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提问言语行为研究——与越南语对比 = Nghiên cứu hành vi hỏi trong tiếng Hán (có đối chiếu với tiếng Việt). Luận án TS. Ngôn ngữ học: 62 22 02 04

Therefore, the pragmatics studies of Asking Speech Act will have a practical value for people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 show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a f

NGHIÊN CỨU HÀNH VI HỎI TRONG TIẾNG HÁN

(CÓ ĐỐI CHIẾU VỚI TIẾNG VIỆT)

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专业：汉语言学

2015 年于河内

ĐỐI CHIẾU VỚI TIẾNG VIỆT)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 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位论文中，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的个人或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因而，除了文中已经注明引用 的内容以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公布过的研究成果。

致 谢

时光荏苒，转眼间在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培训院已经研 读了三个春秋。怀着感恩的心回首往事，研究生培训院的各位老师已给予我 的教诲与帮助。在此感谢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培训院对我的 培养，在诸位名家教授的悉心培育下，我的理论知识得到了加深，语言实践 能力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阮文康教授，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我的 科研能力有了大幅提高，我的博士论文才得以完成。感谢我同班同学们的不 断督促与鼓励。还要感谢我的工作单位、领导给予我的支持，感谢学生们给 予我的理解，感谢挚爱亲朋们对我的关爱、谅解和全力支持。没有这一切就 没有我的今天。感谢的话语道不尽，说不完。我会用今后刻苦钻研学问、努 力工作、快乐生活来回报母校、单位、敬爱的老师们、挚爱的亲友们和可爱 的学生们。

摘要

“提问言语行为”是说话人在一定的语境中要想获取信息或者表达某种用 意而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因此，对提问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可以为人们的 言语交际提供实际指导。

从前人的研究结果来看，虽然也有少数研究者从语用角度研究提问言语 行为，但总体来说国内外对汉语提问的语用研究还是不足。为了探讨和揭示 现代汉语提问言语行为的特点，本文已经借鉴前人对提问的相关研究成果， 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语境等语用学理论，以归纳和演绎、定量和 定性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汉语言的提问话语进行系统研究，进而指出现代汉 语提问言语行为的不同特征及其使用情况，并通过语言对比的方法指出汉越 语言提问言语行为的异同。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现代汉语文 学著作及越南语口语自然语料。

除了参考文献及附录以外，本文由前言、第一章至第三章和结语板块组 成。前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理由、研究目的、研究任务、相关研究综 述、研究对象及范围等内容。第一章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理论依据。此章， 一方面提到言语行为、会话分析、礼貌原则、语言对比等有关理论；一方面 借助前人研究的结果，重新界定了汉语提问言语行为的概念，并在语用功能 的基础上把汉语提问言语行为进行分类，进一步阐明“提问”的概念、类型以及 功能。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们根据塞尔对直接与间接言语行为的辨析 法，结合语料，对现代汉语提问言语行为作了话语分析，充分展现提问模式

及其变体。其次，深入研究现代汉语提问言语行为的不同特征及其使用情 况，并与越南语的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异同。最后，结语部分就是对本文的要 点做了简单的概括。

概言之，本论文已经从形式与功能的关系来深入研究汉越提问言语行为 的特点及其使用情况。同时，通过对比研究方法指出两种语言提问言语行为 的异同。在深长的意义上，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将对言语交际、跨文化交际、 语言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Abstract

―Asking‖ is one kind of Speech Act that used to get information or express some intention in certain contexts Therefore, the pragmatics studies of Asking Speech Act will have a practical value for people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 show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a few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Asking Speech Acts from pragmatics perspective, but most

of them still exist different deficiencies This thesis has been draw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ing results that related to this study in order to discussing and reveal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king Speech Acts in modern Chinese During the study, this thesis has used pragmatics theory such as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 conversation analysis, context etc We have also used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to systematicaly consider the discourse of Asking, and then pointed ou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rrent usage of Asking Speech Acts in modern Chinese Otherwise, we have pointe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Asking Speech Acts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nguistic contrast During the study, the datum

of this thesis are mainly from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Vietnamese natural conversation

Apart from references, this thesis from the preface, the first chapter to the third chapter and conclusion is systematically composed The preface introduced some issues that related to this study as the researching reason and purpose, the preliminary remarks, the objectives and methodology and organization of this study etc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econd chapter and the third chapter This chapter, on the one hand mentioned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onversation analysis, politeness principle and linguistic contrast; on the other hand borrowing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to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Asking Speech Acts and clarify the concept, the type and the function of ― Asking‖ in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pragmatics studies I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chapters , according to Searle‘s discrimination to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acts , these chapters have

combined with modern Chinese datum to make ―Asking‖ discourse analysis and fully demonstrate asking mode and its variants Secondly, these chapters have

deeply studie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rrent usage of modern Chinese Asking Speech Acts and pointe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Finally, the conclusion is the summary of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study

All in all, this thesis has been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form and function to study the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rrent usage of Asking Speech Acts

and pointe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On the deep mean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have a certain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verbal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目录

