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ess patterns of dissyllabic words in beijing dialect

BY RESEARCH IN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KU 2011... 3 ACKNOWLEDGEMEN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中 文 系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1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中 文 系

北 京 大 学 中 国 语 言 文 学 系

双 学 位 硕 士 （ 研 究 ） 毕 业 论 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OUBLE DEGREE M.A BY RESEARCH

IN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KU

2011

3

ACKNOWLEDGEMEN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s, Professor Wang Yunjia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Dr Xu Zheng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re It was their guidance and advices that instructed me to finish this thesis Professor Wang Yunjia introduced me to the magical field of phonetics, offering countless sugges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complishing this paper Dr Xu zheng supported this the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onology, with many insightful advices when I spent one semester study in Singapore

Also, I would like to give my thanks to all the faculty members who have offered me help when I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both two departments

4

北京话双音节词重音研究

摘 要

汉语语言学界一直对北京话是否存在词重音这一问题存在争议。 争议集中在北京话的非轻声双音节词中，重音模式是否相同，是否存 在左重式、右重式、乃至等重式等重音模式类型。本文设计了 2 个独 立实验：词重音声学关联物测定实验和词重音自然度感知实验。在词 重音声学关联物测定实验中，通过对 8 位发音人各 96 个双音节语音 样本的听辨，试图寻找北京话母语者对不同重音模式的敏感度、以及 不同重音模式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在词重音自然度感知实验中，通过

修改 32 个双音节词的声学参数，合成了 32 组分别具有左重和右重两 种重音模式的双音节词对。根据 16 位听音人的判断结果，试图确定 北京话双音节词中是否真实存在左重和右重这两种重音模式。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一、 词重音声学关联物测定实验结果

1 北京话中，对重音模式的听辨贡献最大的是音节最高点音高、调 域范围和调型。时长和音强的改变只能影响重音模式的完美度， 并不影响重音模式的判断。

2 北京话双音节词中含上声的声调组合，只需考察上声音节的调型 和拐点后升幅即可判断其是否为重读音节；阳平和去声相连的声 调组合，判断重音模式需比较前后字相对调域；其他声调组合，

5

均可通过比较前后字最高点音高区分右重和左重；

二、 词重音自然度感知实验结果

1 北京话词重音系统中，存在重轻式（轻声）、重中式（左重）、重 重式（等重）和中重式（右重）4 种不同的重音模式。

2 在实际语言中，左重式的出现频率较低。等重式的出现频率较高。

关键词：词重音、轻重格式、左重、右重

This paper conducts two distinct experiments to test these abov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phonetic samples uttered by 8

to tone patterns Listening experiment indicates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stress patterns in dissyllabic words in Beijing dialect, high-low,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as light syllable, high-medium, high-high, medium-high

Keywords: word stress, stress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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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文献综述 9

1.1 轻声词的声学特征及其范围 10

1.1.1.轻声词的声学特征 11

1.1.2.轻声词范围的限定 16

1.2 北京话词重音相关问题 19

1.2.1.语音学角度 19

1.2.2.音系学角度 35

2 词重音声学关联物测定实验 37

2.1 实验设计 37

2.1.1.录音 37

2.1.2.听音 43

2.1.3.数据分析 43

2.2 实验数据分析 45

2.2.1.左重结果统计 45

2.2.2.按词看轻声、非轻声左重和右重的差别 46

2.2.3.按声调组合看轻声、非轻声左重和右重的差别 68

3 词重音自然度感知实验 122

3.1 实验设计 122

3.1.1.录音 122

3.1.2.数据修改 122

3.1.3.听音 123

3.2 结果分析 123

4 结论 125

5 参考文献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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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双音节词重音研究

1 文献综述

词重音可以被看作是印欧语的典型特征之一。然而作为汉语方言之一的北京话是否具有词重音，汉语语言学界却一直未得出统一的看法。根据《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重音（stress）指的是“某些语言中出现在某些音节上的一种突显

（prominence）”。并且“本族语使用者和语音学家通常觉得很容易决定哪些音节具有重音”（参见《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语文出版社 2000 年译），第 248 页）。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判断一种语言是否具有词重音，应在两个方面得到验证：一是找到声学数据上的依据；二是找到母语者心理上的依据。

通过整理以往几十年中各家学者的研究结果，我们将词重音及其相关问题拆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北京话中是否存在词重音。北京话中存在轻声词，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北京话的不含轻声音节的双音节词中，是否还存在着类似于英语词重音一样的音节之间的重度差别？换言之，不含轻声音节的双音节词，其前后两个音节是否存在重度差别，这就是研究北京话的词重音问题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北京话非轻声双音节词中前后两个音节是不一样重的，并且这种不一样重，一方面能够在声学数据上得到体现，另一方面还能在母语者的语感中有一致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北京话是有词重音的。

这样一来，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是，如果北京话有词重音，那么在非轻声双音节词中，词重音的位置是固定的，如法语，还是不固定的，如英语1？如果固定，是左重还是右重？如果是不固定的，何时为左重，何时为右重？

如果无论是声学数据还是母语者的语感都证实非轻声双音节词存在左重和右重两种表现形式，那么下一层的问题就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1

尽管对于英语这样有词重音的语言，每个词的重音位置在母语者中是有着高度一致的，即每个词的 重音位置母语者是不会有争议的。在这一点上，北京话的词重音问题既然至今争论不休，就意味着在母语 者中并没有形成显而易见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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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成为近八十年来各家学者争论所在。本章逐一针对这些问题综述学界的各种看法。并且，鉴于界定轻声词的范围是讨论北京话词重音的前提，下文中会首先回顾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讨论词重音之前，首先需要界定是研究对象：普通话，还是北京话。以往学者对词重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类发音人，一类是地道的北京人；另一类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实验语料的不同，一类是引导发音人（地道北京人）说日常口语中的句子；另一类是引导发音人（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朗读新闻题材的文本。基于前者的研究往往冠名以“北京话”词重音研究，而基于后者的则往往是以“普通话”为标题。

基于以下两个原因，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定为北京话。

首先，词重音是一种口语现象。毋庸置疑，词重音作为一种语音形式，源自于人们口头表达中的节奏韵律变化。标准的、地道的北京语音存在于北京人的日常口语之中，标准的、“地道的”普通话却只存在于新闻播音中。新闻播音虽然也是口头说出的，但是就其内容来看，并非真正的口语，而是对书面语的一种朗读。

其次，从寻找发音人的角度来说，北京话的母语者显然比普通话的母语者更容易寻找和确定。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基于普通话词重音的研究的文章，所请的发音人也都限定为北京人。与其让这些北京人一板一眼地念书面化的文稿，不如研究他们在日常口语中的真实发音。后者更能体现词重音在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下的表现。

1.1 轻声词的声学特征及其范围

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不断提及“非轻声双音节词”这一概念，强调北京话词重音问题的研究对象是非轻声的双音节词。这样一来，如何确定“非轻声双音节词”的范围是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反过来是，如何确定“轻声词”的范围。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对轻声词的研究一直占据了语音研究的重要位置，但是直到今天，“轻声词”的范围依然没有明确的定论。非但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字典和注音读物上的标注也都各不相同，而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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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甚大。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对以往轻声词的研究成果做梳理，重点放在如何确定轻声词的范围这一问题上，尤其是能否找到形式化的将轻声词区别于非轻声的声学依据。

