45）的详细讨论。

最初的表量手段，而是在汉语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的，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产生发展过程。

现代汉语量词系统中，各类量词的发展也是不均衡的。其中，度量衡

事物的量，而且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我们本部分重点讨论的名量词不是这批表量的量词，而是具有汉语特色的、计量个体事物的量词。

据刘世儒（1965）考察，个体量词在甲骨文中只有一两个，金文中只有三到五个。如：

（8）凡用即舀田十田，人五夫。

（9）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

（10）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 孚车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

回响结构为量词结构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了雏形。到春秋战国时期，个体量词的数目虽然仍有限，但使用频率相对增加。如：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时期，量词迅猛发展。据刘世儒（1965）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的数量已发展至一百多个。而且，量词的分工进一步

明确，并开始固定下来。李讷、石毓智（1998）对这一阶段的代表文献《世说新语》和《敦煌变文》的考察进一步发现，伴随着量词的发展，“数+名”结构逐步式微，开始让位于量词结构。

这一阶段量词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名量结构的语序开始发生变化。据王力（1989）考察，从汉代开始，个体量词开始前置于名词。即“名+数+量”开始向“数+量+名”过渡。如：

（21）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史记·大宛列传》）

（22）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史记·货殖列传》）

此时，“数+量+名”还不普遍，前置量词和名词之间插入“之”的结构仍常出现。如:（黄盛璋，1961）

§2.1.2 动量词

上古汉语动词数量表达只有“数+动”格式，语序与名词数量表达是一致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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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绍新（1989）研究，数量结构用于抽象名词最早见于唐代。到宋代，修饰 抽象名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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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也有一部分数量结构后置的情况。可参考郭绍虞（1979：29-30）以 及刘世儒（1965：45）的具体分析。

有关现代汉语中名词和动词数量格式对立的原因，石毓智（2005）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语法性质具有本质的差别，在语言表层表现为采用

即“数量”部分是名词数量表达式的核心，而“动词”部分是动词数量表达式的核心。我们比较赞同语法性质上的原因，而“核心 + 附加”的组织原则，我们认为仍有待商榷。

这两种数量结构语法性质上的差异不是由来如此，而是汉语结构调整的产物。当时的汉语发展的情况是：第一，动补结构发展成熟。第二，汉语体标记系统建立。其中，体标记的建立又和动补结构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这一语言大环境下，动词数量结构逐步后置于动词，计量动作行为到某一时间位置已经完成的量，起着一种广义体标记的作用。与此同时，句子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的谓词性成分的句法位置的削弱及其消失，导致名词数量结构前移作定语，发挥修饰功能。于是，名词和动词数量结构的对立形成。

§2.2 个体量词起源的推测

以上简单勾勒了汉语量词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个体量词的起源，学界仍有不少的推测和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语音动因”说。

Erbaugh（1986）通过研究成年人交际和儿童语言习得中的汉语数量词，提出汉语量词的产生是基于话语信息的需要而非纯粹由语法演变所激发的。她认为随着同音词的增加，汉语越来越需要量词，通过量词标记的作用给中心名词分类增加名词的信息量，从而将其与其他同音词区分开来。此外，她还进一步假设汉语中的量词不是汉语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在分化同音词的需求下，从泰国借入的。郭绍虞（1979）也认为个体量词的产生是为分化同音词或音近词，减少歧义，同时还可以通过双音化起到调

汉语个体量词，萌芽于先秦，稳步发展于魏晋至唐宋，牢固建立于宋元之际，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汉语双音化趋势迅速发展的时期。因此，石毓智（2003）也认为汉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的背后有一个双音化趋势的促动。 语音动因论还得到了民族语言学研究的证明，戴庆厦通过对多种藏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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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1979）把个体量词所起的分化同音词以及调剂音节的作用归于修辞的 需要。

