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f expression in dong yues vignettes of dream compared with zhang dais taoan mengyi

Mainly focusing on one writer-Dong Yue, and discussing Zhang Dai as his comparison, it shows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two modes of self-expression in this writings: while Zhang Dai repre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

ACKNOWLEDGEMENT

Fir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thanks to my supervisor Prof Xiao Chi, who has helped me so much at every stage of my working on this thesis More than that, Prof Xiao Chi has shown me all the diligence, ambition, and passion that a real scholar should have for his career My gratitude to him is greater than I can acknowledge here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rom whom I got help,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My two years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uld not have been such a happy experience without you

And I am also grateful to my parents for their endless lov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At l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fiancé, whose company has always been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and hope in my life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晚明小品与明清之际小品中自我表现的延续性···2

第二节 文体、构建世界与自我表现···7

第三节 文献回顾、本文中心论点与论文框架···10

第二章 张岱《陶庵梦忆》中的自我表现 第一节 佛教？梦？回忆？——张岱看待“过去”视角的选择···17

第二节 回忆中的繁盛世界与自我···26

第三节 《陶庵梦忆》中的自我与他人····28

第四节 过去与未来之自我····32

第三章 构建“梦乡”与自我表现 第一节 董说营造大半生的精神家园——梦乡···36

第二节 文体问题与梦观、董说独特梦观与传统梦观之差异···41

第三节 梦乡与乌有乡写作传统···59

第四节 营造梦乡与构建自我····67

第一节 记梦小品的风格变化与自我心境的比喻···83

第二节 “云”与自我···91

第三节 “高处梦”/“仰观梦”与自我之向往···96

第四节 梦乡中的自我与他人····99

第五节 梦乡的“瞬间永恒”···105

第五章 结论：两种自我表现模式与“梦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第一节 晚明小品与明清之际小品中自我之重要不同···113

第二节 两种自我表现模式与“梦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118

参考书目···121

SUMMARY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self-expression in the light-sketches (xiaopin)

produced during Ming-Qing transition time Mainly focusing on one writer-Dong Yue, and discussing Zhang Dai as his comparison, it shows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two modes of self-expression in this writings: while Zhang Dai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mode, Dong Yue represents the new one

The introduction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about what writings of this genre produced in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had inherited from their

predecessor–Late-Ming xiaopin, and proposes a question for the later

discussion: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self-expression between the two?

Introduction also discusses how xiaopin in this transition period created an imaginary world to express one’s self The world in Zhang’s Tao’an mengyi

and Dong’s “county of dreams” are both such imaginary worlds

The main body of this thesis (chapter 2-4) explores respectively the

self-expression in Zhang’s Tao’an mengyi and in Dong’s writings on dream

My analysis shows that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the world

created in Tao’an mengyi is based on remembrance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which the author’s self is generally defined in terms of his relationship to late-Ming era, to his family, and to literati societies

Dong’s “county of dreams”, on the other hand, opens up a new world of self-expression by using dream as its subject matter Dong’s unique attitude to dream differs from tradition which usually treats dream as “a means” for prophesy, or for preaching, or as symbols for impermanence of life On the contrary, Dong appreciates dream’s aesthetic value Compared with the world

in Tao’an mengyi, “County of dreams” is influenced by Buddhism more

deeply than by Confucianism Through this world of dream, isolated from the sufferings in real life and separated from family and country emphasized by Confucianism, Dong defines his self which is more related with his mental state than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This thesis comes to conclusion by highlighting concerning self-expression

how the xiaopin produced in transitional period is distinct from its late-Ming

counterpart Furthermore, the final part also sums up som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Zhang’s mode and Dong’s mode in self-expression Thereby it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county of dreams” for self-expres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t’s the first complex and complete imaginary world entirely based on one’s dream to present the author’s self

本文探讨的对象是明清之际小品中的自我表现问题。本文主要关注此时期的一位作家——董说，并以另一位作家张岱作为其对照，揭示出此时期小品中至少有两种自我表现的模式：张岱的作品是传统模式的代表，而董说则开创了自我表现的新模式。

本文始于对明清之际小品继承了晚明小品哪些特质的探讨，并为后文提出了问题：两者之间有何不同之处？导论部分分析了明清之际“在文字中创造出一个世界用以表现自我”的现象；张岱《陶庵梦忆》里的世界和董说的“梦乡”都是这类在文字中被创造出来的世界。

文章第二章至第四章先后讨论了张岱《陶庵梦忆》和董说记梦小品中的自我表现问题。由文中的分析可见，作为传统模式的代表，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创造出的世界主要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回忆，相应地，作者的自我亦主要被其与晚明、与家国、与文人社会的联系所定义。

而董说的“梦乡”则以“梦”为主要途径开辟了自我表现的新模式。与传统梦观不同，董说并不将梦看成对未来的预示，或将梦作为说教的工具，也不以梦作为人生无常的比喻。董说看重的是梦本身的审美价值。与

《陶庵梦忆》中的世界不同，“梦乡”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要大于儒家思想，

“梦乡”是一个远离现实苦难和“家国概念”的世界。通过描述这个梦世界和其中的各个梦境，董说自我形象的构建更多地依靠对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呈现，而不是与外在现实世界的联系。

本文的结论部分回答了导言部分提出的问题：明清之际小品与晚明小品的不同之处，并总结了以张岱为代表的传统模式与以董说为代表的新模式在自我表现上的主要不同。由此也彰显出了董说的“梦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这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完整而复杂的梦世界。

——以张岱《陶庵梦忆》为对照

第一章 导论

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强调个人独特性、作家对“自我”之表现最大胆活跃的时期之一，经由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在文学思想或创作实践上的先驱作用，到了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主张盛行的万历年间，以张扬坦率的文字表现一己与众不同之个性、情感、癖好乃至性格缺点、人格缺陷成为了文坛的主流风气。大盛于此时的晚明小品作为明代文学的一大成就，可以说是晚明文学思潮的产物，是晚明文人用以表现自我的重要文体工具。以往学者对晚明小品的兴盛给作家“自我表现”所带来的影响已多有论述，因此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并非晚明小品，而是其后继者——明清之际小品——中的自我表现问题。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界对“晚明时期”的界定一般指万历至崇祯年

