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medieval aristocracy a case study of the hongnong yang family in han, wei, and jin period

时期的弘农杨氏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MEDIEVAL ARISTOCRACY ——A CASE STUDY ON THE HONGNONG YANG FAMILY IN HAN, WEI, AND JIN PERIOD 范其煌 HUANG KEE HON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

时期的弘农杨氏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MEDIEVAL

ARISTOCRACY ——A CASE STUDY ON THE HONGNONG YANG FAMILY IN HAN, WEI, AND JIN

PERIOD

范其煌

HUANG KEE HON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0

时期的弘农杨氏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MEDIEVAL

ARISTOCRACY ——A CASE STUDY ON THE HONGNONG YANG FAMILY IN HAN, WEI, AND JIN

PERIOD

范其煌

HUANG KEE HON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0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my former supervisor, Dr Neo Peng Fu I attribute the level of my Masters degree to his encouragement and effort and without him this thesis, too, would not have been completed or written

To the staff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hinese Library, who gave their time and knowledge, I extend my appreciation for their help to produce and complete

中古世族之兴衰的个案研究——论汉、魏、晋时期的弘农杨氏

目录

绪言 … （1）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课题介绍 … （1）

第二节：研究回顾 … （3）

（一） 士族研究回顾 … （3）

（二） 士族个案研究回顾 … （6）

（三） 弘农杨氏相关研究回顾 … （8）

第三节：研究取径 … （9）

第一章：两汉世族的产生 … （15）

第一节：世族的定义与兴起 … （15）

（一） 由开国功勋或外戚姻亲晋身世族 … （16）

（二） 由累世经学而为累世公卿 … （18）

（三） 豪强地主的世族化 … （20）

第二节：汉末魏初士族的形成 …… （23）

第三节：西晋士族的特质与演变 … （25）

第四节：小结 … （29）

第二章：初露锋芒的弘农杨氏——西汉 … （35）

第一节：弘农杨氏的祖源争议 … （37）

（一） 文献材料中的杨氏源流 … （37）

（二） 弘农杨氏起源四说 … （40）

第二节：弘农杨氏的奠基时期 … （43）

（一） 杨喜封侯及其地位考 … （44）

（二） 杨敞、杨恽父子的兴起与止步 … （45）

第三节：弘农杨氏世系辨疑 … （50）

第四节：小结 … （53）

第三章：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东汉 … （59）

第一节：弘农杨氏的上升时期 … （59）

（一） 三公之始——“关西孔子”杨震 … （60）

（二） 杨震的政治生涯及其士风 … （62）

（三） 流芳千古的杨震及其名望考 … （68）

第二节：弘农杨氏的鼎盛时期 … （72）

（一） 杨震子孙家风家学与生平行状 … （72）

（二） 三公之二——“三不惑”杨秉 （78）

（三） 三公之三——“帝王师”杨赐 … （82）

第三节：小结 … （86）

第四章：由盛转衰的弘农杨氏——魏、晋 （95）

第一节：弘农杨氏的转折时期 … （96）

（一） 三公之末——“不为贰臣”杨彪 … （96）

（二） 与汝南袁氏、颍川荀氏的比较 … （98）

（三） 弘农杨氏与曹魏之冲突 … （105）

第二节：弘农杨氏的没落时期 … （108）

（一） 杨脩的政治生涯考 … （108）

（二） 论杨脩之死及其影响 … （111）

（三） 论西晋杨脩子孙地位 … （118）

第三节：小结 … （123）

结论 … … （133）

主要参考书目 … （139）

SUMMARY

Most academe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three quantifiable elements determined each clan's status: the number of bureaucratic posts held, their marriage between gentries, and their Economic strength Underlying these conditions, will there be other possibility?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on the conditions to remain their status between the Han period and the other period of time throughout the medieval China?

The whol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 medieval aristocracy from rise to collapse lasted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therefore the propertie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is impossible to remain unchanged In such a context, a case study on an aristocratic family will be important to review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above

The Yang family which lived in the Hongnong prefecture belonged to Chinese Medieval aristocracy in the Han-Jin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one of the two most prominent families in the late Han period Accordingly, we can regard the Hongnong Yangs as an indicativ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medieval aristocracy during the early Medieval China

To explore the three historic periods of Yangs’ rising, flourishing and declining, this paper elaborates and remarks the thoughts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mbers of Yang family, looking forward to excogitate the evolvement with its distinctive family traits and academics which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actions of Hongnong Yangs in th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he whol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are as following: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thesis is the introduction Following is the second chapter, tracing the Hongnong Yangs’ origins by analyzing the annals including the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the records on tablets Meanwhile,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s explore the Hongnong Yangs of the Eastern Han, Wei and Western Jin Dynasties in depth The part of the conclusion sums up the main views of the whole text Through the accurately dissecting toward the background, official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e can realiz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Yangs’ rising is the maintenance of family traits and academics

During the chaos between the Wei and Eastern Jin, the Hongnong Yangs encountered severe buffets, causing the lost of their family traits and academics, which resulted in their lost of social status After all, the Yangs could not retrieve the spectacular glory and nobility their ancestors of Han possessed Through the case of Hongnong Yangs, we could realize that family traits and academics was the key factor for some aristocratic families to keep thei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nstead of wealth and political power

中古世族之兴衰的个案研究——论汉、魏、晋时期的弘农杨氏

绪言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课题介绍

东汉至魏晋时期频繁的政权更迭、长期的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让人很容易把这一段时期视为一个纷乱的时代，而忽略了它许多有别于其它朝代的特点，曾对后世起过的作用及影响。其中，殊为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士”这

门阀士族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源头可追溯至两汉。特点在于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按门第等级严格的区别士族与寒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地位之高低。而占据高位的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无不远远凌驾于寒庶之上。而门阀政治，即指由这些士族所主导运转的政治。5在初步接触并尝试了解门阀士族之际，便发现在这一些士族大姓的背后，皆有一连串值得探讨并深思的问题。在这么一个纷乱的年代，是怎么涌现那么多青史留名的士族大姓？他们在皇权衰微之时，选择了鞠躬尽瘁还是趋炎附势？他们

在国破家亡之际，又选择了固守家园还是举族迁徙？留下来的家族，选择了臣服还是抵抗；迁徙他处的家族，又怎么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切的决定，都攸关着一整个家族的兴亡，而决定权就在家族的领导者手上。这一领导者，可以是基层的豪族地方领袖，亦可以是中央世居显位的世家大族之首。在各种抉择都是一项前途未知的赌局下，背负着一整个家族存亡命运的他们是如何作出决定的？