语言的调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戴庆厦，1998：60-68）

一、个体量词发达的语言，基数词是单音节或多数是单音节的，量词也是单音节，数词和量词共同组成双音节使用。如：彝语、哈尼语、阿昌语、载瓦语、普米语等。

二、个体量词不发达的语言，其基数词都是双音节或大多是双音节的。如：景颇语、珞巴语等。

这一结论揭示了音节数目和量词之间的制约作用。可见，语音因素不仅是汉语量词产生的动因，而且还是量词型语言中量词产生的普遍动因。 2、“个体化”说

这种观点以戴浩一（2000）为代表，他从语法角度出发对量词的存在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汉语中的名词是指物质，因此不可数。要记数，则需要把物质离散成可数的个体。数词后的量词正是起到个体化前一个名词所指物质的作用。也就是说量词通过其个体标记的作用，进而表达数的概念。

既可以是 120 人（60 耦），也可以是 300 人（60 伍），甚至更多。

3、 “记忆需要”说。

游顺钊（1988）提出量词的产生是源于语言上记忆需要。他认为甲骨文与金文中的量词原型——“回响量词”在语义上不提供新的信息，但在语法上都有潜在的前指替代作用，这是一系列记忆制约所产生的结果。尤其是表达数目的汉字较长时，后面总随有量词，更体现了这种语言上的记忆需要。

以上介绍了三种比较有影响的解释。此外，李先银（2002）对个体量词产生原因的分析也很有价值。他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语言范畴化的结果；二、汉语整体特点的规约；三、汉民族的认知视点。我们认为

这三方面之间是一种“果”和“因”的关系，现将它们概括并加以分析如下：

第一，汉民族在认识物质世界时，事物及其数量特征是分开来单独认知的，即：在确立概念的内涵时，不会考虑到概念的数量特征。反映在语言上，汉语有名词和量词两个系统分别表示概念和数量。这就与只用一个名词系统来表示概念和数量的印欧语言形成了认知上的根本区别。

第二，汉语是孤立语，它所表示的广义形态是通过词与词的相互关系，即词与词的结合来表达的，词本身没有屈折变化。汉语的这种特点也决定了汉语在表示事物的数量时，是通过词与词的相互关系实现的。

第三，度量衡量词、容器量词和集体量词最先出现，一般是用来表示集体事物的量。而对于个体事物，最初并没有相应量词。语言范畴化要求它们达到形式上的一致。量词对于集体事物而言不可或缺，但对于个体事物而言可有可无。于是，语言范畴化的类推作用力的方向是由集体事物向个体事物扩展。个体量词在度量衡量词、容器量词、集体量词表量格式的促动下产生。最初个体事物是依靠回响量词填补数词后的空位，以形成与集体事物相同的表量模型。但是这种回响量词表示的仍是与名词相同的旧信息，造成语言信息冗余，很显然不是适合语言发展的长久之计。后来随着语言发展，个体量词逐步产生，最终取代了回响量词。与回响量词相比，个体量词本身负载新信息，因此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中保留下来，随语言的发展而壮大。

李先银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个体量词产生的原因。不可否认，一种新的语言现象的产生，是语言内部系统调整以及语言外部诸多因素共同促动的结果，而不是单一因素推动的。

名量词产生之后，促使了动量词的产生，而名量词自身的功能也在发展变化中。

§2.3 小结

以上我们分别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对汉语量词进行了大致定位，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共时上：

2、动量词在名量词发展的推动作用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之后随着“数+量+名”语序成为名词数量结构的基本语序，动量结构的基本语序开始固定为“动+数+量”。

第三章 名词与量词

第一节 名词的分类

§1.1 事物的无界和有界

每一种语言的名词都有数量的表达。根据类型学的研究，世界上的语言主要有两种表达名词具体数量的手段：复数标记和量词系统。两者的分布是互补的：凡是有复数标记的语言一般不需要量词，凡是有量词的语言