前言 13

0.1 选题的理由 1

0.2 论文内容的相关研究综述 1

0.3 研究目的 6

0.4 研究任务 7

0.5 研究对象及范围 7

0.6 研究方法及考察的语料来源 7

0.7 研究意义 9

0.8 论文的结构 9

第一章 总论 11

1.1.言语行为理论 11

1.1.1.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1

1.1.2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12

1.1.3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16

1.2 言语行为内部所关联的交际原则 21

1.2.1.合作原则 22

1.2.2.礼貌原则 24

1.3 会话分析理论 27

1.3.1 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 27

1.3.2 会话结构 28

1.3.3 会话角色类型及其关系 30

1.3.4 会话中话语含义的理解 31

1.4 对比语言学理论 33

1.4.1 对比语言学概述 33

1.4.2 论文汉、越提问言语行为对比说明 34

1.5 现代汉语提问言语行为概说 38

1.5.1 提问言语行为的概念界定 38

1.5.2 提问言语行为的分类 41

1.5.3 提问言语行为的交际功能 46

第二章 现代汉语直接提问言语行为——与越南语对比 50

2.1 引言 50

2.2 汉、越直接提问言语行为的表达式 51

2.2.1.是非提问式 51

2.2.2.正反提问式 63

2.2.3.特指提问式 74

2.2.4.选择提问式 85

2.3 汉、越直接提问式的使用情况 96

2.4 本章小结 98

第三章 现代汉语间接提问言语行为——与越南语对比 101

3.1.引言 101

3.2.汉、越间接提问言语行为的表达式 103

3.2.1 慰问式 103

3.2.2 招呼式 106

3.2.3 肯定式 109

3.2.4 否认式 111

3.2.5 指认式 114

3.2.6 讽刺式 116

3.2.7 探问式 119

3.2.8 顾虑式 122

3.2.9 疑惑式 123

3.2.10 责备式 125

3.2.11 责骂式 128

3.2.12 说服式 130

3.2.13 请求式 132

3.2.14 惊诧式 134

3.2.15 反驳式 136

3.3 汉、越间接提问式的使用情况 138

3.4.本章小结 145

结语 148

参考文献 151

图表目录

表 1.1：汉、越提问言语行为的对比基础 37

表 1.2：言语行为应该满足的合适条件 44

表 1.3：直接提问言语行为的分析表 45

表 1.4：间接提问言语行为的分析表 46

表 2.5：汉、越“是非提问式”命题形式与命题内容的异同 62

表 2.7：越南语用疑问副词的“是非提问式”的命题形式 71

表 2.8：汉语言“正反提问式”的命题内容 72

表 2.9：汉、越“正反提问式”命题形式与命题内容的异同 73

表 2.10：汉、越“特指提问式”疑问代词的对照表 77

表 2.11：汉、越“特指提问式”命题形式与命题内容的异同 84

表 2.12：汉、越“选择提问式”的疑点位置 93

表 2.13：汉、越“选择提问式”命题形式与命题内容的异同 94

表 2.14：汉语言直接提问式使用情况的统计表 96

表 2.15：越南语直接提问式使用情况的统计表 97

表 2.16：汉、越直接提问式使用情况的统计表 97

表 3.17：汉语言直接与间接提问言语行为使用情况的统计表 138

表 3.18：汉语言间接提问式使用情况的统计表 139

表 3.19：越南语直接与间接提问言语行为使用情况的统计表 140

表 3.20：越南语间接提问言语行为使用情况的统计表 141

表 3.21：汉、越直接与间接提问言语行为使用情况的总表 142

表 3.22：汉、越间接提问式使用情况的总表 143

图 2.1：汉语言“是非提问式”的命题形式 52

图 2.2：汉语言“正反提问式”的命题形式 64

图 2.3：汉语言“特指提问式”的命题形式 75

图 2.4：汉语言“选择提问式”的命题形式 86

图 3.5：提问话语在特定语境中达到的不同行事语力 102

图 3.6：提问话语在特定语境中达到的相同行事语力 102

1

前言

0.1 选题的理由

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其中，“提问”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言语交际行为。在社交中，说话人使用提问言语行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使用提问话语来获取信息；二是，借用提问话语来实施另一言语行为。说话人的这些用意已经突显在语言的直接与间接两类提问言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与间接提问言语行为已经揭示了语言的某一些本质。因此，提问类型的研究一方面帮助说话人能够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人能够正确理解说话人的这种意图；另一方面，这个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某一语言提问言语行为的不同特征。这些就是对提问言语行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到目前为止有不少学术论文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结合本族语言，就感谢、招呼、请求、道歉、劝说、邀请等具体的言语行为进行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跨语言的对比研究，可是尚未出现一份以《现代汉语提问言语行为研究——兼与越南语对比》为主要题目的论文。因此，我们试图运用言语行为、会话分析、语言对比等重点理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旨在指出汉、越提问言语行为的不同特征及其使用情况。

0.2 论文内容的相关研究综述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大体上以时间为序、由宽到窄、依次探讨与本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各位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0.2.1 言语行为的纵观研究

言语行为理论源于哲学家对言语意义的研究。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英国哲学家奥斯汀认为，不少话语不仅提供信息，而且完成或帮

助完成许多行为。60 年代，奥斯汀在此的基础上已经提出言语行为理

2

论。奥斯汀的这个理论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发展和完善。塞尔已经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避免了奥斯汀显性施为句和隐性施为句的不合理。