种种不同的选择，史籍里都不乏蓬勃发展的个案，然而为数更多的，可能是从此一蹶不振，甚至绝迹于史书的家族。这一些士族大姓作为汉末魏晋的统治阶层，他们的兴衰对当时的局势有怎么样的影响，同时又怎么样的受到时局的影响？阅读诸多学者对于士族的研究后，发现仕宦、婚姻以及经济势力已俨然成为维持士族身份地位的条件。然而其中最让我感兴趣，亦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在的，则是在这些我们已熟知的条件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东汉豪门大姓崛起之初与东晋士族全盛时期的条件可有分别？以上的种种问题，都不是将士族视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所能解答的。因为“士族”这一阶层所涉及的对象，在中古历史中绵延了数百年之久，因此在这数百年内士族的属性并不可能恒久保持不变。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针对个别士族的个案研究，显然就是探讨士族课题时所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了。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将研究方向锁定为士族个案研究，并选定两汉魏晋时期的弘农杨氏为研究目标，以将想探讨的课题具体化在特定的家族之上。而之所以选择弘农杨氏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弘农杨氏是出现较早，同时与著名的汝南袁氏并列的东汉最为显赫之世家，并代代相传着明显的家学门风。故弘农杨氏可谓汉晋世族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本文通过对现存相关史料的爬梳与整理，以朝代历史脉络为经，以杨氏代表人物为纬，以图全面的再现这一历史时期内杨氏一族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研究回顾

本文以弘农杨氏这支中古时期重要的士族作为研究对象，所探讨的课题属于“士族研究”的一部分。而作为整个中古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士族研究”在前人的勤勉耕耘下，已有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讨论本文所与欲探讨之问题方向之前，于此先就两汉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简要回顾，以明本文所承接的课题源头。但近数十年来与士族研究相关的论著数量繁多，以下所举虽不免挂一漏万，然应足以揭示与本文相关的研究脉络。

（一）士族研究回顾

现当代的士族研究，可说是缘起于陈寅恪与钱穆两人。陈氏自 1930 年代以来所发表与魏晋南北朝士族问题相关的研究论文6，与钱氏在《国史大纲》7

中对士族现象的重墨勾勒，引起了许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高度重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士族”的前身，汉代“豪族”所作的探讨，如杨联陞〈东汉的豪族〉、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及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等著作。8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着重讨论的，是汉代豪族的发展与活动，从豪族与东汉末年大姓名士在社会阶级上的关系，点出了汉末魏晋之际由豪族发展出士族的这一历史现象。

另外，具体且深入的从政治及社会角度探讨门阀士族的专著，最早可见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9，此书以九品中正制为切入点，探讨了六朝门阀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王伊同《五朝门第》10一书以史传、文集等传世文献，对于两晋南朝的“高门”所形成的门第进行婚姻、仕宦、学术、经济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论，在士族研究上可谓面面俱到。毛汉光先生于其《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11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12等著作内针对与士族概念相关的“门户”、“门阀”、“门第”、“豪族”、“世族”等词语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探讨，将之加以归纳分类。此著作对于士族、小姓、寒素等概念加以定义，并结合统计法来对两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的婚宦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门阀士族政治的结构特征。虽然其统计分析法引起了学界一些议论13，但所得结论与西方学

者David G Johnson 之研究14大略相同，对后世的研究者而言依然是极富参考价值的。

如果说上述学者们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角度来研究士族问题，是为我们重建了门阀士族阶层的外在形式，那么钱穆、余英时、陈启云之作对于门阀士族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阐发，便可说是勾勒出了士族人物的内在意识与精神世界。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15一文以士族的家风家学乃至精神意识等为线索，来把握当时学术文化与士族门第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内含的时代意义，将士族门第的发展与数百年间学术思想的流变给联系起来。师承钱穆的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及〈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的演变〉16二文，以及同样师承钱穆的陈启云在〈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特色〉及〈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问题〉17中，分析了汉末魏晋时期士人所遭受到的时局骤变与既有价值崩溃的内外冲击，及其从而产生之思想，行为等层面的变化，探讨门阀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种种行为举止与趋向的原因。他们的著作对于如何了解士人们——士族的组成分子

——的思想意识方面，深有帮助。

另外，田余庆先生之《东晋门阀政治》亦极具参考价值。田氏认为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18因此在其看来，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这一点有别于一般学者的看法，见解深刻独到。该书以几个重要士族的政治活动与兴衰作为线索，贯穿整个东晋的局势演变，分析门阀政治在这一时期的始末。而东晋正是门阀政治最盛之时，因此此书是理解门阀政治的重要论著。另外，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篇》、《魏晋南北朝史拾遗》19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20、曹文柱《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21等书皆采取主题形式，从社会经济、门阀政治及思想学术上的演变等这一时期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对魏晋时期社会变化的内容与性质作了深刻的揭示。

关于士族研究，日本学者的著作不可忽视。自明治以来，日本学者就用

“豪族”这一术语来研究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历史。22而在二战以后，日本学

，此后豪族的课题成为了日本学界中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然而诸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存在形式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24，其中最为人所注意的当属川胜义雄、谷川道雄所提出的“豪族共同体”理论，认为由“名望家”所领导组成的“豪族共同体”构成了六朝时期“贵族制社会”。25但可惜的是此一理论自 80 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没有引起预期的反响和讨论，至今为止，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几乎没有一篇正面讨论的响应文章。虽然对于共同体的理解，日本国内学者存有很大的分歧，亦与国外学者的看法迴异26，然而豪族共同体与名望家等概念，突显出豪族领导人物在精神层面所具备的特征，了解此一学说或可对本文所欲探讨的人物之思想起着辅助作用。

除了东方学界，西方学界对于中古世家大族的研究亦值得留意。早在

1952 年德国学者 Wolfram Eberhard 就提出了中古士族的性质，即以社会势力为其基础，因为士族的基本力量在于广大农村之宗族与土地拥有权，家族成员借此地方势力进而参与国家政事，结合成中央权力，因此一个有成员在中央仕宦的大族通常都会拥有一个位于乡间的家族基地和一个位于城市的家族基地。乡间基地的族人多从事经济活动，而居于城市的族人则多从事政治活动，两个基地之间互相支持，形成了家族的强大势力，以致“难以攻克”（invincible）的地步。27

虽然 Eberhard 的论点与看法存在着许多错误并多为后人所驳斥，但其

“二元士族”之理论对西方中古史研究而言却是开创了士族研究的先例。随着敦煌的唐代文献之发掘，更多西方学者相继投入士族研究中。其中就有美国学

者 David G Johnson 的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一书，以于敦煌发现的唐代文献〈郡望表〉为原始素材，配合正史的列传和金石碑铭文考察了中古贵族家族结构，并更进一步的从这些贵族身份与官职的关系上，提出中世纪的中国是贵族与官僚的独特结合体的概念。他总结说中国实质上被几个名门统治着，因此中世纪中国的政治是“寡头政治”（oligarchy），如果没有这样一小批人，就谈不上中国有中世纪时代。28David Johnson 的研究成果补充了毛汉光先生在统计上并未触及的地方29，虽具有独到见解，但仍有可议之处。Dennis Grafflin

"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 "30 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