传统语法里有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之分。在英语中表现为能不能加复数标记 “-s”，汉语则表现为能不能直接用数量词修饰。名词可数与不可数的对立主要来源于名词所指的事物在“有界”和“无界”上的对立。Bloomfield（1950）在讨论英语名词的分类时，首先使用了“有界”和“无界”这一对概念，并区分了“有界名词”(bounded noun )和“无界名词”(unbounded noun)。8之后，Langacker（1987：58-63）在论述英语的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时也注意到了这种有界和无界之间的差异。Langacker 认为，有界事物不仅包括点、线、圆、三角形、长方形等二维空间事物，以及球体、立方体、圆柱体、圆锥体、棱锥体等三维空间事物，还包括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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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学的这一结论来自 Chierchia(1996, 1997)，转见于李艳惠、石毓智（2000） 。 李、石二人通过对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和“们”语法化的研究，认为汉语兼有量 词系统和复数标记“们” 。这种和世界语言一般规律不一致的现象是汉语历时发 展的结果：在量词系统还未成形的早期汉语里，存在附着于名词上的复数标记， 如“们”。后来随着量词系统逐步建立起来，“们”的发展受到了制约，量词逐 渐取代“们”作为计量的手段。“们”表示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复数的作用得以 保留下来，但它不能和量词结构共现。由于“们”的适用范围有限，因此量词系 统仍是汉语名词表量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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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field 先根据冠词的有无，将英语名词分为专有名词（Names）和一般名 词(Common Nouns)。一般名词又分为有界名词（Bounded nouns）和无界名词

（Unbounded nouns）。有界名词单数形式需要有冠词“a” 或“the”修饰。无界名词 又分为集合名词（Mass Nouns）和抽象名词（Abstract Nouns）。

没有物质上的界限的事物，例如片刻、时期、一月、星期二、小时、月、年等。这些名词表示的事物在时间上是有界限的。此外，表演一出戏所涉及到的幕、场景、中场等名词表示的事物也都是有界限的。

沈家煊（1995）将 Langacker 对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区分总结为以下三点，并运用这一区分讨论了汉语中数量名结构对句法的制约作用。

异质的（heterogeneous）。例如水，不管怎么分割，分出的任何一部分都仍然是水。相反，一张桌子是由不同的部分（桌面、桌腿等）组成的，把桌子分割的结果可能不再是一张桌子。

（Expansibility/Contractibility）；因为有界事物具有异质性，所以没有伸缩性。水加上或减去一些水仍然还是水，一张桌子加上或减去一张桌子就不再是一张桌子。

（non-replicable）。可以有一张桌子，两张桌子，三张桌子，……

n 张桌子，水没有这种可重复性。

Langacker 有关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研究对英语中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具有很强的解释性。但若直接引入到汉语研究中来，解释性在一定

同质的，英语中的相应事物 “paper”, “bread”, “meat”是不可数名词，而在

“一块肉”。可见，同质性不能区别汉语中的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此外，Langacker 定义的无界事物还包括了抽象事物，外延很宽。我们认为，抽象事物自身并无物理界限，有界只是在认知过程中，认知赋予的心理有界，其认知机制要与具体事物分开来加以分析。因此，本文中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都是指具体事物。我们认为，在汉民族的认知中，事物边界的相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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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边界可以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化。 “相对固定”则不考虑这种外力作用导

以具有固定边界。因此，在汉民族的认知中，它们是有界事物，可以受个体量词修饰。

无界事物的边界是不固定的，具有流动性或可变性，如气态、液态以及粉末状事物。不管它们内部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在汉民族的认知里，都属于无界事物。一般没有个体量词，经常用度量词、借用量词或不定量

词表达数量。

沈家煊（1995）认为：“汉语中的有界事物能受个体量词修饰，而无界事物没有自己适用的个体量词，只能使用度量词、借用量词或不定量

才能成立。通过下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有一批名词不能受任何量词的修饰。因此，我们接下来将尝试探讨其背后的原因。而表示无界事物的名词虽然大部分没有自己适用的个体量词，但它们仍能受借用量词修饰，这一现象能给我们有关量词功能的一些有意思的启发。