1.1.1 轻声词的声学特征

对轻声词的特征描写，最初是以语音学家的听感作为依据的。人们最初注意到的是轻声音节调值上的特征。

按罗常培、王均（1957），北京话双音节轻声词和非轻声词最大的不同在于，后字短促，其调值由前字决定，具体调值如下：

1 阴平后的轻声字读半低调（2 度），如“他的”；

2 阳平后的轻声字读中调（3 度），如“谁的”；

3 上声后的轻声字情况两分：

a) 若后字本调不为上声，则读半高调（4 度），且前字读为半上，如“我的”；

b) 若后字本调也为上声，则情况又两分：

i 变化同上，前字变为半上，后字为稳固的轻声，读半高调（4 度），如“耳朵”；

ii 前字变为阳平，后字上声稍轻，但其调型约略保持（一般低于 4度），如“小姐”；

4 去声后的轻声字读低调（1 度），如“坏的”。

随后，随着实验手段的介入，语音学家开始尝试使用声学仪器对轻声音节的特征做更加详细的描写。林茂灿等（1980）讨论了 29 对前字完全同音，后字有重读轻读之别的双音节词的声学表现，如“东西”和“东•西”，并从各项声学参数入手，探讨了轻声词的声学性质。实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单念还是嵌入句子中，轻声词后字的时长都明显缩短，约为重读时该字时长的一半左右。轻声词后字的能量比重读时少。轻声词后字的音色和重读时有明显差别，主要表现为单元音韵母向央元音移动。

在音高方面，他们的实验结果和以往人们的语感有些差别。以往由于轻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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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过于短促，人们往往听不出其调型，只能以调值相代。但是林等的实验结果显示了调型上的特征。尽管受限于发音人数目（一男一女 2 人），得到的结果存在细微的不一致性，但大体说来，轻声词后字的基频音高完全取决于前字（男女发音人的表现略有不同但差别不大）。总的说来，在平声后表现为短促的高降调（阴平后为 41，阳平后为 51），在上声后表现为短促的高平调（44 或 33），在去声后表现为短促的低平调（21）。这和之前学者的听感判断稍有不同。

由于林茂灿等（1980）是通过对比轻声词和其相应的正常重音的双音节词的声学表现来发掘轻声词的声学特征的，因此其研究对象仅限于北京话中的“辨义轻声”，即依靠轻声来区别词义的双音节词对。而根据曹剑芬（1986，1995），，除了“辨义轻声”，还有一种非对比性的轻声，如“瞧瞧”、“姑娘”，并较辨义轻声数量更多。因此曹的实验以一男一女两个发音人所发的各二百多个轻声词为材料，重点讨论非对比性轻声词中后字的声学特征。受限于篇幅，我们并没能看到这二百多个词的具体内容。

在音强方面，曹的结论和林等（1980）类似，即轻声音节的音强不一定比前一音节弱，并且由于男女发音人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更表明音强对“轻”这一性质的贡献不大。

和林等（1980）一样，曹同样发现音高，尤其是调型的表现在轻声音节中较为一致。她进一步将轻声音节的调型归为两类：一种是阴平、阳平和去声后面的中降调；一种是出现在上声后面的中平调。并指出调型的特征在轻声听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值得注意的是，和林等（1980）的研究结果一样，上声后的轻声音节起点音高并不比其他几声后的高，这罗等（1957）的听感判断不同（认为上声后的轻声音高最高）。因此，曹又对叠字型（如“妈妈”）轻声词的音高做了统计，结果显示，轻声音节收尾点的音高值决定了人们听感上的高或低3，也就是说，尽管轻声音节共享的声学特征很多，但是收尾点的音高值尤其易为人们辨认。这说明当前字声调不变时，改变后字音节结束点的音高，能够改变该轻声词在听感上的自然度。

2

据曹（1986） ，林焘（1983）所发现的将轻声词“大•爷”的后字人工缩短之后，听成轻声的比例反 而下降，正是说明了调型对听辨轻声的重要性。

3

听感上的高或低，指的是之前的非实验研究中人们的普遍主观感受，如罗常培、王均（1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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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曹还着重探讨了轻声音节元辅音的特点。包括清辅音浊音化、擦音或塞擦音缩短并强频区下降、爆破和乱纹减弱甚至消失；单元音向央元音靠拢、复合元音动程缩短；鼻音尾消失转化成元音的鼻化色彩。

和林等（1980）一样，曹的实验也证明，虽然轻声音节都有不同程度的时长缩短，但是音节时长短并不是轻声音节的标志性特征，对听辨所起的作用有限。 王韫佳（1996）得到的结果与林等（1980）接近：阴平后轻声音节调值为 41，阳平后为 52，上声之后为 33，去声之后为 21。可以看出，轻声音高变化的幅度小于非轻声，这样的结果也与前人所提到的轻声从听感上动程缩短的特征相一致。同时，王韫佳还从音理上解释了这种轻声音节与其前非轻声音节音高组合上的合理性。她指出，由于阴平有下降的调尾（参见吴宗济、林茂灿，1989，第

158 页），其后轻声的起点音高相对略低；而阳平是升调，导致其后轻声的起点音高最高；去声是降调，使其后轻声的起点值最低。上声情况稍微特殊，由于上声本身是低调，而两个低调相连在北京话中是不完美的组合（连上变调即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上声后的轻声音节刚好是上声音节升尾的延续，是个相对的高调。由于“高”的特征重要，调型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这可以从王韫佳的实验结果中，上声后的轻声调型上的不稳定（有时是平调，有时微升，有时微降）看出来。 劲松（2001）重新分析了对比性轻声词的声学特征。她的实验结果基本上支持了以上结论。她同时解释了轻声音节的音强（包括最大振幅和总能量）“并不总是”大于前字音强的原因：轻声词中前字和后字的音强比值和同音的非轻声词中的音强比值存在高度一致性，也就是说，由于不同音节结构的自有音强彼此之间差别很大，是前后音节结构的对比影响了它们的音强比。但是如果比较同音素的轻声词和非轻声词，就会发现轻声词的后字永远比非轻声词的后字音强较弱。 综上所述，通过声学分析所得到的轻声音节的声学特性有以下四点：

1 音长较正常音节（无论是跟其前字比，还是跟同音素的非轻声词后字比）更短，但短多少规律性不强；

2 音高的规律性最强，表现为阴平、阳平和去声后为降调，其中阴平和阳平后的轻声音节降幅较大，上声后为中平调；

3 音强比同音素的非轻声词的后字弱；

4 音色模糊，主要表现为辅音浊音化、元音央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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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有关音高分析中，调值的拟定是在轻声词内部完成的。也就是说，从 1 度到 5 度的跨度是以轻声词内部音高最低值和最高值来确定的，并没有考虑前字。而根据王韫佳（1995），轻声词中，尽管后字的调域下限难以确定，但是调域范围和调域上限都明显低于前字；此外，当处于相同的语音环境下时，轻声词中前字的调域上限4明显高于非轻声词中的情况，这说明非轻声音节与其后轻声音节的轻重对比不仅导致后字在调型和调值上的变化，还导致前字调域上限的上升。事实上，根据劲松（2001），轻声词和非轻声词前后音节的调域平均值可表示为图 1：

图 1 轻声词和非轻声词前字后字调域及调域下限平均值（单位：赫兹）

图 1 中每个方框表示音节的调域范围，方框内部数字为调域宽度；方框下部数字为调域下限，单位均为赫兹。

由此可见，在划定轻声音节音高维度时，还应将前字的调域特征考虑进来。 以上学者都是通过发音实验和声学分析来确定轻声音节的声学特征的。林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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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三种参数，发现音强的改变几乎不会影响对一个词是“重重型”还是“重轻型”的判断。

而对于一个重重型的双音词，当后字起点音高不太高的时候，随着后字时长的缩减，听成“重轻型”的比例会上升，“不能分辨”的比例虽然也上升，但不明显。这说明音长在听辨轻声时起了很大作用，但同时要受到起点音高的制约。这种制约也恰好验证了王韫佳（1995）和劲松（2001）关于轻声词后字调域上限较前字大幅降低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林改变音长的方法是将第二音节从结尾处开始切去一段长度，并没有改动音节的开头部分。因此尽管缩短音节之后听成轻声的比率上升，但以后字阳平为例，缩短之后听为轻声时的调型仍为升调，与之前所认为的“阳平后轻声调型呈降调”似乎不同。同时进一步改变音高的实验也证明，音高在听辨北京话轻声音节时的作用不那么大，不过起点音高的作用相对大于终点音高，这也和王韫佳（1995）所谈到的轻声音节调域下限规律不明显相吻合。同时，林焘的研究表明，调型的升降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并且音长越短时，作用就越小。因此林认为调型的升降并非轻声的本质特点。