1 关于晚明小品中的自我表现，虽未见以此为主题的专著，一般讨论晚明小品的著 作都会涉及，可参见曹淑娟《晚明性灵小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陈 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 （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袁震宇、刘明今《明 代文学批评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吴承学《旨永神遥明小品》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及《晚明小品研究》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尹 恭宏《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七十三家小品评述》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 罗筠筠《灵与趣的意境——晚明小品美学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徐艳《晚明小品文体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罗筠筠《灵与趣的意 境——晚明小品美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间，但其实自万历末年，由于时局的变化，最能代表晚明思潮的李贽“童心说”以及公安三袁的影响已经开始减退，学古、讲究经世实用又逐渐成为了文坛主流。因此本文提到“晚明文学思潮”时对应的时间下限为万历末年左右，“晚明小品”亦指李贽“童心说”及公安派“性灵说”在文坛影响最大的几十年内的小品作品；而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明末清初小品——指晚明文学思潮消退后、特别是明亡前几年至清康熙年间陆续出现的小品创作。晚明小品与明末清初小品，两者在时间和文体上有着承继关系，亦有诸多不同。本文导论部分关注小品这一文体在晚明文学思潮逐渐消退、乃至明亡后继承了晚明小品哪些本质性的特点；论文主体部分是对两位明清之际代表性作家之作品的分析；结论部分总结明亡这一变故使晚明小品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作为既继承又变革晚明小品的明清之际小品对明遗民之自我表现所具有的文体意义。

第一节 晚明小品与明清之际小品中自我表现的延续性

如果说公安派文学主张风靡文坛的几十年时间是以张扬个性、大胆表现自我为重要特点的晚明文学思潮的高潮期，那么竟陵派其实已经显示出向正统文学回归的倾向。从明朝最后二十年左右开始，晚明文学思潮开始消退，批判与欣赏晚明思潮、晚明习气的士人逐渐形成两种对立的力量，前者的势力随着明朝内忧外患的不断加重而不断壮大，到了陈子龙、顾宪成等明末诸子之时，对国事、时局、民生的关注又成为了文坛主流，大异

化、文学、文人生活的反思达到高潮，晚明思潮终于在新朝政权和旧朝学者的共同批判下消亡。小品作为一种兴盛于晚明时期的文体，也受到由明入清的思想家、学者、甚至文学家的批评，认为晚明空疏的文风与明亡之间有密切联系。3但是，小品作为一种文体的生命力没有立即消亡，明清

之际仍有不少文人从事小品写作，小品依旧是他们借以表现自我的重要文体工具。郑毓瑜曾这样论述文体选择与作家的自我诠释间的关系：“如果说书写活动是为了诠释自己，那么文体的选择其实就是选择表现自己的一个面向……作者从文体的程式规范、寓意型式中恍然看见被书写出来的在世界中的自己”，并认为一种文体传统会对作者的书写产生强大的影响：

“个别的生活遭遇透过文体的模塑，因此参与了一个积累的公共传统；这个文体传统积累了世代的读/写经验，提供作者印证、阐发与扩大个别经验的机会。一旦选择某种文体，就仿佛进入历史文化的回廊，在一种熟悉的语句格式、典式氛围中，完成发现当下自我同时也是再现共享传统的书写活动。”4由此可以想象，虽然在明末清初时期“晚明小品”的命运可谓

江河日下，但作为一种极盛于有明一代思想最活跃、风气最自由时期的文体，它率真自由的行文风格、在展示自我上的大胆坦诚、形制上的短小精练等特点仍对后代文人展示着其独特的文体魅力，并将继续影响后代选择此文体进行写作的人。

晚明小品标志性的特点之一便是其对作家自我的极高关注。与传统古文中的制、表、疏等事关国体或政事民生的体裁不同，作家最个人化的

“我”、“我”的情感、“我”的性情才是晚明小品的终极关怀。汤显祖在

〈答张梦泽〉中将“长行文字”与“小文”对举，并说自己“（对于‘长行文字’）贫病早衰，终不能尔。时为小文，用以自嬉”5，认为“小文”虽不能传之不朽，却是最能贴近、表达自己心意性情的文字。汤显祖的时代，小品的概念尚未明确，小品的创作与流传还未达到全盛，可见从其发生、发展时期开始，这种文体与作家的“自我”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到了袁中道的时候，便认为“小文小说”与“高文大册”对于反映一个作家的风貌而言同等重要，甚至将“小文小说”置于“高文大册”之上，他在〈答蔡观察元履〉中这样说自己：“生少也贱，幸免为世法应酬之文，惟模写山情水态，以自赏适”，然后批评只收录“高文大册”的作家选集

“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并这样评价当时极盛一时的

“苏文选集”：“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往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6这其中强调了那些“模写山情水态”、也就是不关涉国家大事的题材的意义，以及“小文小说”对于表现一个作家精神风貌的重要性。陈万益在讨论“苏文选集”与晚明小品的关系时也提到，李贽所选《坡仙集》和以往苏东坡选集的不同之处首先就在于“重人不重文”，以前选苏文以学子举业为标注，而李

5 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 ，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 1365。

6 袁中道《珂雪斋集》，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 1044。

由此可见，晚明小品在其发生、发展、全盛的过程中始终将强调、突出作者的“自我”作为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由小品传达出的“自我”是怎样的自我？或者说，如果小品中的自我相比“高文大册”中的自我是更真实的自我，那么他们就是全面的自我了吗？显然，由上面的引文即可看出，晚明小品虽然强调“自我”，但其实强调的是作家完整人格中远离国家政治、官场往来、世法应酬而亲近山水自然、生活琐事、私人交际的部分，因此，小品中反映出的自我可以说是最接近作家真实性情、真实感受、真实愿望的自我，是最真实化和私人化的自我，但却并非是作家的完整自我。一个传统文人对生命中那些宏大而公共性的话题完全不关注、不介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从一般所谓小品作家在小品之外也有“大文”便可得到印证。8

晚明小品对“自我”的强调、以及这种强调天生带有的选择性、倾向性对明清之际文人面临自我表现需求时的文体选择有着明显影响。明亡这一变故所激起的各种反应表现在文字中，有像钱谦益的《投笔集》那样以诗为史、记录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年抗清复明活动并以此表白自己混杂着自负、自愧、期世人谅解的复杂心理的组诗，9也有像褚人获、陈忱的《隋

唐演义》、《水浒后传》那样寄寓着对时事变迁的感慨的小说，或者像谈迁

《国榷》、黄宗羲《明儒学案》等那样直接记录明代历史、思想史以寄托

7 关于苏东坡选集与晚明小品的关系，见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第 一章

8 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页 。

9 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济南：齐鲁书社，1996），页 411-页 426。