到 70 年代，西方现代语用学理论开始进入各个国家并引起极大的

反响，带动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和初步尝试。这些作者已经综合分析语境、言语行为、交际、会话、信息结构、预设、话语等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的重要问题及其应用。可以说，各位学者对言语行为的研究不只限于进行了较细致的描述，而是从系统描写到精确分析，从探索内部规律到联系外部因素，从理论到应用的方向性转变。在应用实践中，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为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做了很大贡献。

到 80 年代，国内外众多学者把研究焦点由言语行为理论本身转向

具体言语行为的应用。即是，他们基于各自不同目的，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结合本族语言进行某一个具体言语行为的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跨语言的对比研究。在当前的趋势下，言语行为的研究真是出现多角度、跨学科的特点，各个研究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之后又有对双语甚至多语间某个或某类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而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也成为言语行为未来研究路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有些语言学家继续在对言语行为的分类进行研究。他们的分类研究是言语行为理论建设的一部分。

最后，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言语行为理论的完善，许多学者纷纷

从不同角度或与其它学科结合的方式对言语行为进行综合的研究。有的从交际意图、言语行为目的、言语行为具体类别、间接言语行为等方面进行讨论，有的与习得、翻译、教学等其它学科结合进行分析。现有的文献已经呈现出，各位学者的研究已走向了分析与描述、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言语行为理论深化理解和认识，并为我们的论文研究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0.2.2 有关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

3

目前的文献显示，有关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不断完善，并日趋走向成熟；有关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不是稀见的，并不断进取新认识。通过各位学者对“提问言语行为”做过的专门研究，我们可以将前人的研究结果大致分为下面不同内容：

第一，“提问”的含义：“提问”本身是人类的一种行为。对于“提问”这一词的含义，很多工具书已经做过解释。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有《英

语 言 语 行 为 动 词语 义 词 典 》 （ 1987 ） 、 《 汉 字 古 今形 义 大 字 典 》

（ 1993 ） 、 《 朗 文 当 代 英 语 词 典 》 （ 1993 ） 、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

（2005）、《新现代汉语词典》（2008）等。此外，刘叔新（1983）从词义侧重点、词的适用范围、词的表达色彩和语气等方面，对问类动词

“发问/提问”进行了词义辨析。他强调“发问 / 提问”一般以口头方式相问，含义都表示提出问题来问。

第二，“提问”的策略：除了给“提问”释义以外，Bloom、Branes、Meister and Chapman、Sigel 等学者已经关注到“提问”的表达效果。他们试图从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的会话去总结提问的艺术与技巧，旨在帮助提问者获得较为理想的回答，使被问者拒绝或不接受回答的概率大大

减少。但是，这些研究缺乏大量语料的归纳和总结，未成系统。

第三，“提问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早期语言学界已经注意到“提问”的表达方式。语言学家把句子分为陈述、感叹、祈使、疑问四大句类。其中，“疑问句”就是“提问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我们从已有文献得知语言学界对疑问句的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各位学者对疑问句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宽广，可把他们的研究分为

分 类 、 程 度 、 识 别 、 句 式 、 教 学 、 对 比 等 方 面 。 其 中 ， Quirk Randolph ； Greenbaun Sidney ； Leech ； Geoffrey 和 Svartvik Jan

（1972）、吕叔湘（1982）、朱德熙（1982）、陆俭明（1984）、林裕

文 （ 1985 ） 、 郭 婷 婷 （ 2005 ） 、 邵 敬 敏 （ 1996 ） 、 Crytal David

4

（1997）、黄伯荣（1997）、叶光斑（2000）、陆俭明（2000）、曹晓利（2008）、黄重片（2008）、阮灯丑（2010）、刘志成（2010）、阮氏绣（2010）、陈佳璇（2012）是较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

第四，“提问言语行为”归属的类型：“提问”不仅仅是人类行为，而且是一种言语行为。奥斯汀（1962）和塞尔（1965）从言语行为视野把提问言语行为进行归类。奥斯汀在对施为动词研究的基础上，将言语行为划分为裁决、行使、承诺、表态和阐述五大类型。奥斯汀把“提问”列入阐述型。他的意思是实施说话行为的同时也实施了“提问”等行事行为。但是，他并不是说，仅用疑问句才是提问，而是提问可以通过多种句式实现；塞尔把言语行为分为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情类和宣告类“新五类”。在他的新五类中，塞尔已把“提问”归入指令类，因为他认为“提问”实施的语力，就是回答问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语言学家Anna Wierzbicka 教授对英语言语行为动词作过专项的系统研究。她的

《英语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词典》已经摆脱了传统的言语行为分类框架的束缚。从大概 270 个英语言语行为动词中，她除去了不常用的，选取

了 229 个英语言语行为动词，并根据施为动词多层次、多方位的意义联系，把意义和用法相近、言外之力和言外目的相似的施为动词分成 37组。在她的词典中，指令动词被分为“请求”（order）、“提问”（ask）、