王韫佳（2004）的合成听辨实验得出了和林焘（1983）不同的结果。她在检验时长对轻声音节听辨的影响时，避免了缩短音节时对调型的改变。实验结果显示，在判断轻声音节时，音高的作用大于时长。这和之前对轻声音节的声学分析结果相吻合。

以上学者的研究，既有依靠发音实验来寻找不同的轻声词所共享的声学特征的，也有通过合成听辨实验来测定影响轻声词的感知的声学依据的。由于实验的关注点不同，得出了一些看似矛盾的结论。这说明从大量实际语音中得到的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尽管客观存在，但可能对母语者的听辨来说并不重要，如轻声字调型上的特征、结束点音高的特征，即并非区别重轻型和重重型的区别性特征；而通过合成听辨实验所得来的对于感知来说“至关重要”的声学特征，如轻声字起点音高和音长，可能对于描写一个自然度较高的轻声词来说仍不完备6，如：若不考虑调型，虽然可能还是会听成“重轻式”，但是自然度要打折扣，如林焘（1983）所提到的当“姨•姨”的后字呈平调时——终点音高较高，虽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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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韫佳（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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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还是听成“重轻式”，但认为是呈疑问句的“姨•姨”，可见调型和终点音高对轻声词自然度的影响。由此带来启发，对于词重音问题，或许也同时存在影响可懂度的特征以及只影响自然度的特征。

1.1.2 轻声词范围的限定

对轻声词的范围，或者说如何界定轻声词这一问题，不但历来的学者们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各种工具书中的标注也标准不一。

张洵如（1957）的《北京话轻声词汇》，收录的轻声词多达 4351 个（含多音节轻声词，但不太多）；徐世荣（1963）的《普通话轻声词汇编》则趋于保守，收录轻声词 1028 个；鲁允中（1995）的《普通话的轻声和儿化》则收录了轻声

词 1713 个（转引自施仲谋 2002）；1996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轻声词分为必读轻声词和可轻读可不轻读的轻声词，前者共 2882 条（转引自陈小燕 2004）。

到 2002 年修订版，必读轻声词的数量下降到了 2245 个（转引自陶媛 2006）。 不同工具书在收录轻声词时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轻声词范围界定的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来自于描写对象的不同，如张洵如的《北京话轻声词汇》

（1957）中收录的是“从几种民众文艺小说与报纸杂志及实地口语搜集而来”的轻声词，力求真实地描写北京口语，因此所收轻声词较多。大部分其他词典将描写对象限定为普通话，因此收录轻声词较少。并且，从《现代汉语词典》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比看，时代越久远的版本收录轻声词越多，这或许和近些年某些没有词汇重音的南方方言对普通话韵律特征的冲击有关，这种冲击使得普通话中原本必须读轻声的双音节词，变成可轻可不轻了。这同时说明，作为一种口语中的语音现象，轻声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此外，造成不同工具书中轻声词范围存在差距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界定轻声词时，缺乏统一的、形式化的、可操作的依据，这使得不同学者更多地是凭借自己的语感和听感做判断。

巴维尔（1987）提到，轻声字分为两类，一种是“可使用规则的轻声”，另一种是“一般术语无法定义的„„轻声”。前者指助词、量词、方位词（出现在双音节后字位置），和重叠动词的后一个成分。后者指一些重叠名词的后一个成分、一些同义复合词的后一个成分以及其他各类词的第二个音节，如“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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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划定标准可操作性不强。巴维尔还强调，轻声词和非轻声词最大的差别在于非轻声词后字的声调即使在某种语境下失去了，也可以在另一种语境中得到恢复。这种辨别方法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依然不够明确，例如他并没有说明如何判断声调是否“失去”，是听不出是什么调，还是听起来像其他调。

宋欣桥（1990）从声学特征的角度区分轻声词和非轻声词。他认可曹剑芬

（1986）的实验结果，认为北京话轻声音节存在以下两种调值，一个出现在阴平、阳平、去声后面，调型为短促的低降调，调值拟为 31；另一个出现在上声后面，调型为短促的半高平调，调值拟为 44。根据这两种调值可以确定轻声词。据宋，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时应将该双音节词划分为轻声词：

1 前字为阴平、阳平、去声，后字本调为阴平、阳平或上声，但实际读为短促的低降调时，如“休息”；

2 前字为上声，后字本调为去声，但实际读为短促的半高平调时，如“火候”；

3 前字为上声，但读为半上（没有变为阳平），后字本调为上声但读为短促的高平调时，如“本子”；

4 当后字轻读，且声母和韵母难以还原时，如“糊涂”（[tu]—>[du]） 通过以上规则可以看出，宋在划分轻声词时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方法：只将那些后字轻读之后和原有调值相差甚远的词算作轻声，而上声之后的阴平、阴阳去之后的去声，则由于后字本字调和轻读之后的调型相近而作保守处理，不归入轻声词的范围。

宋还指出了一种上上相连的特殊情况。即当前字上声已经变为阳平，后字即使轻读，也不能算作轻声词。曹（1995）同样提到类似论述。宋认为，本字调为上上相连的双音节词的唯一轻声形式是“半上+短促半高平”，如“斧子”，若前字变为阳平，表示后字的上声调值仍有保留，因此“没有形成固定的轻声调型”。 但是这种说法有待商榷。根据王洪君（1995），这种调型上的差异来自于两条音系规则——轻声规则和连上变调规则——施用顺序的不同：对于“斧子”这一类后字无意义的双音节词，其卜一出现就已经呈后字轻声的状态，轻声规则施用之后，连上变调规则失去了可以应用的环境；而对于“想想”这类词，后字有实际意义，连上变调规则发生在轻声规则之前，因此当轻声规则施用的时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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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其实已经变成阳平，因此遵循的是前字为阳平时的轻声规则——后字读为“短促的低降调”，这完全符合上面第一条判断轻声的依据，因此，“想想”、“小姐”这类词，只要后字不再保持上声的调型，而被读成一个短促的低降调，就应该被判断为轻声词。

值得注意的是，宋文还区分了“轻声”和“轻音”，并认为“轻声”是一个词在经历了长期读为轻音之后慢慢固定下来的一种语音形式，范围远远小于轻音。读为轻音的字，原有调值依稀可辨，只是从听感上较轻；读为轻声的字则已经完全失去原有调值。现在看来，他所提出的读轻音的词，其中除去那些已经固定下来、永远都读不出本调的轻声词，剩下的那部分，如果这种读为轻音的状态不只是语流中的偶然状态，而是固定在共时层面上的一种轻重音格式，那么就应该是日后词重音争论中的“非轻声左重词”了。

史定国（1992）在划定轻声词时，首先将轻声划分为规律性较强和规律性不强两类。前者包括：助词，如“~的”、“~了”；构词上通常读作轻声的音节或语素，如“爷爷”、“蘑菇”；历史悠久的名词后缀，如“~子”；某些可兼作象声词的动词的尾音节，如“扑腾”；动补式双音合成动词的后一个语素，如 “~来”、

“~去”；部分连词的后一个音节，如“还是”。

在审定后者时，史考察了 5 本通用工具书中全部轻声词，把共现次数大于等

于 4 次的轻声词作为备选词，然后从声调结构入手按照两条原则进行审定：一是如果轻读字调接近理论高度，且与原字调差异较大的，划为轻声；二是若轻读字调与理论高度差别较大，或虽差别不大但与自身原调值大体吻合的，一般不选。这说明他和宋（1990）一样，对轻声词的界定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同时，史还考虑了双音词中语素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当后字是词缀时，更倾向于划分为轻声。