对故国情感的学术著作。这些作品当然都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在其中，但最主要的主题和内容还是政权更替、反清复明、或有明一代政治、思想、学术等更多地属于公共领域的宏大问题，关注的是历史的变迁、整个国家的兴衰沉浮，而并非面对这一变故时作家作为独特个体所拥有的个人的、细腻的、精微的反应和感受。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在文体风格上继承晚明小品、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作品，可以将其看作一个完整“自我”中与社会政治联系不大、更加私密和个人化的部分对明亡这一变故的反应。这类作品一般不记录反清复明活动或抗清志士就义过程这类与政权更迭直接相关的事件，而是通过一些与政治、与公共事务联系不大、而与自己私人生活联系紧密的题材来表现自我世界的图景。如果对比一下此时期诞生的小品与晚明小品描写、关注的对象，会发现两者间有着相当高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虽然两个时期的作家们的处境已有了天壤之别：明清之际的小品作家们仍在写四季的景色、每天的饮食、与朋友的出游，虽然一切难免带上伤感的色彩。若是当下生活实在不堪，他们就在小品中书写以往的美好：眼前山河易色、遍地饿殍，写记忆中的湖光山色，现实生活捉襟见肘、常至断炊，写以往生活的繁华靡丽，明亡后家破人亡、各自飘零，写曾经拥有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一切回忆中所表现出来的仍是对以往生活中无关政治、无关功名部分的怀念。所以说，明清之际的小品与晚明小品所关注的对象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晚明小品重视“自我”、主要关注“自我”的个人化方面的文体特征和传统，在明清之际仍在延续，一个朝代的终结却没有完全终止生长于其中的小品作为一种文体所天生带有个人化的特点；或者说，正因为小品的这个文体传统，使得明清之际作

第二节 文体、构建世界与自我表现

明末清初文人（明遗民）自我表现中有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现象：构建出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世界以表现自我。

中国文学中的“乌有乡”写作传统可以上溯至老子的“小国寡民”以及儒家的“大同世界”，虽然起源于对政治理想的描述，但这一传统后来的发展却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政治性或社会性的关注，转向了对个人理想生活方式的表达。10

乌有乡写作产生于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摆脱、超越现实的愿望，这也是为何在明末清初文人以及明遗民中会出现颇具规模的乌托邦

10 Wang, Pi-tuan Huang, “Utopian Imag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80, pp.4-50

考虑到“乌托邦”一词背后特定的文化背景使其未必适合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的 分析中，本文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而代之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说 法“乌有乡”。

明遗民乌有乡写作中诞生的乌有乡有陈忱小说《水浒后传》中的暹罗国、黄周星〈将就园记〉中的将就园和〈人天乐〉中的北俱庐州、张岱《陶庵梦忆》中的琅嬛福地、董说的梦乡等。董说虽于明亡前一年就已初建了

“梦乡”，但对此乌有乡的构建延续在其后的遗民生涯中。董说之梦乡的营造和张岱《陶庵梦忆》中回忆世界的构建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小品这一文体完成，呈现出文体（小品）、核心方法（构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世界）、目的（自我表现）这三极相互交织、影响、并最终完成自我表现之目的的面貌。《陶庵梦忆》虽然经常被称为“回忆性”小品，我认为张岱却不是为了回忆而回忆如此简单，他的“回忆世界”其实是一个根据当下的自我表现需求而被重新构建出的世界，曾经真实存在过的那个世界只是为他提供创造“新”世界的基本素材。

与董说的记梦小品相比，张岱《陶庵梦忆》中的文章在形制上更接近典型的晚明小品，张岱也通常被认定为晚明小品创作的集大成者。但如上文所述，张岱创作《陶庵梦忆》时已不是晚明小品最繁盛的年代，此文体对他而言已是某种程度上的“传统”。因此张岱并不是因身处晚明小品的创作风潮中而不自觉地采用了这一文体，而是在一种回望的状态下有意选择了小品作为回忆过去、表现自我的文体。

晚明小品是一种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文体，到了明代，小品这一文体

11 关于明遗民的“乌托邦写作”，参见 Ellen Widmer, “Between Worlds: Huang

Zhouxing’s Imaginary Garden”, in Wilt L Idema, Wai-yee Li, & Ellen Widmer (eds.),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6), pp249-281

本文中此处使用“乌托邦”一词是为了呼应原文中“utopian writing”的说法。

才从古文的附庸独立成为作家笔下一种自觉的文体， 它的兴盛与晚明社会风貌、晚明文学思潮间有着密切关联，是晚明文学的代表之一。因此，当“晚明时期”成为过去，晚明小品亦成为了一种回忆的载体，或者说对此文体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回忆性的行为，用近似于晚明小品的文体进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追怀晚明小品曾经生存、繁盛的那个时代。郑毓瑜在谈到流亡日本的明遗民朱舜水知遇于宰相源光国后所作歌颂源光国盛德治绩的〈游后乐园赋〉时分析了其采用的文体——“赋”——的意义，认为这篇仿汉代大赋体制而成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司马相如〈上林赋〉的影子，比如由建筑高伟隐喻太平盛世，以连类聚物体现君王坐拥天下的华奢尊贵，等等；朱舜水进入（参与）了“赋”这个文体的书写历史，挪借了以〈上林赋〉为代表的体国经野的盛世气象。13

显然，这种挪借得以成功，前提是“大赋”这一文体与兴盛时期的汉王朝之间的呼应关系：时代特色已成为文体特征的一部分，每一篇仿照汉代大赋体制而成的作品总能引发人们对于那个泱泱大国睥睨天下的不凡气度的遐想。类似地，晚明小品亦能引发人们对于自由、活泼、多彩、享乐、乃至放荡的晚明时期的无尽想象。由于身处时代的不同、生存境遇的变化，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作品已经与“晚明”小品有所区别，但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出两者间的前后承继关系与众多相似之处，考虑到这部集子的内容与主题，可以说小品确实是张岱用来构建其回忆世界最佳文体选择。

董说的记梦小品，特别是明亡后的记梦小品，在形制上已经显示出与

12 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页 442。

13 郑毓瑜《文本风景：自我与空间的互相定义》，页 209-页 212。

晚明小品的不同：若说很多晚明小品都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些记梦小品更像是“片断的片断”，比原本已经简练短小的晚明小品更短，更凝练，更支离破碎、相互之间不形成时间上的延续关系。这与“梦”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与梦乡是一个强调空间性而忽略以前后相继、不断流逝为特质的时间维度的世界有关。董说有意强调其空间存在而忽略时间流逝是为了将梦乡塑造成一个超越现实苦难、安放其自我并具有永恒意味的精神与审美追求的家园。张岱《陶庵梦忆》构建出的是空间性与时间性并重的回忆世界，其对时间问题的关注，更多地利用的是晚明小品这一文体与时代的关联性；而董说利用晚明小品的片断性特征并将其发挥到极致，终于使其记梦小品脱落了对流逝性时间的关注与敏感，为梦乡能够达至下文将讨论的“瞬间永恒”之境界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论文框架与文献回顾