“同意”（permit）等组别。这样，Anna Wierzbicka 的观点跟塞尔的完全一致，即是“提问言语行为”属于指令类。

0.2.3 汉、越语言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

为了更加了解汉语言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情况，我们针对 CNKI

《知识发展网络平台》（KDN）进行考察。本文考察的范围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本文考察的对象，就是有关汉语言提问言语行为的文献，其中包括学术期刊、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这些文献的数据库包括：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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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核心期刊。考察结果显示，从 1980 到现在，有关汉语言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共计 365 条结果。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侧重于课堂提问的各个方面。各位学者已经从概念、分类、作用、教学法、技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培训模式、类型及其出现频率、课堂优化设计的原则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且很多研究朝量化的方向发展，诸如：王方林（2002）、赵敏霞

（2003）、刘显国（2004）、王雪梅（2006）、黄伟（2008）、黄梅梅

（2011）、陆喜红（2011）。然而，运用语用学理论来研究奥斯汀和塞尔命名的日常提问言语行为真是尚未有人作过。这说明，我们选择的研究问题完全是一个新的。

就越南语来谈，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我们发现，针对越南语提问言语行为的专门研究也较为多的。自上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对于越南语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我们可参看阮志和（1992）、黎东（1996）、阮氏良（1996）、裴明算（1996）、冯氏清（2000）、邓氏好心（2009）、黎氏素鸳（2013）、黄氏燕（2013）的文献。这些作者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如下：阮志和（1992）已经关心到提问话语和回应话语的关系。他就以提问话语和回应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并把两者放在言语交际环境中进行观察，从而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做了初步研究。黎东（1996）已经通过越南语语料对正名提问话语深入研究。但是，黎东的研究与同期学者的研究不同在于该问题的研究视野。因为他已经从语义及语用这两个方面来对越南语正名提问话语做了尝试。阮氏良（1996）不是针对越南语提问言语行为的本质进行研究，而是从提问话语的形式特点来观察提问话语末尾的语气词。在研究过程中，她已经发现用来表示提问的语气词可以实施不同言语行为。裴明算（1996）已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越南语的提问言语行为。他认为，越南语的词类也可以实施“提问”这一行为，

6

并且词类不同，实施行为的可能性就不同。这表现在一种词类跟一个疑问要素的组合可能。随着课堂改革的深入，教学理念不断创新和发展。冯氏清（2000）已经在教学对话视野下来研究越南语提问言语行为。在论文中，她已经以高中语文课堂为例去揭示师生课堂提问言语行为的基本特点。邓氏好心（2009）引用黄啡（2000）、高春浩（1991）、Searle（1993）、Haliday（2000）的观点对提问行为及其特点作了一个简介。她还通过不少越南语对话实例，说明一些间接提问言语行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用提问方式来表达请求、批评、嘲笑、判罪四种行为。

到 2013 年，黎氏素鸳、黄氏燕等作者也关心到越南语的提问言语行为，但是他们的研究内容各有侧重。黎氏素鸳以实施建议意图的提问话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深入研究这一模式的不同表现；黄氏燕则对越、韩间接提问言语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指出两种语言间接提问言语行为的识别标记。

以上我们已经选择极具代表性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虽然我们列举的文献不是所有的研究，但它们已然是已有研究全貌的一个缩影。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前人的研究还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对于“提问”一词，前人已有论及。不过，国内外学者对“提问”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对问题的表层描述上。二是，关于汉语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各位学者的题材主要侧重于师生的课堂提问言语行为。因而，我们试图对汉语言日常交际的提问言语行为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与越南语提问言语行为进行比较。这些研究成果将为我们对汉、越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0.3 研究目的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对汉语言提问话语的考察结果归纳出直接与间接两类提问表达模式，进而指出现代汉语直接与间接两大提问式的不同特征及其使用情况。此外，本论文通过语言对比的方法把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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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提问言语行为与越南语的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揭示汉、越语言直接与间接提问式的共性和异性。

0.4 研究任务

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本论文要做以下四个主要任务：

第一，对此课题的有关理论进行综述，为本论文研究构建理论依据。 第二，界定提问言语行为并说明直接与间接两种表达手段。

第三，对汉语言直接与间接提问表达式的特征进行系统研究，并与越南语的进行对比分析。

第四，对汉语言直接与间接提问表达式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并与越南与的进行对比分析。

0.5 研究对象及范围

0.5.1 研究对象

本论文已经针对汉、越提问言语行为进行研究。其中，论文的主要对象是汉、越语言交际中所使用的各个提问式，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表达手段。

0.5.2 研究范围

本论文从语用学角度来研究汉、越语言直接与间接提问言语行为的不同特征及其使用情况。论文的研究范围针对用语言形式表达的直接与间接提问话语，而不包括非语言形式的提问行为。另外，间接提问言语行为的研究可从“提问形式”和“非提问形式”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在这份论文中我们主要深入研究前者。就汉、越两种语言对比来谈，汉、越语言对比分析可分为汉越和越汉双向对比。可是，本论文却偏重于汉语言提问言语行为的表现，这意味着论文的研究范围只限于汉、越语言提问言语行为一向的。

0.6 研究方法及考察的语料来源

0.6.1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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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使用以下的基本研究方法：