学 家 Hans H.A Bielenstein 最 后 一 位 研 究生 Dusanka Miscevic 的 博 士 论 文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31，就针对 David Johnson 视整个士族阶层为封闭的集团作出了反驳。前者指出东晋时期许多士族高门于南朝后期在政治与社会地位上急剧衰退，即使在各种机遇下再度崛起，也不能称之为封闭的寡头政治集团；后者则从三个决定士族地位的重要因素即仕宦、封侯及皇后的数量来进行分析，并发现在中世纪和以后时期，士族阶层社会流动的幅度很大，他们不能保持长久的统治地位，驳斥了寡头政治集团之说。纵观西方学者的研究，他们在对“士族”一词的翻译以及界定上的差异32，显示了其研究方向及重点的不同，亦是值得借鉴之处。

（二）士族个案研究回顾

综上所述，士族研究在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下，已有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由于如果仅简单的把士族视为一个整体，许多问题难以获得圆满的解决，因此近年来不少学者投入了个案研究的领域中。个案研究本是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时经常运用。在西方学界，70 年代晚期美国学者 David G Johnson 对于赵郡李氏的研究论文33以及 Patricia B Ebrey 研究博陵崔氏的专书34先后发表，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带动了东方学者开始尝试用社会学、人类学的个案剖析方法考察六朝士族，对士族的政治地位、婚姻结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进行多方位的考察。

David Johnson 的文章以赵郡李氏家族为例，从贵族身份与官职的关系寻找中世纪贵族没落的原因。他从谱牒、官员的名单和迁徙路线各个角度追踪了李氏一族自北朝后期至唐末宋初的踪迹，发现李氏从地方郡望上升到中央高级贵族，活动范围远远超越了赵郡故地，但也致使故乡的基础逐渐衰弱。这导致依靠朝廷成了李氏的惟一出路。换句话说，David Johnson 否定了 Eberhard 的乡村与城市双基地理论，认为在京城经营、仕宦，是士族维持其势力与名望的绝对因素。但放弃了在乡间经营势力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推行使贵族失去了垄断

官职的特权，李氏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进一步的没落。Patricia Ebrey 一样试图通过一个家族来描述中世纪贵族。她把博陵崔氏自汉末至唐末一千年间的历史足迹都纳入了考察范围，并对其婚姻及政治地位有着非常详细的考察。对于中世纪贵族的理解，Ebrey 从博陵崔氏之例子认为士族并没有一个“主要家庭”

（main house）来决定整个家族的行动，这一点亦否定了 Eberhard 的乡村与城市双基地理论。Ebrey 的研究成果与 David Johnson 有相同之处，她认为到了后期，崔氏的显赫房系已经相继搬离乡间的原居地而到京城及其周边地区居住。在中央他们担任多种官职，获得荣誉与权力。但由于在家乡的地方势力（local base）被削弱了，他们变成只能依赖官职维护其社会地位。她用崔氏家族史料描绘的兴衰曲线及原因与 David Johnson 所做的分析大略相同，然而 Ebrey 亦对Johnson 之论点做出了修正，重点乃在于指出仕宦虽是士族保持其家族之优越地位的一个途径，但却并非主要或唯一的方式。当政权动荡，士族即无需依赖政治地位来维持其身份，只要祖先地位显赫，世代相传的名望与家风足以让他们享有一定的地位。35此外，Jennifer Holmgren 的两篇论文"The Making of an Elite: 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Fifth Century A

D "36以及"The Lu Clan of Tai Commander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T’o-pa State Of Northern Wei in the Fifth Century"37，分别探讨了清河崔氏以及代郡陆氏在北魏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亦是个案研究的佳作。

东方学界的士族个案研究情况近年来颇为热烈。众多研究皆将士家大族地位确立的标准立足于三个基本因素之上：一是家族成员的婚媾情况38；二是家族成员仕宦的高下及其变化39；三是家族成员的学术文化成就40。东方学界的士族个案研究大体上便可以归类为此三组类别。除了以仕宦、婚姻以及文化来进行士族个案研究，亦有不少学者以士族的兴衰原因为切入点来针对个别士族进行考察。河东柳氏于南朝渡江甚晚，却能以地方豪族的身份在南朝成为高门甲族，尔后又进入北朝政权，继续维持其社会地位，最终成为关中首望之一，因此颇受学者们注意。陈琳国〈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张琳〈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发展比较〉、韩树峰〈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41等文便是以河东柳氏为研究对象，揭示其文武兼修，以武功保证家族基础，以文风提高社会声望与地位，因而得

以保持家族在政治与社会上的地位。高诗敏〈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42 则探讨了兴起于魏晋的清河崔氏在崔浩被诛以致家族地位遭重创之后，如何在北魏后期以其家学致使家族重新兴旺起来。

从以上所提及的论述便可看出个案研究已成为士族研究的主要脉络之一，近年来这一方面更有专书问世，如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43等，便是以士家大族的政治活动为主，涵盖了士族的学术文化成就，来个别探讨士家大族在中古历史中的兴衰动态。

（三）弘农杨氏相关研究回顾

虽然个案研究是士族研究的一大方向，然而学术界近年来以弘农杨氏家族为研究或描述对象的著作不多。较完整的弘农杨氏个案研究最早可见竹田龙儿氏所著〈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至于以主题式来探讨弘农杨氏之各方面的论著则有黄宛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评述——兼论东汉的累世经学〉、金铁纯〈家风清廉刚正，青史千秋留名——杨震及其子孙事略〉、陶新华〈魏晋南北朝弘农杨氏的发展道路〉、孙大英〈论西晋杨骏重振家族势力的失败〉及权家玉〈西晋杨骏一族的崛起〉44等。黄文评述了袁杨二氏于东汉发展之异同，金文主要是介绍东汉时期弘农杨氏主要人物的思想言行，陶文则提出宗族的不同房系分化以及不同房系的成员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是影响宗族盛衰的一大因素，并由弘农杨氏各房支的例子总结出宗族分离在战乱时代是保持家族存在的重要条件，深具启发性。后两篇则相互关联，通过考察杨氏与帝室的联姻关系讨论了杨骏以外戚身份于西晋的崛起及失败。这两篇研究倾向于士族人物个案的讨论分析，对弘农杨氏于西晋短暂的崛起原因作出了精辟的阐发。

近来较为全面探讨弘农杨氏的著作则有何德章、马力群合著之〈两汉时代的弘农杨氏〉以及孙大英《汉晋时期弘农杨氏研究》45。何马二人之文章主要侧重于东汉时期弘农杨氏的崛起，尤其对其主要人物杨震的生平及仕宦经历

有着深入且透彻的考察，得出弘农杨氏的儒学化及其始于杨震之家族门风，奠定了日后弘农杨氏晋身东汉名门之路。此外，〈两〉文将杨氏于魏晋没落之导因归于其子孙拒绝与当时的掌权者合作，进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汉》文则主要根据传世文献，依时代先后将弘农杨氏由汉至晋划分为三大主要时段，即西汉时期杨氏的初兴状况、东汉时期杨氏的鼎盛局面以及魏晋时期杨氏的衰落历程，对弘农杨氏诸人的活动加以铺叙。孙氏亦于间中对弘农杨氏之经济状况及学术文化影响进行探讨，认为失去经济与文化优势是弘农杨氏走上衰亡之路的重要因素。此二文着重于探讨弘农杨氏的兴衰原因，结合上述诸篇以弘农杨氏家族为研究或描述对象的著作，是研究弘农杨氏的重要范例，将有助于笔者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两汉世族于已知的仕宦、婚姻以及经济势力等维持其身份地位之条件背后的其他可能性。