一、论文框架

明遗民小品中构建一个世界以表现自我的传统模式——或者说普遍模式——是通过“回忆”的方式构建出一个“回忆中的世界”来进行自我表现，而本文之所以在明末清初众多小品中选择了董说的记梦小品以及围绕“梦乡”的文字作为讨论重点，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模式——创造一个完整的“梦”世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为了使这种新模式的特点和意义更加清晰，本文亦选择了张岱的《陶庵梦忆》作为传统模式的代表，

对其进行解读和分析，比较两种模式间的异同。

本文第一章导论从文体特点入手，从宏观上探讨明末清初小品中的自我表现问题。第二章讨论张岱的《陶庵梦忆》——通过“回忆”进行自我表现这种传统模式的代表——中的自我表现问题。第三、四章探讨董说的

“梦乡”与自我表现：第三章将董说的梦乡放入中国文学的乌有乡写作传统中，围绕涉及梦乡之构建的文字，分析他是如何在这一乌有乡的营造过程中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第四章集中分析董说记梦小品中的自我表现问题，包括记梦小品所反映的董说一生心境的变化，对于心目中自我与他人、乃至自我与世间万物相处之理想状态的表述，借助梦境摆脱现实苦难、超越现实生活之纷扰的愿望，达至佛教所谓瞬间永恒境界时的精神体验与对不朽自我之追求，等等。第二、三、四章在行文过程中会就某些重要问题进行“梦”与“回忆”这两种自我表现模式间的对照，以期找出两者间的异同。第五章结论包括总结明清之际小品与晚明小品在自我表现上的不同、总结“梦”与“回忆”两种自我表现模式的不同，以及从自我表现的角度来看“梦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小品与自我表现

学界以往关于中国文学中“自我表现”的讨论虽不少，但将小品的文体特征与自我表现联系起来的论述并不多，特别是缺少以某个作家的小品作品为案例进行自我表现方面的深入研究。以往对晚明小品进行全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台湾学者曹淑娟 1988 年出版的《晚明性灵小品研究》以

及中国大陆学者吴承学 1998 年出版的《晚明小品研究》；以时代背景、作家身份背景与晚明小品创作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著作是台湾学者陈万益 1988 年出版的《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至于晚明小品的文学或美学价值，几乎任何一本关于晚明小品著作或论文都会涉及，而以此为主题的专著则有大陆学者罗筠筠 2001 年出版的《灵与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学研究》一书。就“自我表现”这一主题而言，上述著作中都多少会涉及到，但基本都停留在梳理以李贽“童心说”为发端、一直到性灵派“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文学主张大盛的这一过程上，通常做法是挑出这一过程中重要作者明确表达其文学主张的作品进行关键字句的分析，这样使得晚明文论中“自我表现”这一主题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至于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中之“自我”到底是如何被表现的，因为不是上述各书的研究主题，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挖掘。

在“文体研究”的范畴内、以“晚明小品”的文体特点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目前仅有中国大陆学者徐艳于 2004 年出版的《晚明小品文体研究》。该书从语言、意象、结构三层面入手分析晚明小品的文体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提高个性化水平的重要性，以及晚明小品的文体革新意义。作为从“文体研究”的角度来看待晚明小品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在开拓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方面自有其意义，但不足之处是分析欠精微，不够细腻，因而得出的结论稍嫌大而空，且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能于但凡谈晚明小品必是“自由”、“灵活”、“富有个性”等等的窠臼之外独出新意。特别是晚明小品文体本身的特点对于“自我表现”这一文学古老主题的意义何在，该书未能进行详尽而深入的分析，这也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余地。

至于明末清初小品，相比于“晚明小品”这个历来研究的热门领域，学界的研究较少；至于明末清初小品中的自我表现问题，得到的关注就更少了，通常情况都是在对某个作家的研究中会涉及此方面的情况。与本文主要讨论对象张岱、董说有关的这方面研究将在下文“张岱研究” 、“董说研究”两部分里详论。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将“自我表现”放在明末清初小品中研究的例子不多，但学界以往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自我表现”的关注并不少，因此可以从探讨其他时期、其他文体中自我表现问题的专著或论文中借鉴分析角度和方法。例如，何谷理（Robert E Hegel）的〈中国文学自我研究〉是一篇对中国文学中自我表现问题进行较全面论述的文章，文中涉及了中国传统社会以及文学作品中社会背景、社会身份对于塑造个体的重要性，儒家、道家、佛家对于个体的基本看法，中国文学中时间与自我的关系，自我形象塑造在中国文学中的发展过程等重要问题。14

再如，川合康三的

《中国的自传文学》与吴百益（Wu, Pei-yi）的《儒者的历程：中国古代自传写作》15是研究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著作，虽然文体不同，但由于“自

我表现”是自传文学无可争议的核心话题，这两本书中的分析对本文亦多有启发。另外，黄卫总（Martin W Huang）分析中国十七世纪小说中自我表现问题的专著中论证了从“自传性”及“自我表现需求”角度分析清朝小说的合理性及重要性，以及“清代小说中作者常借助小说本身的特点、

14 Hegel, Robert E.,“An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Self,” in 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 ed Robert E Hegel & Richard C Hessn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 Wu, Pei-yi, The Confucian’s Progress-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分析对象，书中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角度新颖，细致入微，对我的论文也颇具参考价值。

（二）张岱研究

张岱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胡益民《张岱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一书可以看作是全面研究张岱的总结之作，至此，张岱的家世、生平、交游、著述等个人情况已呈现出较为清晰的面目。在此基础上的张岱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史学作品与文学作品的讨论上，文学方面的讨论又以对其小品成就的讨论最为热门。

学界以往对张岱的小品研究基本围绕着两个话题展开：一、张岱小品的艺术特点与价值。张岱一向被视作晚明小品创作的集大成者，因此这方面的讨论已经比较充分了。这其中与本文联系较大的是涉及张岱小品与之前晚明小品不同的部分，特别是对之前小品有时流于卑俗的弊端的超越，学者们基本认为这种超越来源于国破家亡的沉重感。诸多学者的分析中，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中的“张岱散文论”一章、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中、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张岱专章等都是较精彩的论述。第二个热点话题是以“回忆”行为为切入点研究张岱的小品作品（《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環文集》），探讨张岱的写作动机、他希望在作品中呈现出的自我面貌、作品中过去与现在、梦与现实间的关系处理等。在这方面，菲利普·卡法拉斯（Philip, Kafalas A.）的博士论