– 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方法。在研究实践中，归纳是语料考察和收集之后的工作。归纳为庞杂的语料做出正确的概括。随后，归纳的结论要借助演绎来分析。运用这个研究方法，我们通过先收集后筛选的汉越提问话语进行统计、分类，进而对两者提问话语的命题形式与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一般是在对特定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一般规律，而定量研究是一种演绎性研究，它倾向于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的情景去研究。在这份论文中，我们采用定性方法进行研究是因为已有文献中没有针对此课题进行专门研究，那么要对这一言语行为进行研究势必进行定义、分类以及特点归纳等定性研究；为了达到对汉、越两种语言提问言语行为进行对比指出异同的目的，我们必须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因而也需要采用定量研究。

– 对比研究的方法：是对语言对象的明显性质进行对比分析。对比可以在双向之间同时进行，或者在双向比较的基础上偏重于某一方。对比目的是在共性中找出差异。在这份论文中，我们已对汉、越语言各个直接与间接提问模式的特征进行对比描述指出异同。

0.6.2 考察的语料来源

在对此课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本论文的汉、越提问话语主要来自两个不同来源：

第 一 ， 现 代 文 学 著 作 ： 巴 金 著 的 《 家 》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社.1981）；陈忠实著的《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周鹏飞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精品·鲁迅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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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飞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精品·冰心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鹏飞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精品·郭沫若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第二，口语自然语篇

“提问”是一种口语应用性极强的言语行为。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我们未能进行大规模的汉语口语自然语料调查，所以本文举例所用的汉语语料主要是书面材料。然而，我们有意识在鲁迅、巴金、冰心等中国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中选用带有口语色彩浓厚的例句。这些例句我们一般都在句后注明了出处。另外，在汉、越语言对比过程中，因为我们在越南研究此课题，所以论文具有母语交际环境的实地语料，因而本论文说明越南语提问式所用的例子大部分是口语自然语料的。

0.7 研究意义

我们纵观前人研究的成果可知，近几年来很多学者已经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来研究不同语言的具体言语行为，但是针对汉、越提问言语行为研究的论文到现在还是未有的。这正是本论文选题的现实意义。对于

论文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我们可以如下论述：

0.7.1 理论意义

本论文针对汉、越提问言语行为的特点及其使用情况进行系统地研究。研究的结果将为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对比理论、会话分析理论和汉越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0.7.2 实践价值

本论文的研究为深入研究其他类言语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份论文获得的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两国使用者在交际中准确理解和表达提问言语行为，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不同障碍，达到成功交际之目的，而且还为语言翻译、语言教学、教材编写等工作服务。

0.8 论文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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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言、结语、参考文献以外，本论文的结构主要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章：总论

第二章：现代汉语直接提问言语行为——与越南语对比

第三章：现代汉语间接提问言语行为——与越南语对比

（ordinary language phylosophy）两个主要分支。两大派别对于自然语言

的 认识存 在明显分 歧。二 十世纪五 十年代 末 ，英国 哲学家 奥斯 汀

（J.Austin）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日常语言学派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否定。这一理论已经较好地解释语言和交际功能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上，一般人家认为，语言的功能只是描写性，即语言只具有描述事实的功能。但是，1923 年伦敦大学的波兰裔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强调：“语言的原始功能是作为一种行动方式，而不是思想的对应物。在最初的使用中，语言作为人类行为，是连接人类一致行动的纽带。它是一种行动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工具”[34；29]。

英国大学的哲学教授-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跟马林诺夫斯基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语言的功能在于完成各种各样言语行为，而描述事实只不过是语言的一种功能。1952 年，他在牛律开始讲授“言与行”两者之间的关系。1955 年，他的《怎样用词做事》

（How to Do Thing with Words）已经受到人家的关注。1957 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全部内容。

1969 年，奥斯汀的学生-塞尔（John Searle）对奥斯汀的理论加以发展和系统化。塞尔认为言语行为是构成社会交际的基本因素。他以

1959 年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言语行为-一篇语言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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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言语行为”理论在语用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了语用研究的核心理论，其主要内容是人类用于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词、句子或其他的语言形式，而是人们用这些语言形式所完成的行为，即言语行为。人们说话不仅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完成了某种行为。总之，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言与行、说话与做事的关系。自产生之日起，言语行为理论就在语言学界有了很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将对该理论进行梳理。

1.1.2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奥 斯 汀 （ J.Austin ） 属 于 日 常 语 言 哲 学 派 （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所以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是从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每个话语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因而，奥斯汀的观点是言即行，说话就是做事。奥斯汀把言语可以做事的功能成为“述行”。奥斯汀在《怎样用词做事》中已经这样解释，当一个人说话时，他实际上同时完成了“说话行为”、“行事行为”、

“取效行为”三种行为。例如，在对话中说话人向听话人这样提问：“你吃饭了吗？”，按照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其一，说话人移动发音器官发出这些语音“你”、“吃”、“饭”、“了”、

“吗”，并按规则将它们排列成合格的句子“你吃饭了吗”，说出一句带有意义的话语。这种行为奥斯汀称为“说话行为”或者“发言行为”。

其二，说话人说出“你吃饭了吗？”这句话，就是实施一个“打招呼”的行为，也同时实施一个“问候”的行为（到吃饭的时间了，不知道你现在吃没吃饭）。“你吃饭了吗？”这个提问句已经表明了说话人的意图，它已经表达了说话人的意义。奥斯汀把这种意义叫做“行事语力”或者“言内行为”。