另外，墓志铭对于志主的先世、官宦资料与婚姻关系有比文献资料更为完整与清晰的记载，作为补充资料，对于士族个案研究有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因此各项对于弘农杨氏墓志铭的分析论文亦在本文的参考范围内。杜葆仁、夏振英合著之〈华阴潼关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陈小青〈《北魏杨播墓志》考释〉、王庆卫、王煊合著之〈隋代华阴杨氏考述 ――以墓志铭为中心〉及

〈隋代弘农杨氏续考——以墓志铭为中心〉46皆有助于补充文献记载，纠正史书失实的地方。

第三节：研究取径

过往针对士族之研究，学术界历来重视政治局势的变化对于士族的兴衰荣替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士族与皇权间的依赖关系，以及其大地主身份的经济实力、家族郡望等这些汉魏以后士族名门所赖以成立的社会根基。从弘农杨氏之例可发现这些似乎不是汉代世家大族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上文所回顾之弘农杨氏相关论著中并未对此有深入的论述，这使得本文稍有发挥的空间。同时弘农杨氏是兴起时间最早亦是声望最为显赫的世族之一，作为中古士族的雏形，其兴起与衰亡都具有典型的意义。除此之外，为何弘农杨氏没能在魏晋之际，

也和其它与其具有同样条件的家族一样，成功的转化为在中央政权之核心占有一席地位的大士族，其中的原因亦值得关注。

综合以上所言，本文以弘农杨氏作为观察的起点，由此出发去理解这段历史期间的世族化现象。而在汉、魏、晋时期的弘农杨氏中，本文又以杨秉一系为主要考察对象，这一支系的发展轨迹可代表整个杨氏家族于此时期的发展轨迹，因为在同一时期里弘农杨氏的其他支裔并无产生多少见于史传的人物。除了在家学门风及仕宦经历等面向切入，本文也将特别探讨史册文献中未被清楚记载，但随着后世墓志大量整理而浮现的人物关系，以重构杨氏谱系，来分析讨论杨氏的发展与际遇。在章节安排上，本文第一章将首先略论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门阀士族”概念上的阐述及理清、及其形成与影响，以利于接下来所要进行的讨论；第二章探讨弘农杨氏的源流以及杨氏于西汉兴起的契机；第三章的研究则是着重于东汉，分析弘农杨氏于此时步入全盛时期之原因，及探讨杨震子孙家风家学的形成及延续；第四章则剖析弘农杨氏于汉末的选择与际遇，特别是在家族性质上因局势变化而进行的改变。同时在文中对比同为东京名族的汝南袁氏以及魏晋高门颍川荀氏，藉以观察弘农杨氏得以独立于汉室之外，在从汉到晋的数百年的动荡间持续享有盛名的原因与关键所在。

1

陈启云：〈导言：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反思〉，《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 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年），页 4。

2 本文第一章将会进一步讨论。

3

参阅 Chi-yun Chen, Hsun Yueh (A.D.148-209): The Life and Reflections of an Early Medieval

Confuci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i-yun Chen, Hsun Yueh and the Mind of Late Ha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i-yun Chen, “Comfucian Legalist, and Taoist thought in Later Han”, Chapter 15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ol I, pp 766-807

4 参见陈启云：〈从历史发展分期宏观汉代文明和汉文化传统〉，《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 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年），页 23-46。

5 学术界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形态就是门阀政治，但对于门阀政治的内容，并没有一致 的理解。多数学者认为门阀政治有一个变化过程，即始兴于魏，至南朝刘宋后随着“寒人庶族” 的兴起而逐步衰弱。参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78 年）。

6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史语所集 刊》），1931 年，3 本 1 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史语所集刊》，1932 年 3 本 4 分；〈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史语所集刊》，1932 年 3 本 4 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

1935 年 5 本 2 分；〈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1935 年 5 本 2 分；〈东晋南朝之吴 语〉，1936 年 7 本 1 分；〈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1943 年 11 本。

7

参阅钱穆：《国史大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修订三版，1995 年；1940 年初版）。

8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1936 年，第 11 卷，第 4 期；余英时：〈东汉政权 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新亚学报》，1956 年，第 1 卷，第 2 期，另收入余英时：《士 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

《史语所集刊》，1964 年 35 本，后收录于许倬云：《求古篇》（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 年）；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4 年）。

1997 年），及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陈启云〈中国中古 “士族政治”的问题〉，《新亚学报》1977 年第 12 卷，后收入陈启云：《汉 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7 年），及陈启 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8 田余庆：〈自序〉，《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页 1。

19 如果说陈寅恪先生前承中国传统史学，参照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奠定了近代史 学意义上的中古史研究的基础，那么，唐长孺先生则在陈寅恪先生的基础上作了显著的推进， 特别表现在陈寅恪先生有所忽略的社会经济史方面。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 京：三联书店，1962 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篇》（北京：三联书店，1978 年）；《魏晋 南北朝史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20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21

曹文柱：《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

22 宇都宫清吉：〈汉代豪族研究〉，《中国古代中世纪研究》（东京：创文社，1977 年），转 引自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4 年），页 7。

23 西嶋定生认为在研究皇帝对人民的支配及探讨国家结构时，不应该忽视豪族问题，因为这一 结构中存在着颇多的豪族。见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及结构》（东京：东京大学出 版会，1961 年）、〈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

（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宇都宫清吉认为，要研究六朝贵族社会，就必须研究汉代的豪 族，因为二者间有着继承关系。见宇都宫清吉：〈汉代豪族研究〉，《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

（东京：创文社，1977 年）。两位日本学者之观点，参阅自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武汉： 崇文书局，2004 年），页 30-32。

24 日本学者称魏晋南北朝为贵族制时代或贵族制社会，普遍认同六朝贵族是累世官僚的名望家 所产生的阶级，并自立于各个时期王朝权力而存在。纵使是皇帝的权力，也无法改变基于贵族 制的身份秩序。然而对于整个架构下的细节，亦存在着许多争论。

25

他们的学说不单只从经济层面去考虑豪族的活动，更着眼于豪族人物和依附民众间的关系， 这种以名望家族为核心与民众结合而成的相互共存的体制，就称之为豪族共同体。其特点体现 在地方豪族与中央贵族之间的矛盾。贵族制国家致使中央贵族极力于领主化，导致乡村社会阶 层分化，使乡村秩序走向崩溃。而站在民众立场，支撑着乡村结构的知识分子豪族，以“名望” 进入中央后，便开始反对领主化倾向，维持、重建共同体秩序，形成以豪族为中心起支配作用 的豪族共同体，进而构成了六朝社会的基础。谷川道雄的观点可参阅谷川道雄著，马彪译：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另外可参见谷川道雄著：〈中国的 中世〉、〈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中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与士大夫的问题〉，均收录于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川胜义雄的看法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年），页 10；而 David Johnson 所用之〈郡望表〉乃是反映民 间之认知的文献，可作为当时社会层面的材料。