16 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Century Chinese Nov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文〈乡愁与晚明小品的阐释：张岱《陶庵梦忆》〉（Nostalgia and the Reading

of Late Ming Essay: Zhang Dai’s Tao’an Mengyi）以及在此论文基础上写成

的专著《清梦：怀旧与张岱的明朝回忆》（In Limpid Dream: Nostalgia and Zhang Dai’s Reminiscences of the Ming）可以算是这种研究思路中比较出色

的分析。宇文所安（Steven Owen）著作《追忆》（Remembrances）中“为

了被回忆”一章专门针对《陶庵梦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对于此书不要以简单的“回忆”视之的提醒：现实与梦、回忆与被回忆的渴望、申明自我身份的需求交织在一起，才使这部书的内涵变得复杂而丰富。

（三）董说研究

学界对董说的研究至今亦说不上充分，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平、著作考证与《西游补》研究两方面。前一方面的研究基本以刘复作于 1927 年的

〈《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一文为基础，至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是第一部对董说的家世、生平、交游、著作、精神世界、历史地位等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书中亦辟专节探讨董说的梦癖，惜不够深入。

关于《西游补》的研究，较重要的讨论有白保罗（Brandauer, Frederick Paul）的《董说》（Tung Yueh）一书、何谷理在其《中国十七世纪的小说》

（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中专门讨论《西游补》的章节、

李前程（Li Qiancheng）《启悟小说：〈西游记〉、〈西游补〉、〈红楼梦〉》

（ 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 Journey to the west, Towers of Myriad Mirro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专门讨论《西游补》的一章。这三位学

者在分析中都谈到了“梦”在这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并点明了小说对“梦

境”的运用是中国文学中以梦阐释某种哲理传统的绝佳体现。三位学者也提到了“梦乡”，不过都着眼于西游补中的梦境与梦乡的相似处，而并未对两者间的不同、以及董说小品与小说这两种体裁记梦文字间的不同加以关注。

真正对董说除《西游补》以外的记梦文字进行深入探讨的是学者杨玉成的论文〈梦呓、呕吐与医疗：晚明董说文学与心理传记〉。论文从疾病

（忧郁症）与治疗的角度入手，将董说的梦境当作其精神状态的反映，从明亡前开始直至剃发出家的梦境是忧郁症的表现，而晚年梦境则呈现出心理疾病得到治疗后精神世界的宁静；董说一生的记梦行为既是其心理疾病的症状的表现，又是他治疗疾病的方法之一（其他方法包括阅读、写作、宗教等）。论文中对董说的多个梦境有精彩的解读和分析，对本文也多有启发。不过，本文将与杨文采取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董说与梦有关的文学作品——将梦乡放入明末清初文人乌有乡写作的传统中，从构建一个世界与自我表现的关系来看待这些作品。而且，杨文中未能着意的小品的文体特征与自我表现的关系，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之一。

第二章 张岱《陶庵梦忆》中的自我表现

第一节 佛教？梦？回忆？——张岱看待“过去”视角的选择

张岱（1597－1680），一名维城，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古剑陶庵、古剑老人等，晚年又号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1644年明朝灭亡后,张岱“披发入山”，终生未仕，其回忆性小品集《陶庵梦忆》被公认为晚明小品的巅峰之作。

明亡后，清初文坛兴起了“梦忆体”，《谈往》、《遗事琐谈》、《闲思往事》、《忆记》与《陶庵梦忆》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内容大多以回忆过往的美好为主，其中《陶庵梦忆》可看作这类作品的代表。17与很多遗民一样，张岱在明亡后产生了强烈的摆脱现实、寻找情感寄托、安放自我、表现自我的需求，并且如其书名《陶庵梦忆》所示，这种诉求的满足在“梦”与“回忆”两种方式之间纠缠。这两种方式之间，董说选择了“梦”，而张岱虽然对过往的一切有着强烈梦幻感、幻灭感，他终究还是和多数遗民一样，选择了（或者说不得不选择了）“回忆”作为安放自我、表现自我的主要途径。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是由各方面因素造成的“虽欲以梦视之而不能”的沉重与无奈。

张岱在明亡后的最初四年多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逃避清兵追

17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 见《晚明清初思想十论》，页 192。

《陶庵梦忆》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需求的产物。

同样有着自我表现的需求，当张岱将目光回望向他的前半生时，或许就已经决定了他与董说借助“梦”、借助创造现时的“梦世界”来表现自我所不同的途径：张岱靠的是“回忆”、靠回忆创造出的世界。〈陶庵梦忆·自序〉开始于对当下生命窘境的描绘和今昔生活的对比，今昔落差之大让张岱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对于生命的根基何在亦产生了困惑。张岱要试图解释如此巨大的落差在其个人生命中的合理性乃至必然性，以此给处于困境中的自我以自嘲与安慰；还要试图为过去的繁华寻找其存在的理由，以此将曾经的繁华作为其自我存在的证明。从〈自序〉的文字来看，张岱至少曾尝试了两种看待人生剧变与过往繁华的方式，一是借助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一是以“梦”视之。不过这两种能使他自己获得相对的轻松与释然的愿望终究不能实现：这篇〈自序〉展现的就是佛教、梦、回忆这三种既相似又相异的对待过去的方式间的纠葛，当“回忆”在〈自序〉篇尾最终占了上风，其实便决定了《陶庵梦忆》全书在“自我表现”上的许多重要特点，以及《陶庵梦忆》所代表的、与董说那几十则记梦小品所代表的两种自我表现模式间的异同。

张岱曾希望循着因果报应的思路来寻找前半生种种奢华靡丽与当下生存窘境间必然存在的（因而也就是合理的）因果关系，视前半生的种种享受为“种种罪案”，视当下的无所归止、瓶粟屡罄为“种种果报”，并在此思路的引导下将写作《陶庵梦忆》的动机之一解释为“持向佛前，一一忏悔”。18不过，正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其著作《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中“张岱的激情生涯”一章所指出的，与其说张岱有多么深厚的佛教信仰，倒不如说学佛是晚明士绅的风气之一而已；而张岱，正因为不是那一代人中杰出的思想家或艺术家，体现和实践了他那个时代的主要趋向。卜正民认为，虽然张岱以及他的祖辈几代人都对佛教甚感兴趣，不断参与佛教活动，但他并不是一个虔奉佛教的人，并不把自己放在真正笃信者的行列。在进行佛教活动的过程中，他的身份可以是世俗旅行者、恭敬的参访者、作为精英分子的观察者，但不是宗教的笃信者和朝圣者。张岱的文字中亦没有地方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内在思想有着深刻了解，他并不需要信仰佛教作他的一种宗教世界观。张岱的情形正是晚明士绅阶层与佛教关系的代表：他们试图像精通书法一样来通晓佛教，因为这是成为士绅阶层成员的标准和士绅多方面成就中的一种，但掌握不充分又是明代文人的共同态势；佛教只是给了他们成为经济、法律、