鲁允中（1995，2001）也将轻声分为规则的和不规则的两类。前者属于封闭性词类，为数不多，可穷尽描写；后者数量大，无规律。他的有规则的轻声的涵盖面较史定国（1992）多出了：常用意义较虚的词素，如“这么”；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如“看看”。他认为不规则的轻声需要逐词审定。为此他提出 4 项审词原则：凡以轻声区别意义的词都标为轻声；凡按北京话口语习惯只有轻声一种读法的都标为轻声；凡大多数北京人口语里读轻声的都标为轻声；凡只有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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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读轻声、跟其他词相结合时多不读轻声的，不标为轻声，如“看见”。但由于“大多数人”的标准难以划定，这样的审词标准依然存在操作上的困难。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尽管各家学者对轻声声学关联物的意见大体一致，但是具体哪些词是轻声词，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这种争议的存在导致在词重音的研究中，很难确定“非轻声双音节词”的范围。因此，在以往的词重音实验研究中，之所以不同学者结论不同，除实验方法上的差别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实验材料选择上的差异：受限于实验规模，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穷尽式地选择北京话中全部的双音节词作为考察对象。这样一来，导致了以下两种情况的产生。 一是在词重音研究中，过分回避轻声，将全部轻重格式“疑似”轻声的双音节词通通排除，导致研究结果“右重”。如林茂灿等（1984）的研究，详见下文。 二是词重音的研究中 “非轻声双音词”范围选择过宽，和轻声研究中所界定的轻声词范围有所交叠。换言之，可能有一部分双音节词，既作为轻声词出现在对轻声特征的研究中，又作为非轻声词在词重音的研究中扮演“左重式双音词”的角色。从而引发了一些学者对左重词存在与否的质疑。

事实上，尽管轻声词和词重音的研究通常是分开进行的，但轻声词和非轻声双音词共同构成了北京话双音节词的韵律系统，并且在实际语言中存在大量两读词（可轻可不轻，在有些语境下轻，有些语境下不轻），这都说明了即使在共时层面上，轻声双音词和非轻声双音词之间仍然存在流动性。因此，在本文的实验中，我们不会特别回避轻声词，而是将轻声词纳入到词重音的考虑范围之内，以便更加清晰明确地寻找轻声和非轻声左重式之间的界限。

1.2 北京话词重音相关问题

1.2.1 语音学角度

和音系学家试图寻找北京话词重音的底层形式不同，语音学家更侧重于对北京话的词汇重音做共时的、平面的描写，他们更重视实验和声学分析所得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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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是否存在词重音

纵观八十年来各家学者对词重音有无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中认为北京话是存在词重音的观点始终占大多数。

（一） 存在词重音

大部分学者认为，除轻声词外，北京话双音节词中前后两字存在重度上的差异。

黎锦熙（1936）指出，在多音节词中（包括双音节词）是存在不同音节之间的重读与否的。

自此之后，和黎锦熙持相似观点的学者有徐世荣（1956，1958）、H A 斯苤式涅夫（1959）、赵元任（1979）、厉为民（1981）、殷作炎（1982）、季国清（1983）、陆致极（1984）、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1984，1990）、巴维尔（1987）、端木三（1999）、王韫佳、初敏等（2003）、王志洁和冯胜利（1998，2006）、史宝辉（2004）、王彩豫，王群生（2007）、杨彩梅（2008）。

（二） 不存在词重音

认为北京话没有词重音的学者数量有限。

高名凯和石安石（1963）在概述性质的《语言学概论》中，只承认汉语有轻声，明确指出“汉语没有词重音”。

虽然在已出版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汉语没有词重音”的学者较少，但是在当今汉语语言学界，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要么认为北京话非轻声双音节词前后两字根本不存在重度差别，要么承认有重读差别，但是认为这种差别是自由的、随机的，并没有语言学上的意义。

（三）只存在“轻重格式”，不存在词重音

近些年，随着对词重音研究的深入，又有一些学者对北京话的词重音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在肯定语音形式上的“词重音”（前后字具有声学数据上的差异）的同时，否定了那种将北京话的词重音等同于印欧语如英语中的词重音的观点。认为英语中的词重音是会影响词汇的“可懂度”的，即重音位置的改变能够区别意义，汉语中与之相类似的是轻声。至于非轻声双音节词中前字和后字在重度上的差别，由于不具备区别意义的作用，只能够影响语言的“自然度”，因而不属

在本文中，我们将再次使用实验的方法寻找词重音存在与否的证据，即是否存在双音节词前后音节重度上的差别。至于这种重度上的差别究竟属于音系学层面，还是仅仅存在于语音学层面，则由于本文并不涉及理论归属方面的讨论，仅将就北京话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做共时层面的描写，因此不做深究。这样，第一种和第三种看法可以算作一种，即都承认双音节词重度上存在差异。至于这种差异该命名为“词重音”，还是“词的轻重格式”，在本文的框架下并不重要。不过，为了方便讨论，我们依然遵从大多数学者的叫法，将研究内容限定为北京话的“词重音”问题。

1.2.1.2 词重音的位置和判断依据

在那些承认北京话中存在词重音的学者中，对词重音的位置是否固定有不同看法。可分为右重派，“左重”“右重”两分派，和“左重”“右重”“等重”三分派。

除依靠自身语感来辨别不同重音模式的学者外，大部分使用实验来验证这一问题的学者之间之所以存在这样大的分歧，主要是实验方法不同所致。通常说来，测定双音节词词汇重音的位置和种类，可以采取单念和嵌入句子中两种方式进行实验。对于那些使用单念的方法测定词重音的学者来说，实验结果相对简单和清晰，即对每一个具体的双音节词而言，判断其重音位置比较容易。一旦将双音节词放入句子中，重音位置就相对模糊，不易判断，同时规律性会变弱——即出现在句子的不同位置时，同一个词的重音模式不一定完全相同，同时，不同被试之间的共性会减小。一方面，这是因为有了语句重音的叠加，词汇重音被遮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因此对重音位置的判断变得不易。另一方面，句子中不同位置的词，所承担的语句重音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这导致出现在句子不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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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同一个词的重音模式有所不同。再者，由于语句重音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试对实验材料的理解，当这种理解出现偏差时，或是当有的被试过于紧张时，就会导致不同被试之间缺乏共性。

（一） 右重派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北京话的词重音固定在双音节词的后字上。

徐世荣（1956）认为“按北京音说话，双音缀词的重音格式有两个：一是前重的，‘重轻’；一是后重的，‘中重’。”根据他的例词，“重轻”式指的实质上是轻声词，如“椅子”、“木头”等。因此非轻声词的重音模式就只剩下“中重”一种。他同时认为，“绝大多数”“双音缀的词”有着固定的重音格式，但不排除有少数例外词重音格式两可。

赵元任（1979）认为双音节词中，前后两个音节要么都带正常重音7，要么前字带正常重音，后字带弱重音（即轻声）。而当两个音节都带正常重音时，重音模式是前轻后重：“（双音节）或者是前轻（非轻声）后重，或者是前重后轻（轻声）”。

林茂灿等（1984）首次用实验考察词重音问题。他们通过听辨实验研究了一男一女两个发音人对普通话 103 个两字组的朗读结果，发现“大多数听音人认为m（男性发音人）说的有 91.2%，f（女性发音人）说的有 88.3%为后字比前字重”，并据此认为“在正常重音条件下，北京话目前并无一定要读前重的两字组”。这实际上首先是承认北京话双音节词重音的存在，并认为北京话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为固定的右重式。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三点问题。首先，林等的结论是基于对个体发音人（一男一女共两人）的研究而得出的，因此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北京话的真实面貌有待商榷；其次，词表的数量不足以充分证明“北京话无一定要读前重的两字组”这一结论。尽量林等在选词时照顾到全部可能的声调组合（16种）和词的内部结构（5 种），然而说有易说无难，正如王志洁等（2006）所说，这一百个左右的双音组，“占《现汉》中总数约为三万的双音词的三百分之一”，若要得出不存在左重式的结论，考察面确实嫌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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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汉语话语中的重音分作三种：正常重音、对比重音和弱重音。其中对比重音指的是处在句子中 的强调位置上的音节所带的重音，已经脱离了词重音（stress）的层面，上升到句重音（accent）的层面， 因此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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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验采取呈现双音节词表，并在实验室中录音的方法，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不能保证所得到的语音材料真实反映两位发音人的口语。这是由于为保证录音时的清晰度，发音人可能将这些词当做生词，故意将前字后字都念重，这也是徐世荣（1956）所说的“如果说话时非说这些词不可，说话人把它们看成生词，怕对方听不懂，就要说得慢一点，两个音缀（音节）中间距离大一点，清清楚楚念出来，于是两个音缀成了均等的重音。”第二是让发音人孤立地念出每个词的发音，实际上是把这些测试词放入最大的韵律边界——停顿——之前，而根据王韫佳等（2003）的实验结果，当一个双音节词身处大的韵律边界之前时，后字更容易读得重，即其重音模式倾向于右重。这样一来，统计出来的右重词可能多于实际情况。