30

Dennis Grafflin,"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1, No 1, (Jun., 1981), pp 65-74

31 Dusana Miscevic,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2)

32

对于“士族”的译名，西方学者所译各异，Wolfram Eberhard 称之为“gentry”；David

Johnson 称之为“great clans”；而 Patricia Ebrey 称之为“aristocratic families”。

33

David George Johnson, “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7, No 1, (Jun., 1977) pp 5-102

34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y of the 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Jennifer Holmgren, "The Making of an Elite : 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Fifth Century A D " ' 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30,(Sept., 1984)

37

Jennifer Holmgren, “The Lu Clan of Tai Commander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T’o-pa State Of

Northern Wei in the Fifth Century”, T’oung Pao, (1983), pp 4-5．

38

就家庭成员的婚姻而言，士庶不婚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主流观念，其特征在于实行身份婚内 制。 叶妙娜： 〈 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 〉 （《历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页 160-166）； 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 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页 107-117）； 宋晓梅： 〈 鞠氏高昌张氏之婚姻 〉 （《中国史研 究》，1994 年第 2 期，页 148-156）；王连儒： 〈 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 〉 （《中国史研究》，

1995 年第 4 期，67-74）；高诗敏： 〈 北朝范阳卢氏形成冠冕之首的诸因 〉 （《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1997 年第 2 期，页 24-28） 等数篇文章对数个士族大姓的婚姻对象做了考察，认为政治因 素导致了身份婚内制的出现。但这一现象在其萌芽初期并不严格，出身寒素者可以以个人人品、 才学来婚媾名门。从对各士族大姓的考察可以得知，身份婚内制经历了形成、发展，到最后崩 溃的明显过程。王连儒指出，士族婚姻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与政治有关，以门第与政治为前提 的婚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家道隆盛时，如何通过婚姻保持政治优势；二是家道衰弱时又该 怎么样通过婚姻维持人们对其士族地位的认可。而叶妙娜则在政治考量之外，提到了宗教对婚 媾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侯慈晖的硕士论文《从明、谢二氏婚姻关系的比较看中古士族 社会地位之转变 ——以墓志铭为中心》（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6 年）以墓志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并以所处的地域不同来探讨两家在婚姻对象选择的广 度，看出婚姻关系对士族社会地位转变的重要性，亦有其独到之处。

39 士族高门家族成员的仕宦研究方面，以仕宦的演变来探讨士族地位的升降与家族的兴衰，最 早期就有毛汉光〈中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 ——琅琊王氏〉（原载于《史语所集刊》第 37 本 下，1967 年，页 577，后收录于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一文，以统计法来考察王氏一族汉末隋唐七百年间的仕宦资料，并从政治与社会地位 的变化来分析王氏的兴衰原因。而 叶妙娜于其 〈 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 〉

（《中山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页 43-51）一文则以东晋南朝的陈郡谢氏家族为例，提 出士族在政治与社会上经历上升 ——全盛——衰落的发展过程，与之同步的是仕宦性质上文—

—武——文的变化。与叶文持同一观点的则有张金龙〈陇西李氏初论——北朝时期的陇西李氏〉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 第 4 期，页 108-113）、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

述论〉（《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页 96-103）等文章。从他们的研究可看出全盛期的 士族生气勃勃，且多掌兵执政；转折期职高无权，只能坐享声誉；而到了衰落期则徒有虚名， 腐败无能的阶段性变化。高诗敏〈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5 期，页 76-82）则从仕宦来探讨博陵与清河崔氏在社会地位上的影响，提出北朝之 前两族的社会地位不相上下，北朝时期清河崔氏远高于博陵崔氏是仕宦差别决定的。

40 一个家族要取得社会地位，须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众多以武职起家的豪族大姓无法成 功转型为士家大族，最大原因即在于缺少了学术文化。魏晋士族多以家学名世，虽有以军功显 者，其后世也往往以学识见称。程裕祯〈河东裴氏论略〉（《山西师大学报》，1994 年第 21

卷第 2 期，页 71-76）、高诗敏〈北朝范阳卢氏形成冠冕之首的诸因素〉（《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1997 年第 2 期，页 24-28）二文便考察了以自汉便以儒学传世的河东裴氏以及范阳卢氏， 得出整个氏族的家学与文化底蕴，是两家族得以绵延不绝于士族阶层的原因之一。程文更提出， 进入隋唐后，门阀制度业已衰微，且九品中正制则已被科举制所取代，可是裴氏一门却更为兴 盛，可见此时的裴氏之盛，是与其家传儒业息息相关的。另外，嵇发根〈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 的崛起与发展〉（ 《湖州师专学报》，1998 年第 1 期，页 80-87 ）、吴桂美〈从豪强宗族到文 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海南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5 卷第 3 期，页 317-320）则是考 察了在经学兴盛的背景下，以武起家的豪族如何转变为文化士族，可看出豪族向士族社会转变 的信息。另外还有李超〈家族与文学——论谢氏家族文学兴盛的原因〉（《许昌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26 卷第 1 期，页 53-55）一文，则着重考察谢氏家族的文学发展路程。

41 陈琳国：〈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张灿辉：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 年第 6 期；张琳：〈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 东柳氏与京兆韦氏发展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00 年 第 3 期，页 229-234 ；韩树峰：

〈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页 45-58。

42 高诗敏： 〈 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及其特征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页 12-18。

43 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陈爽：《世家大 族与北朝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

（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天津古

籍出版社，2004 年）；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

44

竹田龙儿：〈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1958 年第 31 卷第 1-4 号，页 613-643；黄宛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评述——兼论东汉的累世经学〉，《南都学 坛》，1991 年第 11 卷第 1 期，页 13-21；金铁纯：〈家风清廉刚正，青史千秋留名——杨震及 其子孙事略〉，《文史知识》，1992 年第 3 期，页 76-84；陶新华：〈魏晋南北朝弘农杨氏的 发展道路〉，《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2 期，页 51-57；孙大英：〈论西晋杨骏重振 家族势力的失败〉，《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 年第 2 期，页 102-105；权家玉：〈西晋 杨骏一族的崛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8 年第二十二辑，页 57-67。

45 何德章、马力群：〈两汉时代的弘农杨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5 年第二十二 辑，页 1-27；孙大英：《汉晋时期弘农杨氏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论文，2002 年）。

46 杜葆仁、夏振英：〈华阴潼关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5 期，

页 17-27；陈小青：〈《北魏杨播墓志》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 年第 1 期，页 51-53；王庆卫、王煊：〈隋代华阴杨氏考述 ――以墓志铭为中心〉，《碑林集刊》，2005 年