18 “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 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 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 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 报中见之。”〈陶庵梦忆·自序〉，夏咸淳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页 3。

厚的佛学修养以及最终落发为僧之行动的对照下，便可清楚地看出佛教只是张岱浸淫在晚明风气中习得的一种精神上的爱好。

而且，若进入对《陶庵梦忆》中具体文章的分析，全书是否真的像〈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将往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实在值得商榷。对此分析得最细致的是卡法拉斯的博士论文中“罪过与报应”（“Sins and Retribution”）一节。20卡法拉斯认为《陶庵梦忆》中很多提到佛教的地方

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带有一种诙谐的摇摆不定，或者在叙述和佛教有关的故事时注意力集中在其轶事性的方面而非宗教性的方面，而且，佛教常常不出现在讨论宗教或寺院的语境中，反而常常是描述奢华生活的那类文章中幽默的离题之话。因此，张岱的“持向佛前，一一忏悔”或许真的只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很大程度上来自心理安慰的寻求而非真诚的信仰：他希望借助佛教教义来弄清当下的悲惨境遇到底从何而来，毕竟，能为眼前的窘迫一一找出缘由会带给人些许安慰。21

忆》（包括〈自序〉）中的佛教还可以被理解为是张岱借来比喻化地表达其对人生、对命运感受的一个话语体系。正如卜正民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晚明士绅总体而言不怀有虔诚的佛教信仰，他们对佛教的热情有其他来源。我认为，文人对宗教的接受，除了教义上的接受外，还有对与此宗教传统相关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接受，或可以称之为宗教美感的接受。与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不同，更多文人接受某种宗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特定的宗教美感的吸引，更加关注对此宗教美感成果的汲取并运用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佛教的轮回果报、人生无常等教义的意义若说对普通民众而言更多地存在于道德劝诫或精神安慰方面，那么对敏感细腻、常对人生抱怀疑态度的文人而言更具吸引力的却是这些教义所带有的宿命与悲剧色彩。这种宿命与悲剧气氛特别贴合张岱当时的心境，而且，时至晚明佛教系统中积累下来的极其发达的传说、典故等也为张岱的“信手拈来”提供了方便，于是出现了散布在《陶庵梦忆》中的大量的佛教术语或佛教典故；但大多也只是为了借佛教用语对人事作精到的描绘，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总之，张岱在写〈自序〉的时候或许还有些“忏悔”的意愿，但在“遥思往事，忆即书之”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对一则则美好往事的回忆中，脉脉温情，无法自制，绝无“忏悔”时所应有的虔诚、清醒与理智，

《陶庵梦忆》中的佛教，是张岱浸淫于晚明士人佞佛风气的体现，是其寻求心理安慰的途径，是表达其对人生命运感受的一种话语体系。因此，〈自序〉中将佛教思想中的轮回果报观念摆在突出的位置，并不表明张岱真能依此观念来看待自己前后半生的落差以及当下苦难。

佛教经常以“梦”为人生之譬喻，张岱亦尝试过将自己的人生剧变与

全书的重要意义，而忽略了以下一点：〈自序〉其实展现了张岱对往昔是以真实生活的回忆视之、还是以梦视之的选择过程，而选择的结果是不得不放弃了将往昔视为“大梦一场”的态度。

〈自序〉在开篇花了很多笔墨来述说今昔生活的对比，之后很自然地出现了以下句子：“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平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这是张岱循着失落了人生某些重要东西后发觉“人生如梦”的传统而发出的感慨，也是以往学者们强调《陶庵梦忆》

中的梦幻感的重要依据。其实，若仔细读原文，便会发现张岱此处话并未

22 例如俞平伯：“有梦而以真视之者，有真而以梦视之者。夫梦中之荣悴悲欢 犹吾生平也，梦将非真欤？以往形相悉疾幻灭，抽刀断水水更流矣，起问日中 中已久矣，则明明非梦而明明又是梦矣”（《陶庵梦忆》跋，朴社，1932）。 又如台静农：“一场热闹的梦，醒过来时，总想将虚幻变为实有。于是而有《梦 忆》之作”（开明书局《陶庵梦忆》序）。再如吴承学：“《陶庵梦忆》…… 受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二书的影响。……他（指 郑元老）还解释了其书取名‘梦华’之意：‘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 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他（指周密）对于往昔 的繁华也有一种如梦的感觉：‘物换时移，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 而感慨系之矣。’……而张岱的《陶庵梦忆》……同样也是追怀旧朝盛事而作， 也同样有一种往事如梦如幻之感，他与郑元老和周密的心曲是相通的”（《晚 明小品研究》，页 243）。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 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 思往事，忆即书之，持问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 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 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

若仔细分析，这段话可以分为三层意思：从“鸡鸣枕上”至“当作如何消受” 接在上一段对今昔生活巨大反差的描述之后，集中体现了张岱试图以“梦”视其过去五十年生活的意图，这是一个人在面对命运的捉弄时再自然不过的反应：若真能将往昔等同于一场大梦，那么梦之捉摸不定、不可理喻、无法控制正解释了人生之无常与无奈，倒也省却了被命运捉弄时的反思、质问、痛苦，只需接受命运的安排即可，因为，梦既易逝，往昔亦如此，今日之落难，即如梦醒，不亦宜乎！但是张岱并没能在此层面上停留住，“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问佛前，一一忏悔”是此段的第二层，也是承上启下、文意发生转变的一层：若真认定往昔为梦，则应以梦之虚幻视之，在“黍熟黄粱，车旋蚁穴”的当下以洒脱的心态放走过去，不再纠缠；但是张岱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还在不停地“思”、“忆”过去，还要“书之”，只不过这里为自己的“思”、“忆”、“书之”找到的理由是为了“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在“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问佛前，一一忏悔”这短短十六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岱的心态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书之”的以及“忏悔”的郑重而变得不可能。