其三，说话人在发出这个提问句的同时，已经实现“打招呼”、“问候”等行为。但是，这句话还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关心。听话人听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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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话语之后，可能感受到说话人的感情，也可能不感受到说话人的感情。尽管他们的感受如何，这句话仍给听话人带来一种亲切感，仍对听话人产生一种效果和影响。这就是这句话的效应。奥斯汀把一句话的事后效应称为“取效行为”或者“言效行为”。如果行事行为跟说话人的意图有关系的话，取效行为却跟说话人的意图无关。

据奥斯丁的理论，“说话行为”就是“说出某些具有一定结构关系的词，而这些词又都具有某种意义”[99；147]。再说，在一般情况下，当某人说“关上门”、“天下雨了”等等时，说话人就是使用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联系起来的一些语句来传达某种信息，表达某种思想，即完成某种以言表意的行为。

据奥斯丁的看法，“行事行为”是三种言语行为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行事行为指使用语句来传达说话人所想达到的目的或意图。当说话人实施行事行为的时候，说话人也同时实施提问、回答、要求、建议、肯定、保证、祝贺等言语行为，并且使听话人要有回复的反应行为。同时，这些行为必须符合约定俗成的惯例。例如, 一个牧师在教堂里主持婚礼时说出“我宣布你们二人正式结为夫妻”时，这两人从此时起就正式成为夫妻了。牧师的这句话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是由于他是以牧师的身份来充当证婚人。另外，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所以在这种特殊场合下说出这句话是符合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也符合于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

此外，这些语句不但表达说话人的意图而且还体现听话人对说话人的效应。在奥斯丁看来：“对某件事的说出往往对听话人、说话人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或行为产生某种效果，……我们把完成这种行为称为完成了以言取效的行为” [99；147]。

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划分为三个层次，据此人们在说一句话的同时可能实施与之相对应的三种行为：“说话行为”、“行事行为”、“取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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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中，“说话行为”指的是通过语音、词汇及语法来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行事行为”指表达说话者意图的行为；“取效行为”是指通过言语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

在“说话行为”、“行事行为”、“取效行为”三者之中，奥斯汀最为关心的是“行事行为”有哪些类别。在研究过程中，他以施为句里的动词为根据把“行事行为”进行分类。在《怎样用词做事》的最后一章，奥斯汀已经阐述了行事行为的五种类型如下：

a) 裁决型（Verdictives）

“裁决”指陪审团、仲裁、裁判等人根据证据或者推理对某件事情的性质做出裁决、判定、估量，如宣告、发现、理解、估价等。这类行为的有效性可以用所判定的命题内容的真值去衡量。如果被描述的内容符合事实，该描述行为就是有效的。由于裁决型的内容要符合客观情况，所以其语力的作用方向是从语言外部到语言内部。

b) 行使职权型（Exercitives）

“行使职权”是对某个行动作出赞成或反对决定或者对这个行动进行辩护的权力，如任命、建议、开除、辩护、否决、赞成等。因为行使型按决定内容发展，所以行使语力的作用方向是从语言内部到语言外部。 c) 承诺型（Commissives）

“承诺”是使说话人对某一行动作出承诺，并且承担实施所许诺行为的义务，如答应、发誓、许诺、宣誓、保证、签约等。承诺语力的受力点惟一确定为说话人。

d) 表态行为型（Behabitives）

“表态行为”跟社会行为有关，是对别人的言行、境况、态度作出反应，如道歉、感谢、同情、祝贺、欢迎、祝福等。这类行为主要是心理上的，具体内容由参加交际人的态度共同决定。

e) 阐述型（Expos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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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就是阐明观点、进行论证、澄清话题或解释语义，如指称、接受、强调、确认、否认、提问等。这类行为的主要内容限于语言内部。阐述语力的作用方向是从语言到语言。

可以看到奥斯丁五种说话方式所使用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在实际交际中，我们用判定式是做出判断；执行式是施加影响或行使权力；承诺式是承担义务或说出意图；行为式是采取一种态度，而阐释式则是阐述理由、提出论证和传达信息。奥斯汀后来还根据施为动词的有无，把施为句进一步划分为“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显性施为句”即直接实施某个行为的语句，它们包含有施为动词。“你看他来了吗？”是一个“显性施为句”的例子，提问句中的动词“看”就是施为动词；“隐性施为句”即间接实施某个行为的语句，它们不包含施为动词。“他来了吗？”是一个隐性施为句的例子，提问句中没有施为动词。

奥斯汀也提出言语行为完成的必要条件。为了起到实施行为的作用，奥斯汀强调施为句有一些条件必须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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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认为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概括和分类。奥斯汀根据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说话人的行事行为重新进行分类。他在对施为动词研究的基础上将言语行为划分为裁决、行使、承诺、表态和阐述等五种类型。

奥斯汀的这个理论已经纠正了人们对语言功能的认识。语言的功能不仅描述生活中的各个事物现象，而且还能表现人们的各种行为。这就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独到之处。奥斯汀在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几年后就去世了。尽管他没有对这一理论进行充实与完善，但他的研究却在语言学界造成了深远影响。许多学者自此开始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Searle）。