第 11 期，页 243-270；〈隋代华阴杨氏考述 ――以墓志铭为中心〉，《碑林集刊》，2006 年第

12 期，页 199-222。

第一章：两汉世族的产生

“士”是什么呢？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引言里提出，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因此“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1

虽然“士”自孔子之后秉持着他们的使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但他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早在先秦时期，“士”以“游士”的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而秦汉以后则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但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士” 这一社会阶层的发展演变又可更进一步划分成好几个阶段，而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呼应。2因此“士”在每一时期的变异也就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3其中两汉时期最为人所知的便是衍生出了

“世家大族”的历史现象。因此，对这一时期之“世族”能有所了解，也必能有效的掌握整个历史格局于此时的变迁。

第一节：世族的定义与兴起

在进一步讨论门阀政治之前，须先对关键词“世族”有一个了解。上文提及先秦至汉以来士乃是以个人为单位参与政治。唐长孺先生指出：“汉末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而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就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因而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士族”名称出现是在西晋户调式中规定“士人子孙”有荫族特权之时，确定了士之为族，才产生“士族”这一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群体。4然而顾名思义，士族乃是“士与宗族的结合”5，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从单士到士族的一个变化过程。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士族政治萌芽的关键所在。如果以毛汉光先生所设标准6来判断，单士与宗族初步结合所产生的族群并

不完全符合士族的条件，因此于下文论及“单士”到“士族”的演变过程之间必须注意到一个“世族”7阶段的存在，并且由这演变过程中看出这个时代的政治特点。而本文所探讨的弘农杨氏一族，于两汉时期便是以“世族”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要注意的是虽然“单士”到“士族”的演变过程之间有着“世族”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户门阀士族的前身都是经由世族演变而来。而且这一整个变化进程在时间点上并不一致。史籍上清楚可寻，部分士人家族早在西汉时就已初具规模，部分则迟至东晋才晋身士族行列，因此以下所论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演变过程。“士”是如何脱离“游士”的身分，与宗族合二为一呢？这可以从东汉世族的形成来推测。

（一）由开国功勋或外戚姻亲晋身世族

士族在秦汉之际并不存在。在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除了举宗从征的萧

何8，其余追随者如张良、韩信、郦食其等人皆以单士的身份辅佐刘邦。加上高祖轻慢儒生，甚至有解儒生冠而溲溺其中9的记录，可见西汉政权建立时并不太可能有儒生及宗族的涉及。但东汉政权之建立的社会背景便完全不同。早在武帝独尊儒术，为博士官置弟子开始，就已经预示这一社会背景的改变，尤其表现在士人数量上的大幅度增加。10而士人与宗族的结合，便是在这时候开始。汉武帝崇儒提供了儒生掠取政治地位的最好机会，而取得了政治地位，就已经等同于取得了经济上的保证。同时，士人亦积极于扩张宗族的势力，与宗族故旧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关系，自此以后宗族便逐渐靠拢，凝聚于士人之下，成为士人背后强大的社会基础。如张汤“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调户之尤厚”11；疏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12；郇越“散其先人赀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13，东汉初亦有宋弘“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赡九族”14

等。这些例子皆显示了政治地位带给士人们庞大的财富，以及士人不啬散尽财富来援助宗族乡党的举止，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前的士无法达到的，也因此开启了武帝后士人与宗族逐渐结合的这一社会变化。

（阴）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20；

“汉兵起，光武过颖阳，（王）霸率宾客上谒”21；就连光武帝刘秀及其兄伯升所率领的武装力量本身就是一个大宗族集团。余英时先生就以其《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的统计资料指出当时起兵者实以宗室、士族、大姓做主要成分，而且其中有许多起事者的身份，历史上虽已无明确记载，据情形判断则仍似为豪强大姓，因此做出了“当时起事者实多属强宗大姓，而称霸的群雄更非有强宗大姓的支持不可”22的结论。

因素，常常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者，但如果该家族能明哲保身，便能藉着地位与名望而绵延为大族。南阳新野邓禹，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东汉开国功勋，因而邓氏在东汉一代累世显贵，封侯者二十九人，自公、大将军以下至州牧郡守者多达九十八人，“东京莫与为比”，26便是一例。

（二）由累世经学而为累世公卿

秦汉之际，士人的数目稀少，但自武帝独尊儒术，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开始，就有了接下来推广儒学规模的行动，如“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培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吏”到成帝时复“增弟子员三千人”27以效仿孔子。及王莽时，史载：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

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

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33

见此引文，就可了解当时邹鲁流行的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所含的意义。光武帝初即位，就以“通儒”卓茂为太博，其子卓崇官至大司农35

；伏湛之父伏理为“当世名儒”，光武帝“知湛名儒旧臣”，便以他为大司徒36

，是以累世儒学晋身公卿。顺帝时司空胡广“学究五经”，“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37

，便是以儒学进仕，位极人臣之例。

另外，上文提及私人传经讲学之风也在当时兴起。若干名师巨儒，以通经为标榜，对于经学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因此往往某一门经学便成为一家族相传的经学，称之为家学。汉代经学注重家学，各有师承，而传经者又把经学视做家传之秘不肯轻易授人，因而某家之学累世相传，成为儒学之家。如此一来

“往往一代大经师的后裔，世守祖业，相传数十百年不坠。”38垄断经学自然就垄断仕宦机会，累世经学遂成为累世公卿。如东汉汝南袁氏，自袁良以孟氏

《易》为家学，其孙袁安任司徒、司空开始，直至汉末，家族四世中竟有五人任三公，并有大批门生故吏出自其门，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构成了非常强大的势力；弘农杨宝于西汉时以《欧阳尚书》为家学，其子杨震自东汉起任司徒，至杨彪，亦四世三公，职掌东汉朝政达数十年之久；梁国桥玄七世祖桥仁学《礼记》于戴德，创“桥君学”起家，玄祖、父均为东汉太守，桥玄本人历任司徒、司空、太尉等高官。以上数家便是由累世经学而为累世公卿的代表。

东汉后期经学为高门所垄断，致使过去所谓的“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39

，后来遂变质成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40

的局面。而史籍中“贡荐则必阀阅为前”41

、“以族举德，以位为贤”42

、“（王）充细族孤门。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43

等记载就贴切地道出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变迁。只重门地阀阅的结果便是纵负绝世才华，然若非高门之后，遂“终不为高”。此亦可见早在东汉之际世族与寒门之别已成，遂有“故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44

之言。

（三）豪强地主45的世族化 秦汉以来的汉承秦制，中央行政机构只建立到县一级，基层社区仍是以作为远古聚落形态遗存的村社组织作为基本结构单位。在这结构单位里人们以氏族为纽带，累世聚群而居。严耕望先生对汉代郡县属吏的研究指出：