此外，林等没有解释那些被大多数听音人判断为“非后重”的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根据他们的实验数据，这样的双音节词占男性发音人样本的 8.8%，女性发音人样本的 11.7%。 事实上，这些词恰恰就应该是“左重式非轻声词”。 林茂灿、颜景助（1990）在研究轻声词声学参数的同时，重新讨论了轻重音问题。作为对 1984 年文章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正视了之前提到的那些被忽视了的读为左重的实验材料，首次承认 “在实际语言中，人们确实能听到‘重中’型，即前字比后字重一些”。但他们同时强调，“目前还没有一个两字组被不同人一直读作‘重中’的”，因而他们认为“重中”式仅仅是“中重”式在语流中的一种变体，而无法和“重中”式并列作为对立分布的两种重音模式。

在实验方法上，林等此次较 1984 年有所修正：实验材料（两字组）嵌在句子之中呈现给发音人，发音时只要求将标出的两字组念出，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之前讨论的“真实度”的问题，但实验材料依旧处于最大的韵律边界——停顿之前。林等在附录里这样解释：不同于非声调语言，汉语中陈述句和疑问句的所谓“降调”和“升调”不体现在 F0的变化，而是体现在“音域宽窄高低的变化”，因此韵律边界对词的声调模式的影响尚不确定，是以依旧使用停顿之前的实验材料。 史宝辉（2004）同样通过实验证明了和林等（1984）相似的结论。他首先通过实验发现“与时长、音高、调值等相比，国外文献中意见比较一致的元音音强

（能量）更能说明重音的位置”，并据此对六组汉语语料进行了重音测量，得出汉语的基本音步结构为抑扬格的结论，即 “双音节词的重音在后面一个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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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的“音强是重音最重要的声学关联物”这一结论是在英语的词重音实验中获得的，并没有得到汉语实验的支持。因此，只使用“音强”一个声学参数测定北京话重音的位置，显得证据不足。事实上，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无论是对轻声词的研究还是对词重音的研究，都表明音强对于听辨北京话重音作用很小8。

（二） 词重音的位置 “左重”和“右重”两分

肯定北京话存在词重音的同时，黎锦熙（1936）认为双音词重音位置并不固定，因此应当使用“逐词审听”的方法，用重音符号来标注具体双音节词词汇重音的位置。

斯苤式涅夫（1959）认为双音词内存在三种轻重程度不同的音节，即重读音节、次重读音节和轻读音节，指出次重读音节和轻读音节的差别在于前者“用力比较小，声调仍旧听得出来，只是稍微不清楚一点”。他把后者看做是轻声，据此，次重读音节就应当是存在于“重中”或“中重”格式的“中”音（殷作炎1982）。不过，他并没有给出次重读音节和轻读音节的相应例词或能够证明它们之间差别的声学数据。

厉为民（1981）认为在双音节词中，重音既可以在前字，也可以在后字：“不同词的重读音节可以在词首、词末或词的中间，即都属于不固定重音”。

殷作炎（1982）是从后字的重度来考察词重音的。他的观点和斯苤式涅夫

（1959）相类似，认为普通话音节强度应分三等：重音、中音、轻音。除轻声词外，双音节词重音模式为“中重”和“重中”。并指出中音的特点是“语音上调值不变，声韵母也不变，只是同重音相比，音域较小，音量较弱，持续的时间较短。”这和通过实验得出的轻声的声学特征有本质差别。

同时，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注音和自身语感，统计了双音节词后字为轻音、中音和重音的在比例，并且指出中音的存在是为了区别词义、词性、构词方式、词和非词、词的用法和同音词的。

殷的研究固然比斯苤式涅夫（1959）更进一步，但他对中音和重音的判断（即一个双音节词是中重式还是重中式）仅以自身语感为依据，没有经过语音实验的证实。而他所举的有些重中式和中重式的对立，在今天看来差别并不明显，如按

8

关于北京话非轻声词的词重音的声学关联物，详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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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殷的判断，“攻击”为重中式， “公鸡”为中重式，读者可尝试体会其中差别。 陆致极（1984）高度认同殷作炎（1982），并通过声学实验考察了“重中”式和“中重”式的声学性质。具体说来，他研究了殷作炎（1982）所举的“重中”式和“中重”式的双音节同音词共 9 组的 4 项声学性质，分别是：前后字的音长、前后字的相对强度、前后字的相对能量和前后字的音高。根据他的研究结果，无论单说还是嵌入句子中， “重中”组都表现为前字和后字时长的比值明显大于

“中重”组。前字强度最高点和后字强度最高点的比值大于“中重”组。前字能量的面积和后字能量面积的比值大于“中重”组。同时“重中”组前字的音域广于后字， “中重”组后字的音域广于前字。

陆的实验存在几点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实验材料数量过少，只有 9 组。实验所用的句子也只有 18 句。因此实验所得到的重音位置不同时前后音节的声学特性是否具有普遍性则是不确定的。其次，陆并没有使用听辨实验检验其所使用的例词，如 “攻势”和“工事”、“攻击”和“公鸡”，是否真的具有不同的重音模式。根据笔者及其他一些北京人的语感，这两组词都不存在明显的左重和右重的差别。从理论上讲：如果真的存在“攻势”和“工事”在重音模式上的对立，也势必会迅速迫使左重那个词的重音进一步左移，成为轻声词。除此之外，对于如“公鸡”这样的偏正结构复合词，重音模式并不稳定，需要取决于说话人要强调的是“鸡”的性别还是动物的种类（参见杨文昌 2007）。相反，并列式复合词如“攻击”，由于前字和后字几乎没有语义差别，重音模式不易受语义影响。因此，不能据此认为“攻击”和“公鸡”的差别就是右重和左重的差别。

王韫佳、初敏等（2003）通过对连续话语中双音节词的听辨实验，证实出现在语流中的北京话双音节词在重音模式上存在“左重”和“右重”的区别。她们以新闻播音系的学生为发音人，从其所念的 300 个句子中截取了 1898 个双音节韵律词，并请 21 位听音人进行听辨，判断重音落在前后哪一个音节。将认为重音落在前字的人数大于或等于 15 的韵律词定义为前重词（左重），将认为重音落在后字上的人数大于或等于 15 的韵律词定义为后重词（右重），其他则为等重词。在这样的定义下，她们发现，全部双音节韵律词中，前重词所占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后重词所占比例约为五分之一，等重词所占比例将近二分之一。这样的研究结果和林等（1984）对孤立词的实验结果差别显著，显示了连续话语中的词和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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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词在重音表现上的不同。然而，对比林等（1984）的实验和王等（2003）的实验，一点重要差别是听音人有所不同。前一个实验中的听音人是语音学方面的专家，后一个实验中均为北京人。前一种听音人对轻重对比更加敏感，判断结果更加一致；后一种听音人由于没有语音学背景，因此判断结果呈现出一定的不一致性，实验结果显示等重词的比例达到了二分之一，就说明了这一点9。考虑到词重音是否存在应当从母语者的语感中寻找依据，因此后一种听音人的组成更加合理。本文的听辨实验也将使北京人听音。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等的听辨结果中，即使是同一个词，当出现在句子中不同位置上时，所呈现出来的重音模式也可能不同。这说明进入句子后，双音节词的重音模式和其所处的具体位置有很大关系。具体情况我们会在下一节谈到。 除实验研究外，王等（2008）还从理论上阐述了区分左重式和右重式的必要性：即“轻声词不是突然诞生的，而是从右重发展到左重再发展到后音节失去声调的结果，从右重式到轻声词，必然存在中间状态，即左重式”。否认左重式意味着认为轻声词的出现是无依据的。如果轻声词不是凭空出现的，那么肯定经历过一个动态的变化，从理论上讲，共时层面上就应该有左重词的存在。这一观点也和巴维尔（1987）对自然语流中结合紧密程度不同的双音节词的分类相吻合10。曹剑芬（1995，2008）尽管认为双音节词中“中重式”、“重中式”的对立和它们同“重轻式”的对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言之为词重音，但是她依旧认同 “中重式”和“重中式”两种重音格式的存在。首先，在她的自然话语重音知觉试验中，针对以往实验研究发音人数目过少这一点（通常 1-2 人），