首先是名词受量词称量的可行性。有不少研究者已指出专有名词不能受数量词修饰，然而在对一般名词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一般名词，也有一部分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我们把可以受数量词修饰的名词叫作

致的变化。

“可量化名词”，与之相对的不可受数量词修饰的名词叫做“非量化名词”。于是，从能否受数量词修饰的角度出发，名词可分为“可量化名词”和“非

“附近”等词，乍一看去，其单一性不如其他词明确，但我们在理解时，仍然是把它们的所指看成一个整体。如“内地”，指的是“距离边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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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者将这类词从名词中分化出来，设立“处所词”和“方位词”两类。 如俞世汶等（1998）。

而表示时间位置的词中，有一部分能够受数量词修饰，有一部分则不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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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语法书将不能受“数+个”修饰的准量词如“天” 、“夜”、“年”、 “分钟” 等归入量词类，如俞世汶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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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前加星号*，表示不成立。下同。

称对方”，所指都是相当明确的。此外，加减乘除法则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存在第二套名同实不同的法则。

以上六组，虽然它们表现形式各异，但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名词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特点：本身含有量的表达，表达的量或范围是有定而且是唯一的。因此，它们不需要也不能够再借助数量词称量。借用数学上集合和元素的概念，非量化名词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名词代表的集合中有且只有一个元素，

X={x1} 如前面所讨论的除第四组外的大部分名词都可以由这个集合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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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名+量”结构前提是表示总括的。有些“名+量”结构不表示总 括，如“花朵” 、 “信封” 、 “房间”等，它们可以受数量词修饰。

如：“北京”={北京}。

另一类是名词代表的集合所包含的元素是特定范围内全部元素的总和。

X={X1+ X2 +X3 +……+ Xn}（n 为任意自然数） 这类名词主要是指第四组中的名词，其它组也有部分名词可以用此集合式来表述，如：

“当代”={1978 年+1979 年+……+今年}

“历届”={第一届+第二届+……+第 n 届}

“四季”={春+夏+秋+冬}

上面我们讨论非量化名词的基本情况，它们的数量远少于可量化名词，而且绝大部分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和可预见性，因此不会影响到名词受数量词修饰这一重要语法特点。我们接下来讨论名词的主体部分——可量化名词。

§1.2.2 可量化名词

根据前边的定义，可量化名词是指可以受数量词修饰的名词。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可量化名词和上面已讨论的非量化名词在集合式表述上的差异。以“人类”和 “人”为例。

“人类”={人1+人2+人3+……+人n } “人”={人1，人2，人3……人n}

“人类”指的是所有人的总和，范围是有定而且是唯一的。而“人”可以指集合中任何一个元素，因此所指不是唯一的。再如：

（3）张先生来找过你。

（4）一位张先生来找过你。

“X1, X2 , X3 ……Xn”是“X”外延中的所有元素。数量词“n+量词”的基本功能就是指出可量化名词外延集合中的n个元素，并将这n个元素和同一集合中的其它元素分离开来。由于这n个元素可以是集合中的任意n个，因此数量名结构表无定。

下面，我们来具体探讨修饰可量化名词的量词——名量词的情况。

第二节 名量词的再分类

对汉语名量词的再分类 ，国内不同学者的分类角度和分类层次都有差别。有的从量词来源角度，有的从量词本身的语义角度，有的从名词、量词之间的搭配关系角度对汉语名量词进行再分类。少则两类，多则七八

以及不表量，而只是根据事物的形状、功用等来修饰个体事物的个体量词。上世纪中叶陈望道（1973）和黎锦熙、刘世儒（1978）有关量词名称的讨论，也就是由于这两类量词的存在引发的。

（7）略依物件的形状，（8）几个一般性的单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