汉承古代封建残余，郡府县廷各为一小朝廷，属吏之于长吏分同

君臣，此其一；又郡县长吏虽遣自中央，而属曹掾吏则限辟本域，

遂使豪族得先掳要津，此其二；三老46

虽由郡县长吏自署，然彼实为地方人民代表，犹令之有首席士绅，不可即目为政府之属吏。47

此说可视为顾炎武《日知录·掾属》条所言汉世用人之法“惟守、相命于朝廷，而掾曹以下，无非本郡之人”48的注解。史籍载“（朱）博治郡，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杰以为大吏，文武从宜”49

，便是一例。由此可推知西汉时地方豪强就已多有被委以治县之事，在地方上拥有一定势力。到了西汉中叶以降，更有强宗大姓举兵之事，如“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泽结交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50

；成帝河平三年：“广汉男子郑躬等党与寖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51

；西汉末，“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定”52

；王莽末时京兆长陵人第五伦“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53

这些例子中，兵众、营壁原本皆军事之物，却由一般地方大族引以抗贼自保，甚至连铜马、赤眉等横行中原的义军皆对其有所忌惮，可见其势之强盛。东汉末年的割据之雄，便是看上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对拥有武力（部曲、佃客）之地方豪强极尽拉拢之能事——如曹操对许褚、李典、田畴；刘备对麋竺、霍峻；及孙权对鲁肃、甘宁及吴中四姓的笼络。因为他们深知，得不到世家豪族的支持，任何一个割据集团都没办法在当时的乱世中站稳，献帝时权臣董卓便是前车之鉴。54

世家大族，除了这些“武断乡曲”的地方豪强以外，也有从商人转化而来。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贫民无力缴纳繁重的赋税，只能把公田贱价卖出。富商巨贾通过土地的兼并而取得大量土地，以及地方选举的方便，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此等家世豪富的豪强地主之中55，发迹之初并非经学世家，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

，透过选举制度赴京为官，进而由地方强宗大姓转变为中央世族。这一群人欲晋身世族的用意极其明显，试想读书既为利禄之阶，岂有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强宗大姓反而不令子弟受学之理？57

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訾徙平陵。父宾明法律，为御史，事贡公，名公直”58，便是强宗大姓子孙受学的实例。

有了政治地位，继而继续发展家族势力可谓轻而易举。武帝征和二年春诏曰：“故丞相（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59便是一例。哀帝时鲍宣上书曰“凡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亡厌”，为民七亡之一；“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

60，揭示了强宗大姓急欲晋身世族的真正目的。“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61，就是在此等世族大姓籍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大肆扩张的结果。这一类别的强宗大族因崛起方式不一，因此背景颇为复杂，从富商巨贾转化来的大地主，往往与具有武力的地方豪姓区分不易，故在当时统称之曰“地方豪强”。62

尔后遂形成王伊同先生所言“魏晋以降，豪族土著，以形势之便，或得高官；累世不辍，遂厕列高门”63

的局势。

东汉世族除了由上述三种方式形成，亦有自西汉便已是累世高官的世家大族，如光武帝时的大司空张纯，其家“自昭帝封（张）安世，，至（张）吉，传阅八世，历经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能为比”64

，可谓“累世台辅”的世家大族；建威大将军耿弇，其先世西汉武帝时即吏二千石，父亲耿況，新莽时为朔调连率（郡守），耿氏自东汉初至建安末，任大将军、将军、卿校、刺史等各级显官要职者，“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65

；沛郡竹邑薛综，“自

（薛）国至综，世典州郡，为著姓”66

；另外东汉初的一些文臣武将，如大司空窦融、司徒冯勤、太守邓晨等，皆是西汉时期“累世二千石”或“世为著姓”67

的世族。由此可见，“世族”的形成背景是复杂的，东汉时期的宗族大姓只要符合上述论及其中一项条件，就可视之为世族，于当时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及特权。但此时的地位与特权并非法令赋予之特权，真正受制度庇护之宗族大姓至晋时才出现。

前引王符、仲长统“贡荐则必以阀阅为前”、“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之言，说明世家大族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因而这些世族皆或多或少符合毛汉光先生对“士族”所下的部分定义，从政治角度可见士族在东汉就已初见端倪，以“世族”的形式出现，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郑太“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董）卓既迁都长安，天下饥乱，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业家有余资，日引宾客，高会倡乐，所赡救者甚众”68，文中所论郑氏即是显耀之后，负才略，又有丰厚家产的士族雏形。而这样的例子又不在少数，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钱授生徒，后列女乐”69；“（孔融）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70

便是其例。因此田余庆先生明确的指出“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71

纵观上文所述三大因素，后二因素皆与汉代的选举制度有着深厚的关系。汉代人才任用方式繁多，有郎署、选举、察举、外吏进等。其中郎署多贵族子弟，依次升拔；外吏则积功内转。独察举征聘，得名最易，位亦最高，72

因此察举制在两汉的选官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最为当时士人所关注。察举制的特点为重视地方的舆论——乡论，而乡论所重首推父老与子弟的关系，也就是儒家伦理中的孝悌。士人与地方豪强地主经此等方式，或担任州郡县之僚佐，或进入中央为官吏，世代为公职，也渐渐成为世族。可以看到，此时的世族地位高低与其家族之道德门风仍息息相关，如弘农杨氏以《欧阳尚书》传家，汝南袁氏以《易经》为家学，才得以让其家族迅速累积门风名望，超越其他世族，位至三公，这一点与后来士族权力到达巅峰的东晋，只重门第而忽视德业家风的特征大相径庭。

第二节：汉末魏初士族的形成 上文曾提及，世族与士族之间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而汉末魏初之际士族的形成，主要在于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而其中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门阀政治制度形成的奠基石。

东汉的世族有的是基于政治途径，如开国功勋或外戚姻亲，世居显位，便能晋身世族。其次是累世经学之家，汉代崇尚儒术，以儒学取士，因而经学昌盛。在这时代，不论是私学或官学，都讲门规、门礼，学问重师承，守家法，有教养与家学渊源者容易透过选举制度而为官。由于他们的子孙往往继承家学，成为累世经学家，因而代代为官，所以由累世经学而成为累世公卿。再者是地方豪族凭藉雄厚家财，及庞大的田地与佃客，在地方上深具影响力，一旦有机会，如透过选举，即跃上中央而成为累代仕宦之家。从世家大族崛起为门阀士族的条件，我们可以藉由毛汉光先生从罗素《权力论》（ Bertrand Russell,

这一些部曲、佃客等，常常就是世家大族操控的一股武装力量，同时也是让周遭人民畏惧、服从的赤裸权力的基础。

传统权力一般指开国之君或有武力基础之势力的第二代所拥有的权力。因为人类大多数是依习惯而生活，因此传统权力有习惯力量的拥护，它不须要以理由来肯定自己，也不须继续证明，但反对它却需要强大的力量。这一点在士族子弟上最为显著，士族累世公卿，品德、才貌、官宦，一代代的累积着，就产生了传统权力。《世说新语》卷上之上〈德行第一〉载：

知识权力则是指掌握知识者所能获得公认的优势。一个社会里知识的大小往往与该社会对其敬仰程度成正比，而自汉代崇尚儒术之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皆以学术，尤其是儒术为高，士族以经学传家，便得以掌握当时最崇高的知识权力，成为一方社会领袖。