选取 4 个发音人的自然连篇的话语作为实验材料。4 个发音人朗读同样的语篇段落，从中截取出全部位于句首和句尾两种位置的双音节词构成听辨实验的材料。实验结果显示，当实验材料来自于语流之中时，重音位置的判断较为不易，即对同一个语音样本，不同听音人对其重音模式的感知有较大差异性。这和王等

（2003）的发现一样。同时，对处于相同位置的同一个词，不同发音人所说出的重音模式也有不同。也就是说，进入语流后，双音节词的重音位置在产生和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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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听音人之间意见的分歧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听音材料本身的模糊性，关于这种模糊性的论 述，请见下一段对曹（2008）实验的综述。

10

详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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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缺乏一致性。

解释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要确定一个问题：不同听音人对同一个语音样本的重音模式判断不同，是由于他们感知能力较弱，对语言的轻重抑扬不敏感，还是听辨材料本身重音模式模糊。换言之，是听音人耳朵的问题，还是语音材料本身的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建立左重式、右重式等重音模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母语者对它并不敏感。但是以往研究中对单念词的听辨实验表明，母语者对重音模式是敏感的，即对同一个测试词，不同母语者的判断高度一致，因此这种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这样，就应当是语音材料本身的模糊性使听音人在判断时遇到了困难。那么，这种模糊性从何而来？为什么单念词中不存在这个问题？本文认为，这是由连篇话语的特性所决定的。一个双音节词进入语流之后，会经历从底层的词汇重音，到由句法结构控制的短语层面上的重音11，再到句子层面的受句调控制的重音模式12的层层叠加，牵扯环节很多，于是增加了变数。

首先，不同发音人的加工过程可能不完全相同，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不一致，最后的加工结果就会不同；同时，各个层面的重音模式叠加在一起，让重音模式的表层表现变得十分模糊，确实加大了判断难度。例如，假设一个右重式双音词进入语流，根据现有研究结果，试图发出右重的重音模式时，发音人会将前字念得整体调值偏低且时长偏短，以便体现后字音高较高音长较长。然而，当该词处于句首时，前字会受到韵律加强效应（prosodic strengthening effect）（Hsu and Jun，1998）而音高加高并且时长加长，同时后字的“长”的特征会受到限制13。这样一来，听音人听到的就是一个前字不太低、不长，后字高、短的重音模式，自然会在判断时产生困惑；如果加上句法结构和语气等因素，重音模式的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听音人更会感觉难以判断。但是，这并不代表左重式和右重式的对立存在。事实上，也只有确定了这种对立，并给出每个词的底层词重音格式，才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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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对短语层面的重音的研究，王丹，程宗军等（2007）的实验结果显示，主谓结构中谓语 负载重音；述宾结构中宾语负载重音，述补结构中补语负载重音，定中结构中中心语负载重音，状中结构 中通常为状语负载重音，并列结构则前部负载重音。这一结果也验证了王韫佳（2006）所指出的“句子中 的焦点重音具有明显的后置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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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Hsu and Jun（1998）， 处于韵律单元起始位置的音节一般都存在韵律加强 （prosodic strengthening） 效应。而根据曹剑芬（2008），韵律单元的末尾音节通常会遭遇延长效应，但同时，根据曹剑芬（2004）， 这一位置的音节同时会遭遇语调制约决定的音高下倾（pitch declination）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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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晶、王理嘉（1993） ，在语流中，双音节词前字和后字的时长都会较单说时有不同程度的缩 短，其中后字时长的缩短比前字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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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解释语流中所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表层重音格式。

曹同时发现，个人发音习惯的不同使不同发音人的语料中左重式和右重式的比例不同。说话清晰的，右重式的比重相对大些；说话含糊的，左重式的比重大些。但总体说来，在语流中，无论是句首还是句尾位置，双音节词多表现出左重或等重的重音模式，右重的较少。

在随后进行的合成话语重音知觉实验中，曹用计算机合成的方式得到了两组实验语料。然而她并没有给出该语音合成系统在合成不同的重音模式时，调用了那些参数。在对合成的孤立双音节词的听辨中，发现对于大多数双音节词，听音人普遍认为左重听起来更自然。这一结果和林茂灿等（1984）所得到的结论刚好相反。但相较于林等当时的样本数，曹这次所用的样本更少，只涉及 12 个双音节词共 24 个合成样本，就此得出北京话中左重式更多的结论，似乎证据不够确凿。

在对合成的连续话语中的双音节词的听辨实验中，实验结果依旧支持左重式占多数。但样本数目同样过少，使得结论有待斟酌。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以上学者都明确提出了北京话的双音节词重音模式是

“左重”和“右重”两分的，但从他们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等重式的存在，只是以上学者都没有将等重式提升到与左重式和右重式同等的地位。

沈倍蕾、毛世桢（2006）认为北京话的词重音不具备区别意义的作用，和英语中的词重音不同，只能叫“轻重格式”。他们认为北京话的双音节词的轻重格式有前重、后重两种，并同时存在等重。其中前重和后重具备影响语言自然度的能力，等重由于前字和后字无重度差别，因而和前重后重两种“轻重格式”不属于同一范畴。不过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本该念成等重的双音节词被错误带上了前重或后重的重音模式，自然度也一定会受影响。因此如果真的存在等重式，似乎也应归入“轻重格式”之内。

王彩豫，王群生（2007）从普通话教学与测试的角度，指出在实际语流中，相当一部分被认定为“中重式”的普通话双音节词（包括韵律词），后字有“轻化”的倾向。王等根据《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将普通话双音节词分为以

下 3 种模式：中•重式，重•次轻式和重•最轻式。最后一种即通常意义上的轻声。他们通过实验证明在实际语流中，一部分中•重式的后字有轻化的趋势，即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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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次轻式的倾向。

王等采取的实验方法与普通话水平测试相结合。他们以《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中规定的朗读篇目为材料，在 60 篇朗读短文中选出 116 个有“轻化”倾向的词例。其判断依据是，这些词在《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中被标注为中重式，但在实际测试中，测试者由于将这些词念成后重（严格按照书本上的标注来念）而被因为“字词的轻、重音失当，或不自然，且有系统性表现”扣分。这实际上是使用专家判断自然度的方法来确定这些词的重音模式。可以看出，实际语流中，左重式不但确实存在，并且重音模式是否正确决定着普通话的自然度是否达标，也可以说这种左重至少在特定语流中是不可更改的。

同时，根据夏耕、罗世军（2006）的研究，重音模式重轻、左重、右重三分并不是北京话的特例。包括山东、河北、山西在内以北的官话区的各种方言都存在着双音节词重音格式三分的情况。他们让来自不同方言区的被试用各自方言朗读同一部分双音节词，发现不同汉语方言，可以根据重音格式数目的不同分为三种：其一是以北方官话区为主的“三格”区，即存在三种基本重音格式；其二是除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以外的广大南方方言区，有两种基本重音格式：重轻式和重中式，少有中重式；其三是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的方言区，只有一个重音格式：重中式。这一结果尚未得到其他学者进一步实验研究的验证，但至少说明，重轻、左重、右重三分的重音格局不是北京话的特例，是以广大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三） “左重”和“右重”和“等重”三分