“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这是此段文字的第三层，行文至此张岱已完全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不能自拔，这种情感状态既与“忏悔”实不相称，亦不是对待“梦”所应有的态度。以自嘲的口气说“痴人前不得说梦”（因为“痴人”会当真），张岱承认了自己乃将“梦”当作“真实”的“痴人”，其实也就是说自己不可能轻松地将往昔当作“梦”；因为哪怕是“偶拈一则”，都会让他“如游旧径，如见故人”，然后“自喜”，过去的一切如此鲜活，焉能轻易丢弃。至此，以“一梦”看待过去五十年生活的洒脱愿望、意图已彻底被回忆所带来的温情淹没。

在〈自序〉最后一段里，张岱继续讨论着“梦”与“真实”间令人困惑的界线，并最终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以偿，痴坐伫想曰：

“得是梦便好！”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未真，自 啮其臂曰：“莫是梦否？”一梦耳，惟恐其非梦，又惟恐其是梦，其 为痴人则一也。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 文人，名心难化，政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榻二 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 之不失也。

嚄 口 昔，乃以魇呓出之”，即但凡发出“梦呓”之人，乃因胸中一段“深恩宿怨”无法释怀，所“呓”者实际上非“梦”也。23

而令张岱无法释怀的，用他自己自嘲而自谦的说法，是文人的“名心”。此“名心”是文人的虚荣，却也是张岱在“自我”的过去看似已被抽空之时证明自我存在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亦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张岱对往昔不能以“梦”视之的原因：若往昔全然为一场大梦，则他过去五十年的“自我”也仅是“梦中幻影”，被消解了确定性而变得和梦境一样虚无缥缈。在过去已过去、未来还未到来的人生转折点上，他需要回忆真切存在过的往昔以确定自我的存在而不愿将自我寄托、存放于虚无缥缈的梦境中。

细读〈陶庵梦忆·自序〉使我们看到了张岱对待往昔时在“梦”与“回忆”两种方式间进行选择的一波三折，以及最终因为“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这种对往昔真切深沉的感情而无法

23 〈萧邱谵述小序〉，《琅嬛文集》卷 1（长沙：岳麓书社，1985）。

以梦视之、“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这样对自我存在感的汲汲追寻而不愿以梦视之的选择结果，其中既有无法摆脱过去的沉重与无奈，又有抓紧过去的自愿与执著。当然，这种选择只是总体而言，《陶庵梦忆》中仍然时常可见类似“人生如梦”的感慨，〈自序〉从艺术氛围上来说，的确笼罩着浓厚的梦幻感和幻灭感，〈自序〉行文的峰回路转，也正体现着选择过程的艰难与情感的糅杂。

张岱在〈自序〉结束的时候完成了选择，自此我们应该理解，张岱面对往昔时常挂在嘴边的“人生如梦”正像这个“如”字所揭示的微妙含义：像梦，便不是梦。当张岱说人生如梦、“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时候，

“梦”更多地是对人生、对往昔的一种比喻。这样的选择结果，定下了《陶庵梦忆》全书“在回忆创造出的世界中表现自我”的自我表现模式，也预示着其与董说“在梦创造出的世界中表现自我”的诸多不同。

第二节 回忆中的繁盛世界与自我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创造出的世界的根基便在与过去的联系上，并且十分强调现实情境与过去生活、个人与时代间的联系。关于这种自我与过去时代的联系，“繁盛”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张岱回忆中的世界所具有的突出特点便是“繁盛”，展示的是自我身处繁盛之中而获得的归属感、优越感与存在感。以往学者在谈及《陶庵梦忆》时都关注到了被张岱极尽铺张之能事而描绘的个人奢华生活，认为这是全书重心之所在；而我认为，

全书想要构建的是一个整体繁盛的时代，个人生活的奢华享乐只是此繁盛世界的一部分，是个人与时代的联通点。

张岱在回忆中构建的世界的繁盛是全方位的。那些著名的、通常被当作“晚明社会风俗小史”来看待的文章，如〈葑门荷宕〉、〈鲁藩烟火〉、

〈西湖七月半〉、〈虎丘中秋夜〉等，写的是大范围大规模人事的繁盛；那些被认为最能反映张岱明亡前奢华生活状况的文章，如〈蟹会〉、〈乳酪〉、

〈牛首山打猎〉等，或者涉及家族生活的〈砎园〉、〈木犹龙〉、〈仲书古董〉等，写的是小范围内个人或家族生活的繁盛。与人事相对，自然界里“一株三干，大如小斗”的牡丹花（〈天台牡丹〉）、花瓣“洁如羊脂，细如鹤 ”的芍药（〈一尺雪〉） “变幻百出，无可名状”的花纲石（〈花纲石遗石〉）等等，这些钟天地之灵气而成的“奇观”在书中俯拾即是，只有一个极其繁盛的自然界能如此欣欣向荣、灵奇百出。处于繁盛状态的社会与自然孕育出无数“奇人”，王月生、朱楚生、柳敬亭、鲁云谷、闽汶水等等，各有一段痴情深癖，各自为这个繁盛的时代增添奇异的光彩。而在这种种繁盛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然与人事、天工与人力的默契和谐、相辅相成。张岱在自家园林天镜园中得以享福到了“惭愧”的地步，乃是因为“高槐深竹，暗樾千重”、“水木明瑟，鱼鸟藻行，类若乘空”的自然环境，加之生长于这美丽环境中的“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的破塘笋，更难得的是连身份低微的仆人都有着不输园林风物之美的举止和气度——“轻舠飞出，牙人择顶大笋一株掷水面，呼园人曰：‘捞笋！’鼓枻飞去”，何等敏捷利落的身手！这种几乎渗透到生活中任何细节的美好，于不论植物、动物、人事中处处可见的让人喜悦的惊奇，非一个全面繁盛

的时代所不能造就，就像张岱面对“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的壮观景象所发出的感慨：“此是天道、是土力、是人工，缺一不可”（〈菊海〉），好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世界！

张岱在回忆中极尽笔墨构建出一个繁盛世界，将个人生活放入此繁盛大背景中，个人的奢华就不再单单是为了写奢华而写奢华，而变成了联系个人与整个晚明社会的关结点。通过描绘其个人生活中的种种繁盛，张岱将回忆中的自我融入了回忆中的晚明时代，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强烈的归属感。同时，在构建此繁盛世界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传达出张岱对于自己曾拥有过的晚明时期的时代优越感；而这种时代优越感，通过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处理，最终又在部分上转化成了张岱的自我优越感。

第三节 《陶庵梦忆》中的自我与他人

如上所述，《陶庵梦忆》展现的是一个全面繁盛的世界；而张岱置身其中时，习惯于让自然界和人事中的各种繁盛将自己环绕在中心，形成一种“众星拱月”的态势。因此，“环绕——中心”可以说是《陶庵梦忆》中自我与他人/他者间常见的关系模式。书中很多文章都体现着此关系模式，如〈梅花书屋〉：