1.1.3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成“说话行为”、“行事行为”、“取效行为”三种行为。实际上，西方学者对奥斯汀的理论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有的完全反对奥斯汀关于说话行为跟行事行为之间的区分。科恩(Jonathan Cohen) 认为，奥斯汀的分析法是不妥当的，说话行为跟行事行为其实是一样的。

在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Searle）看来，他完全同意奥斯汀的观点为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而是被完成的某种言语行为。塞尔也认为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须包含一个言语行为。这些言语行为可能是陈述、命令、提问、许诺等。他也指出言语行为本身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的话语不能混为一谈。不过，他承认说话行为跟行事行为不容易区分。但是他发现表意的动词也是施为动词。这意味着，行事行为跟表意行为是重合的。因此，他已经对奥斯汀原来的“说话行为”作了一个调整。塞尔把奥斯汀的“说话行为”分成了“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他之所以把奥斯汀的“说话行为”分成上述的两者，是因为说话人有时候只发出一句话语而已，它却没有剩下什么语力。但是，有时候同一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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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却清楚表明不同语力，或者不同发话行为则表示同一个命题内容、同一个行事语力。这样一来，塞尔把奥斯汀原来的“三分说”改成了“发话行为”、“命题行为”、“行事行为”、“取效行为”的“四分说”。

塞尔在继承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 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这一理论提高为一种解释人类语言交际能力的理论。1975 年，在《间接言语行为》这篇文章中，塞尔认为“通过实施另一个行事行为而间接地实施一个行事行为”[34；48]。

他这样简单地解释：当某人说“Could you do it to me?”（本义：“你可以帮我做这件事吗？”）时，我们不能按照这个句子的字面意义去理解，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个句子的形式而理解为说话人想问听话人是否有作某事的能力。其实，说话人发出那个话语实际上已经实施一个“请求”的行为。这就是语言的间接性。因为在不少情况下，人们使用语言谈话，但是他们不是完全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往往是通过某种方式间接地表达 [91；41]。

再如，某人说“It's cold in here”（本义：“这儿很冷”），我们可以理解为如下两种情况：第一，说话人想告诉听话人他所住的地方的气温情况。这就是他的直接意图；第二，说话人通过告诉听话人自己对气温的感觉的事儿来询问听话人是否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关关空调等事情。这就是他的间接意图。

塞尔认为，人在说话的时候，所说的和所做的有时是一致。如果某人问“What‘s the date today?”（本义：“今天几月几号？”），“It‘s Jan.5”

（本义：“今天一月五号”）这个答语就给他人提供所要的信息。那样，所说的与所要说的完全一致的，这不是间接用法。在不少情况下，所说的与所做的是不一致。当某人说“这儿很冷”时，他所说的目的不是告诉听话人他所处的气温情况，而是告诉听话人自己的感觉并促使他人做点什么，如关上窗户，开开空调等等，那样的言语是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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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意义，简而言之，不是说话人话语的字面用意，而是在某种情况下话语会产生某种以言行事行为的效果，并且表示另一个用意。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用意的不一致现象，换一句话说形式与功能不一致的现象被塞尔视为间接言语行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塞尔的观点是字面上的行事行为是次要的，而首要的不是字面上。因此，塞尔把说话人间接言语行为分为“首要言语行为”（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和“次要言语行为”（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两种类型。“次要言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在语言形式中，而“首要言语行为”的语力更为复杂和不确定，要依赖于背景知识和语境。

在塞尔看来，听话人要根据话语规则来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但是这个问题有时不那么简单，因为说话人的用意跟话语本身的字面意义在很多场合下是不明显的，如暗示、讽刺、比喻等等。塞尔认为，听话人应该经过一系列的假设、推理步骤，才能从话语的字面意义中领会出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塞尔曾在《言语行为》中认为“在实施间接言语行为时，说话人依赖交际双方所共有的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背景知识，以及听话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向听话人传达言外之意” [34；49]。本文把塞尔的理论概括为三个主要论点如下：

其一，要想辨认一句话语的文字意义实施了什么行为，说话人和听话人都要经过一系列的假设和推理步骤。在推理的基础上说话人能获得间接言语行为的真实意义。

其二，塞尔认为，交际双方可以通过格莱斯（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来确定话语的真正含义，从而确定进行推理的必要性。

其三，塞尔强调推理也要具有推理原则。因为会话含义的原则能把话语的字面意义和言外意义分清楚，所以塞尔认为，可以根据会话含义原则来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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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发展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过程中，塞尔认为奥斯汀的分类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没有得到认可的原因，就是奥斯汀对行事行为的分类缺乏根据，只是施为动词的分类。从这个问题出发，塞尔对新的分类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定。他已经提出十二条准则作为言语行为划分的依据：言语行为的目的、话语与客观世界的适合方向、表现的心理状态、言语行为目的的强弱程度、说话人和受话人的社会地位、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利益、与话语其他部分的联接、命题内容、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超语言机制、施为动词的使用、言语行为的方式。在

十 二 条 之 中 ， 他 认 为 主 要 的 标 准 只 有 三 条 ： “ 行 事 的 要 点 ” （ the illocutionary point ）、 “ 词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 ” （ the direction of fit between words and the world ）和“ 所表 达 的心 理 状态 ”（ the 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