巴维尔（1987）用声学实验的方法测定了普通话自然语流中的轻声和重音。在承认词重音存在并且重音模式不固定的同时，他给出了区分非重读音节（次中音音节）和轻声音节的方法，即能否在一定环境里恢复自己原本的声调特征。巴维尔认为建立起双音节词中的三元对立——轻-非重-重——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他首次将轻声词纳入到双音节词重音的考察范围之内，并认为从左重的极点

（轻声词）到右重的极点（最松散的句法结构，如“你看”），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具体分为五个阶段：从“你看”，到“服输”，到“就是”，到“爱情”，最后到“车子”，随着句法结构的逐渐紧密，重音模式逐渐左移。

巴维尔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首次使用自然语流中的正常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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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关于轻声和重音的研究要么是纯粹基于作者自身语感，要么使用事先编好的话语作为材料。巴维尔的研究将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大幅提升。同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韵律词”的概念，但其研究材料显示他把对词典词的词重音研究推广到了韵律词上，例如“就是”14。

王志洁和冯胜利（2006）避开语音实验，通过询问地道北京人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北京话双音节词中确实存在着重音模式为左重的类型。他们创新地使用“声调对比法”来寻找左重式和右重式的最小对立对（即声调搭配一样，但重音模式分别为左重和右重的双音节词对），使得左重式和右重式的对立更加清晰。同时，由于北京话词重音不如英语中的那么明显，他们使用“焦点突出法”，将被测词置入句子的焦点位置，使其原有的重音模式得到凸显，即重的愈重，轻的愈轻；并且，注意到处于域尾位置（句尾或短语尾位置）的词往往受到延长效应从而在听感上更像右重，他们又使用“的字衬托法”，在被测词后加一个“的”字，从而避开停顿之前的位置，以便排除各种干扰，得到真实的重音模式。 与此同时，与其他学者，如曹剑芬（1995，2008）将“重轻式”看做高于“中重式”和“重中式”的一类重音模式不同，王等在文章中将“重轻式”和“重中式”看做一类，即左重式，将北京话的词重音模式分为“左重式”和“右重式”两大类，其中“右重式”还包括“重重式”即前后音节等重的情况。可以看出，王等认同在实际语言中，除左重式和右重式外，还有等重的情况存在，只是将等重式看作右重式的一个变体。

1.2.1.3 词重音的声学关联物

认为北京话中存在词重音的学者们认为，除轻声词之外，北京话中还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重音格式，因此，能否找到确切证据证明轻声词、左重词和右重词在声学数据上的差别是判断这些重音模式是否存在的前提。人们关心的是，是否存在形式化的、可操作性强的区分轻声和左重式、左重式和右重式的方法。在第一节中，我们谈到了轻声词的声学关联物。由于对轻声的研究开展得较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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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冯胜利（1996） ， 《论汉语的“韵律词” 》，韵律词是由音步实现的，而音步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 用的韵律单位，是最小的一个“轻重”片段，至少由两个音节组成。在汉语中，最小的韵律词即为双音节 韵律词。在口语中，为了满足韵律需求，那些单音节词如 “是”，会与其左向的韵律单位结合形成韵律词， 如“就是” 。这和句法学上的“词”的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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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声词的声学特征已经得到公认。本节中，我们将重点综述以往研究结果中非轻声双音节词里左重式和右重式在声学特征上的差别。

可以肯定的是，左重式和右重式在前字和后字时长上的差别都不会达到轻声词与非轻声词的程度，同时，前字和后字都保持原本的调值不变，并且后字韵母清晰可辨。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如下所述：

徐世荣（1958）认为，轻重音的差别是“音量”或“音强”的差别。“肌肉紧张用力，气流增强，发出的音波‘振幅’大，就是‘重音’（强音）；反之，肌肉松弛，不用力，气流很弱，音波‘振幅’小，就是‘轻音’（弱音）”。徐同时认为，重音由于音量的增强，会导致“主要元音变得长些，声调调值特别分明，或者显得高些”。

斯苤式涅夫（1959）选取了两名在苏联读书的北京人作为发音人，用浪纹仪对比了音强和音长两种影响重音的可能因素，证明音强才是重音的主要声学关联物。

陆致极（1984）通过 4 项声学性质：前后字的音长、前后字的相对强度、前后字的相对能量和前后字的音高，来研究北京话的重音模式。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对比成对儿的重中式和中重式（同音词）发现，北京话双音词重中式和中重式的主要差别体现在第二个音节上，重音的音长、最大强度均大于中音，同时音高曲线活动范围更宽（音节音域范围大）。而这 3 种声学关联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能量增强，他因此认为同音字能量的相对差别可以用来区分后字是重音还是中音。 林茂灿等（1984）在讨论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模式时，也考察了词重音的声学特征。比较音长、强度和能量 3 个参数对词重音感知的影响之后，与斯苤式涅夫（1959）不同，他们发现字音长度和重音之间的相关性远远高于强度、能量和重音之间。他们同时发现，音节“阴平和去声的起点及阳平的终点越高，上声的转折点越低，判断为重音的可能性越大”，也即当音节音域范围更宽时，听感上越重。综上可知，他们认为，“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在声学上的表现，是哪个字音有较长的长度和较完整的音高模式（接近单说时的调型）”。

端木三（1999）根据 Fry（1958），认为辨别重音所依赖的声学特征首先是音调，其次是音长，最后是音量。这在英语等没有声调的语言中早已得到验证。他认为由于声调语言的音高已经被用于感知声调模式，因而无法承载辨析重音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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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是北京话失去了辨别轻重音的最主要依赖；加之北京话中轻声词与非轻声词之间是依靠音长作为主要区分，因此在非轻声音节中“音长的变化也有限制，这样又失去了辨别重音的第二条依赖”。这样一来，北京话的重音变得非常不容易被母语者所感知。可以说，端木认为北京话重音的声学关联物依次是音高、音长和音量，但由于汉语作为声调语言的特殊性，这些声学关联物无法在实验中得到验证。

仲晓波、王蓓、杨玉芳和吕士楠（2001）考察了各项声学参数对韵律词重音知觉的贡献。他们使用的实验材料是汉语中的重迭词，如“刚刚”、“常常”。参与考察的声学参数有：平均能量的相对增加量、时长的相对增加量、平均音高的相对增加量、音高变化量的相对增加量、频谱倾斜程度。实验结果显示，时长是韵律词重音最重要的声学参数，“其次是音高，再次是频谱倾斜，平均能量对韵律词重音知觉的贡献在四者之中最小”。

王韫佳等（2003）研究了词重音的感知和音节音高最高点、时长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当语境较为一致时，高音点音高差比时长差更好地体现了词的重音模式，其实验结果未能支持端木（1999）关于音高不能体现汉语的词重音的说法。

沈倍蕾、毛世桢（2006）的发现则支持了王韫佳等的结论。它们首先发现，音长和音高在一个音节中的分布有时并不一致。“有些音节组合从时长上看前音节重，但是音高的表现却是后音节重”。听辨实验显示，音高对轻重格式的贡献最大，其次是音长，音强所起的作用非常小。

随着近些年语音学和音系学研究手段的相互介入，杨彩梅，李兵（2003，2008）的研究尽管侧重于音系学角度，但也得到了实验数据的支持。他们首先证实，非轻声双音节词即使前字后字音节结构不同，其韵母长度也基本相同。这一结果支持了端木三（1999）的看法：“汉语中除轻声字发音短促以外，其他字都几乎同样长”。在研究了 5 个前字和后字的声调、韵母都相同（避开上上相连的词）的词之后，他们发现，首字音强普遍略强于末字，首字音高全部略高于末字，并据此认为非轻声双音节词只有重中式一种重音模式。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以往学者大都没有将轻声、左重式非轻声词和右重式非轻声词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找它们在声学数据上的差异。本文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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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尝试。