……旁广耳室如纱幮，设卧榻。前后空地，后墙坛其趾，西瓜 瓤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岁满三百余朵。坛前西府二树，花时积三

尺香雪。前四 壁稍高，对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数峰。西溪梅骨古劲，滇茶数茎，妩媚其旁。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缨络。窗外竹棚，密宝 襄盖之。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前后明窗，宝襄西府， 渐作绿暗。余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

这段文字从“前后空地”至“渐作暗绿”都是在描写围绕在梅花书屋主人周围的景致，“岁满三百余朵”、“花时积三尺香雪”等是张岱惯用的从数量之多、形体之大强调自然植物之繁茂的手法，“太湖石数峰”烘托其富有和文人欣赏品味，梅花、茶花、西番莲、修竹、芳草、海棠被一一介绍，是为了造成一种自然中的各种花木纷纷以其最繁盛时的姿态呈现给主人的感觉。而在整个生机勃勃的画面中心，最后才出现了张岱本人，“坐卧其中”，一副坐拥美景的自在和得意，“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一个

“入”字传达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四方人事都向中心聚拢的态势。 这种“环绕——中心”模式除了以自然界中的美景围绕在自我身旁为表现形式外，还可以以社会上的“奇人”争与其相交为其表现形式，例如

〈姚简叔画〉：“简叔无半面交，访余，一见如平生欢，遂榻余寓。……简叔塞渊不露聪明，为人落落难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亲疏。与余交不知何缘，反而求之不得也。”另外，与董说梦乡中“结社”活动呈现出基本空白的情况不同，《陶庵梦忆》中记载了大量结社活动，而这些社大多以张岱为中心，他要么是一个社的发起者、组织者，要么是其中骨干，如〈绍兴琴派〉（卷二）、〈斗鸡社〉（卷三）、〈丝社〉（卷三）等。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环绕——中心”模式大量运用造成的整体

效果便是将自己置于了繁盛世界的中心，周围的繁盛要么是为他赏取的需要而存在，要么是自愿聚拢、陪伴在他身边。若说《陶庵梦忆》中那个全面繁盛的世界表现的是一种时代优越感，个人生活的奢华与整个世界的繁盛间的相通使得张岱的自我获得了归属，这种“众星捧月”的自我——他者关系传达的则是一种时代优越感中的自我优越感，张岱希望在这个热闹世界中处于一个特出的地位，将自己置于高于周围人事的位置上才不至于被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繁盛淹没，确保了归属感中自我的独特存在感。 当然，正如其爱热闹的繁盛一样明显，张岱也爱热闹之外的个人独享的安静，并且经常以嘲讽的口吻说起围绕在其周围的那些热闹的人群。可以说，张岱在热爱这个繁盛的花花世界的同时，也不时有超越它的愿望，他与他周围的热闹的关系是微妙的。白振祝在其论文中谈到了张岱那些记民俗风物的热闹文字中人海之喧闹与自己精神境界之冷静幽深的对比，以及此类文字先外部后自己、先热闹后冷寂、极写热闹之余往往以极度幽寂的个人世界或苍凉意境作结的常见模式，并认为此类文字中属于个人的冷清寂寞的世界体现了张岱回顾、写作《陶庵梦忆》时的心境。24

我认为，这种先闹后静结构中的“闹”和“静”的确分别指向“人海”与“自我”，但此“自我”世界是否“冷寂”、“苍凉”还有待讨论，“人海”与“自我”间是否只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亦值得商榷。

具体来说，此先闹后静的结构具有双重含义：首先，那些即使显得有些喧嚣的热闹正是一个繁盛时代通俗化、大众化的展示，热闹在先，随后

24 白振祝〈张岱及其“小品”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论文，2000，页

80-页 84。

《陶庵梦忆》时的凄凉心境。第二，先闹后静的过程除了可以表示氛围、心境的对立外还可理解为暗示着一种境界的提升，张岱在最后出现，表明自己是最懂得如何消受这繁盛世界的人，由此，在时代优越感中又加入了他的自我优越感。张岱深爱这繁盛的世界，他的嘲讽并非出于根本上的厌恶与拒斥，而只是为了使自己超越这个世界中在他看来低俗喧扰的部分，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身处繁盛世界而懂得享受繁华与清静双重乐趣的人：他的时代优越感与自我优越感是融为一体的。

除了“环绕——中心”模式，《陶庵梦忆》的自我与他人关系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强烈的将自我放置于家国网络中的倾向。董说的梦乡是一个几乎不受家国观念影响的所在，董说在梦乡中的自我也就脱离了对已不复存在的国和已破败的家的牵念，亦不必以家国网络为参照系统来完成对自我的定位。而《陶庵梦忆》中的世界则明显受儒家群我观念影响，即“人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生存共同体——家庭、乡里、国家和世界

——的积极参与者而出现的”25。书中涉及自我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地

方、家族或文人群体活动的文章不胜枚举，最典型的例子如〈龙喷池〉（卷三）、〈冰山记〉（卷七）等，家国网络确实对张岱的自我定位、自我表现有着重要意义。卡法拉斯（Kafalas）研究《陶庵梦忆》的专著 In Limpid Dream

25 杜维明〈自我与他者——儒家思想中的父子关系〉，见《儒家思想新论——创 造性转换的自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页 114。

26显然，在这样的回忆过程中呈现出的必定是一个在完整家国社群网络中

存在的自我，这个网络随着明朝的灭亡而消失，因此也可以将《陶庵梦忆》的写作与张岱的回忆行为理解为其在身份认同危机下重新编织得以安放自我的网络的意图，是一种自我定位的努力。

第四节 过去与未来之自我

张岱写作《陶庵梦忆》虽立足于当下，整部书的重心却在过去；和过去相比，当下的生活是困顿的，和过去的自我相比，当下自我的生命是不堪的。像大多数遗民一样，张岱无法从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于是将目光投向过去；同时质疑、寻找自己在国家灭亡后继续延续的生命的意义，于是《陶庵梦忆》亦呈现出一种在遗民中普遍存在的站在当下、却将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关注放在过去与未来的情形。

至于未来的自我，在“披发入山”后将以怎样的状态继续自己的生命，后半生的生活重心或意义何在等，虽不是《陶庵梦忆》的内容主体，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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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A Kafalas, In Limpid Dream: Nostalgia and Zhang Dai’s Reminiscences of the Ming, pp.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