所谓“行事的要点”是指一类言语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目的。当某人实施许诺、起誓等行为都具有同样的目的，就是说话人承担义务去做某事。不过，具有相同目的的行为会有不同程度的力度或语势（force）。例如：I swear that Bill stole the money（本义：“我发誓 Bill 已经偷了钱”） 与 I guess that Bill stole the money（本义：“我想 Bill 已经偷了钱”） 这两个话语的目的是陈述一个真实情况，但是前者的语施比后者的语施明显强烈得多。

所谓“词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是指言语行为带来的结果。因为，有的言语行为使说话人的话语与客观世界相符；有的言语行为相反，使客观世界与说话人的话语相符。这就是言语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且言语与客观世界存在两种适从方向，或者话语适从客观现实，或者客观现实适从话语。当说话人所作的陈述要符合客观现实，陈述行为的适从方向是从话语到客观现实。反而，客观现实按说话人的话语去变化，这种适从方向则是从客观现实到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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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方向”指的是说话人在实施一个言语行为时总表示出自己的心理状态，那是说话人对所说命题内容的态度。假如，当某人许诺、发誓时，他表达了做某件事的意愿；当某人提出请求、发出命令时，他表达了想听话人去做一件事的愿望。然而，心里状态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有差别。

塞尔根据上面所述的三个主要依据，把言语行为划分为新五类：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情类和宣告类。

a) 断言类（Assertives）

这一类的行事要点是表示说话人对某事做出一定的表态，对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作出真假判断，就是担保某事是如此的。这一类言语行为的适切方向是从话语到客观世界，即先有事实，再用词语去描述它。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相信。

b) 指令类（Directives）

指令类的行事要点是表示说话人不同程度地指使听话人做某事。它的适从方向是客观世界适从词语，即先有词语，再用行动去实现它。所表达的心里状态是希望或者愿望。命题内容是听话人将做某事。塞尔把“提问”归入这一类，因为说话人提出问题的目的是让听话人作答。 c) 承诺类（Commissives）

这一类的行事要点是指说话人对未来的行为作出不同程度的承诺。它的适切方向跟指令类相同，也是从客观世界到词语。所表达的心里状态是意欲。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将做某事。

d) 表情类（Expressives）

这一类的行事要点是指说话人在表达话语命题内容的同时所表达的某种心理状态。因为表情类的言语行为不是通过话语使客观世界改变，也无需让话语符合客观世界，所以表情类言语行为没有适切方向，只是对客观现实表示自己的态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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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宣告类（Declarations）。

这一类的行事要点是是要改变所提到的实体的现状。成功实施这类行为将保证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因而，这一类型的适切方向就是使客观世界符合于所说的话语。说了某句话，就导致某事成为现实。客观世界按照话语发生的变化是即刻的，甚至在说话的同时，这种变化便随之发生了。例如，通过说“I declare the meeting open ”使会议开始。

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揭示了实现言语行为理论的各种有效条件，阐明了言语行为的分类与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问题。虽然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有很多问题还没解决，有很多地方还没妥当解释，但是塞尔的理论对言语行为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由奥斯汀提出，经由塞尔等人发展，成为语用学乃至语言学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理论。经过很多年不断完善，言语行为理论将关注点从语言的形式属性转向语用属性，突出语言在使用中的行为功能和建构功能，为人们认识语言的本质提供了新视角，就是说话不但能够表达思想、描述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行为的语言能够建构世界。二十世纪以来，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各个现象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本文的提问行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域。

1.2 言语行为内部所关联的交际原则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要想成功地达到交际目的，一般通过言语行为体现出自己的意图。但是，交际目的的成功实现跟交际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交际原则是交际主体运用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准确表达和理解会话含义所共同遵守的原则。这意味着，说话人要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人要准确地理解说话人的话语，他们都要遵循相关的交际原则，包括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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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合作原则

在交谈中，交谈人的言语不能是一系列互不相关的话语。一次成功的交谈决定于交谈人的共同努力，使交际一方，或者双方，甚至多方达到某一目标，而这个目标常在谈话一开始时就明显的。例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问一句话，话语的目标已经明确了，或者是要想取得某个信息，或者是要想实施某种言语行为，与此同时要求听话人实现一个反馈，即是有人问要有人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交谈人必须遵循某一原则。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1975 年在《逻辑与会话》的论文中指出，会话常常是合作举动，会话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个彼此接受的方向。如果会话举动不合适就容易遭到排斥。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完成，人家进行交际的时候总要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合作原则要求每一个参加交谈人在会话中所说的话要符合这一次交谈的目标或者方向，这样会话进行才有意义。据格莱斯的观点，人们遵守的合作原则包括下面四条准则：

第一， 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使你的话语包含交谈目的所

需要的信息。不要使你的话语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例如，

“小兰不在”，这个答句是说话人提供出交谈所需要的信息。再如，“工作很好”，这个答句体现出被问的人对她现有工作的观点。从说话人的回应信息，听话人可以获得话语的隐含意义，就是她对工作很满意的。

第二， 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设法使你的话语真实，不要说

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例如，“你什么时候去北京？”、“明天你来工作吗？”、“他是不是你的表哥？”等，都是遵守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而说出来的话语，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