从声学特征上看，轻声词和非轻声词的差别十分明显，区分时可以使用后字起点音高和音长这 2 个区别特征，以及后字的调型和终点音高，同时前字调域相较于非轻声词中时有所扩大；在非轻声词内部问题相对复杂。基本上，当我们比较的是同音双音节词时，后字的能量大小似乎可以作为区分左重式和右重式的最好依据。但当比较范围扩大到全部双音节时，由于不同音节结构的内在强度不同，这种方法失去意义。同时，由于双音节词内部前后音节在听感上的重度对比决定了重音模式，判断时理应不需要参考其他双音节词。因此，在林茂灿，王韫佳等人的实验中，试图消除音节结构的差异，比较双字组内部前后音节之间的声学特性。这时，前字后字相对时长和相对音节音域范围是判断重音和中音最为有效的声学关联物。在这里，音节音域范围指的是音节音高上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音节高音点上。

然而音长和音高两者之间，究竟谁才是影响词重音的最重要因素，目前各家学者说法不一。在本文的实验中，一方面，我们试图从声学数据的角度区分轻声、左重、右重三种重音模式（或者还有等重式），确定不同重音模式的区别性声学特征，另一方面，将验证这些重音模式是否能够得到北京话母语者的心理依据上的支持。

除此之外，左重式非轻声词的存在可以从“轻声去化”现象中看出。王旭东

（1992）注意到北京话中存在大量“轻声去化”的语音现象，即实际语流中存在把通常该念轻声的一些音节发成去声，或类似去声的现象，如把“石榴”、“玫瑰”的后字从轻声念成了去声。

由于语言的发音总是经历一个从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的“松-紧-松”的周期，因此音节连读时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来适应这一规律。事实上，轻声的产生，可能就和这种适应性有关。而轻声产生之后，当前字非上声，尤其是阳平时，由于阳平之后的轻声从声学表现上来说最像去声，且“阳平+去声”的声调搭配最接近完美的单位词语波形周期，即“从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15，因此也就使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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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1992） ，阴平调由于后部已经开始下降（吴宗济、林茂灿，1989），因此与之相连的轻声即使 听起来也是降调，但由于动程短，不易感知为去声；而上声由于其本质上来说是个低调，而前字是去声时， 由于结尾处音高过低，导致其轻声的起始音高不会太高，更不容易形成“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的波形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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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后的轻声最容易发生重音右移。被赋予去声的声学特征。这种“轻声去化”在北京话中的证据主要有以下两条：

1 一些非去声的字变成了去声。如“成绩”的后字“绩”在初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标为阴平，在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标为去声。这是由于“成绩”这个词出现频率过高，且其轻声时的发音听感上和去声很像，使人们误以为“绩”就是去声，以至于到了“绩效”、“绩点”这些词里，也把“绩”读成去声，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正是根据人们口语中的真实发音对《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注音进行了调整；

2 导致前面的音节发生音变，尤其是使原来的“非阳平+轻声”，变成了“阳平+去声”，如“骨头”、“倒腾”。由于轻声去化后所形成的“阳平+去声”的波形模式对北京话母语者来说最为完美16，因此原本的“非阳平+轻声”的词中的前字也会受到后字的拉拽作用而变成阳平。

他同时指出，这种后字的“去化”绝不是变成标准的去声。因为这些后字普遍的特征是：

1 把轻声的“轻短”变得“重长”一些，或者说把传统认为的“点”变成了“线”；

2 部分音节的韵母由弱化回归原位，甚至已经相当清晰，如“石头”； 从这些发音特征可以看出，这些后字已经脱离轻声范畴，使得整个双音节词过渡到了左重式的范畴之内。这一现象说明，在实际语言中，重音模式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演化。“石榴”（本字调为“阳平+阳平”）、“玫瑰”（本字调为“阳平+阴平”）这种词，就是由于长期读为轻声，且阳平之后的轻声从调型上来看是个短促的降调，与去声的调型相似，使人们渐渐误以为这些词的后字本调即为去声，而后随着这些词渐渐从轻声变为左重式，它们的后字也就还原成了去声，而非原来的声调。可以说，这些词经历了一个从正常重音左移，到慢慢变为轻声，再由轻声慢慢转化为左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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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去声”对北京话母语者来说是最完美的波形，其实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佐证。据王韫佳， 老北京话中存在着“去声+去声”变成“阳平+去声”的现象，如“再见”、“害怕”、“受罪”。同时，据王旭 东（1992），“一、七、八”在去声前变阳平，也说明了“阳平+去声”这一模式在北京话中的受欢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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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音系学角度

（一）左重派

和大多数语音学家不同，端木三（1999，2000）认为，汉语中的词重音固定在前一个音节上。端木并没有从语音的角度去寻找词重音存在的依据，而是认为汉语的词重音（在没有强调时，一个词中是否有的字比别的更重）是很难为人所察觉的，即使是母语者。端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辨别重音所依赖的声学特征首先是音调，其次是音长，最后才是音量”，而在汉语中，音调的首要任务是区别词义，因而无法随着重音而改变，而音长又用来区分轻声，因此汉语失去了辨别重音的主要依赖。端木认为汉语存在词重音的理由是“重音和音步是共存的，而汉语有音步是无疑的”。同时，端木还给出了 3 条原因证明汉语双音词的重音在左：第一是双音节词中轻声字只能出现在后字而无法出现在前字；第二是一些汉语方言，如吴方言中存在确实的左重步；第三是从人类语言的普遍性来看，左重步很常见，而右重步却相对少见且有争议。

杨彩梅，李兵（2003，2008）也认为汉语的基本音步结构为抑扬格。他们使用了实验研究和音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但就他们的实验而言，一方面实验数据过少（只有 5 个双音节词），另一方面只进行了声学数据的测量而没有进行听辨实验，因此仅凭 5 个词声学数据上的一致性就判断北京话的词重音模式为左重，说服力不够强。同时，就他们所选的 5 个双音节词来看，根据笔者本人和一些北京人的语感，其中“爱戴”、“堕落”确实略呈左重，但“合格”、“芸芸”和“瀑布”则在听感上更像是右重。

（二）右重派

季国清（1983）使用非线性音系学中的音步理论对普通话的韵律结构做出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解释。他认为双音节的重音格式分为“中重”和“重轻”两种，后者为轻声词，是弱读音节。这样一来，北京话非轻声词的重音模式就只有“中重”一种了。

史宝辉（2004）也认为汉语的基本音步结构为抑扬格。

由于音系学研究更加注重的是语音中能够区别意义的特征，因此更加倾向于忽视语音中细微的差别，将重点放在“求同”上。而本文则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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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些尽管不能区别意义、却会影响人们听感上的完美度的细微差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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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词重音声学关联物测定实验

本文分为两个独立实验。其中词重音声学关联物测定实验的目的是考察北京话双音节词中是否存在能够被母语者感知的轻声、非轻声左重和右重的三元对立，并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寻找这种对立的声学依据。词重音自然度感知实验的目的是考察对于具体双音节词，母语者是否对其“应有”的重音模式有统一判断。

如果两个实验结果都是肯定的，则说明北京话确实存在词重音。

2.1 实验设计 2.1.1 录音

词重音声学关联物测定实验所用的双音节词全部选自第五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按照 16 种声调组合进行选择，每种声调组合选词 6 个，共计 96 个双音节词。在每种声调组合内部，都有 2 个词在第五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为轻声词（必读轻声词），另有 2 个根据笔者本人17的语感重音模式表现为左重，另

有 2 个根据笔者语感重音模式表现为右重。如此设置实验材料，目的是使各种重音模式在 96 个词中分布大致均匀，以便在接下来的实验数据测量工作中获取各种重音模式的声学参数。96 个双音节词如表 1 所示：

96 个双音节词在进行随机排列之后分别以单词和嵌入对话中两种形式呈现给发音人。要求发音人首先以正常语速对 96 个双音节词进行朗读，目的是使发音人事先熟悉实验材料；然后，将 96 个嵌有相应双音节词的对法呈现给发音人，要求发音人和实验主试（笔者本人）以自然口语风格进行对话。对话由发音人首先发起，随后主试假装没听清，针对测试词进行提问，再由发音人对测试词进行强调。实际实验中 96 个双音节词的顺序及对话如表 2 所示。其中“„„”中的内容并未呈现给发音人，是需要他们根据语境自行填充的，同时也是本实验语音材料的全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