经济权力指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而达到对他人的统治和支配的能力。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所有权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76

而从史料中可知，士族常同时兼具地主、商人、官僚的身份，拥有庞大的经济后盾，因此亦支配着足以支持其门望的经济权力。

舆论权力则指凭借宣传力量，制造出社会上共同的欲望、目标、价值标准，进而使符合者获得公认的价值。士族常是社会上价值标准的制定者，他们互相标榜的风气自东汉末年即开始盛行，如“三君”、“八俊”、“八厨”等，加上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施行，舆情权力牢牢为他们所掌控。此五项权力，交织而成为士族凌驾于平民百姓的优越身份地位。

一般说来，凭藉上述权力兴起的家族，兴起之后，多能利用其在朝为官的资源，进一步扩大家族力量。更复加上汉代二千石以上官吏可以荫任子弟一人为官的“任子制度”与官吏子弟可以优先入太学的教育制度，对于世族的发

展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因此，东汉以来世族势力已经奠下相当雄厚的基础，与之为敌的其他势力常落得败亡的下场，这在后来曹爽、司马懿的政争中已经显露无疑。

第三节：西晋士族的特质与演变

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与升降〉一文中言：“魏晋相承，政治上没有发生大动荡，晋代开国勋贵亦即曹魏功臣的子孙。”77

从这点可知西晋士族权贵阶级多由在曹魏时期既已形成的世家大族所组成。然而魏晋政局嬗替得以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是在曹魏时期政治集团内部激烈斗争下的结果。最早利用区域集团理论于具体研究的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统治者的阶层是不同的，陈氏言：

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

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自来

史家惟以曹魏、司马晋两姓之关系目之，殊未尽史事之真相也。78

曹氏出身寒族，且为宦官之后，而司马氏则是儒家豪族出身。因此魏晋兴亡嬗替，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79在此基础上，周一良先生则对魏晋禅代之际分属于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做了深入研究，并指出双方势力之消长和曹魏大臣的向背，促成了魏晋两朝政权交替。80此外陈氏与周氏亦对曹氏与司马氏两集团之性质用《四本论》81从思想领域进行了划分。82万绳楠先生于此更进一步钩沉发微，从区域性质上提出曹魏政权由汝颍与谯沛两大政治集团支撑，并分析其势力消长，认为以谯沛地区人物为首的新兴官僚地主集团内外势力被以汝颍地区士大夫为首的世族地主集团逐次剪灭，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83

从上文可知西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多源于东汉汝颍集团之世家大族。84但东汉世族大姓并不必然会成为魏晋门阀士族。在汉魏晋易代之际，世族大姓能否继续存在，关键在于自身的抉择。一些世家大族依附了司马氏政权，因而能

在晋朝继续保持家族地位，有些世族则选择与司马氏对立，或没能把握时机，从而遭淘汰。在这段时期又有些寒姓宗族凭藉自身能力及际遇跃升成为世族。以此而论，晋朝实际权力是由在汉魏晋易代时依附司马氏，为晋朝代魏立下功劳之旧世族及因际遇而上升的新世族所掌控。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可说西晋的一切措施，都围绕着巩固世族统治、发展世族势力这样一个中心85，为东晋士族门阀政治铺陈好了一切的先决条件。司马懿制定州大中正制，确立州郡大小中正在选举上的主导权，也等同于确立在朝的诸姓士族在任官上有优先权。政治上的特权代代世袭，终究形成了门阀政治。除此之外，西晋政府在赋役制度、占田制度上，也给予士族种种保障与特权，这种前所未有在法制上正式承认士族的地位，并且给予种种优免，可说是门阀政治时代开启的指标。其中晋武帝在统一天下后，制定新的税役制度荫亲属制中，

“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86则得以看出朝廷明文规定给予了“士人子孙”税役上的优免，可见西晋政府已经承认某些家族为“士族”，并且予以免役特权。而各级官吏可以占田、荫族、荫客87，自然更加壮大家族的经济力，这也是西晋权贵多发展为门阀的原因之一。太康年间太中大夫恬和曾要求“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李重驳斥言：“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

88，即表明了世族地主在占田与买卖奴婢上的自由。加上荫亲制可免除佃客之课役，就等于取消做官的田庄主人对国家的所有负担，就等于鼓励他们放手去网罗宗族，兼并土地，发展势力。89因此“广收八方园田水堆，周遍天下”90的世族地主在当时比比皆是。

就西晋门阀的特质而言，亦与东汉时期的世族不同，田余庆先生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东汉著名的宗族（世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友，取得名士地位，就算士族。91田先生之分析有其独到之处，但我认

为其定义还欠缺一个区分世族与士族的必要条件，即是制度的保障。虽然东汉大族近乎垄断了朝中官位，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任何制度上的保障。而官有任免，人亦会死亡，一旦被罢免或死亡，而家族中又无其他人任官，世族社会地位就陷入危机。自西晋开始，强宗大族获得了西晋政权赋予多项特权，如户调式便包含了依据官品荫族、荫客和占田等，便是在制度上对于强宗大族的保障。犹可注意的是上文所引荫族政策下的“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一句，便是保障士人子孙的社会身份及利益等种种特权不会因先辈官职上的更动或死亡而受影响。士人与其宗族在此制度下就形成了“士族”，也可以说“士人”到了此时已经由习惯上的存在变成为受法令认可的社会身份象征。总而言之，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教育各领域中皆具有特权，而且这些特权是被国家所承认并立法保障，因此有别于东汉世族，必须加以区分。

就其思想方面而言，世族到士族的演变过程亦有变化。上文提及晋朝实际权力是由在魏晋易代时依附司马氏，为晋朝代魏立下功劳之旧世族及因际遇而上升的新世族所掌控。这两类士族多半有一共同点，即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之后更为突出。92此时的士人们为何会出现思想上的转变呢？这是因为传统的儒家经学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而玄学的出现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缺，为追求名利的士族提供了合理性。93因此濡染玄风是欲获得门阀士族认可的必要条件之一，

《颜氏家训》载：“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94，说明汉之士人通经以致身显位的方法开始行不通了。复经学又流于章句繁琐，一经说至百万余言，不得不为士人所弃，转而向玄学靠拢。“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95亦反映了章句之学由盛转衰的过程。对此，田余庆先生亦有详细解说：

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

连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

99，却难收其效，此时的儒学已成了“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之学说。

此外，毛汉光先生的研究亦指出，两晋南北朝时期，大士族均已发展成熟，而其中似乎皆以经学文章相继，道德品行传家，以别的途径发展成功为士族者，若要欲长久维持家声，都从学业与品德下功夫，因此成为当时士族的特性。100可见学业与品德是士族的最大特征。此言与田余庆先生认为濡染玄风才能维持门阀士族地位的见解并无冲突，因为虽然玄学盛行于两晋，晋室覆灭后儒学旋即兴起。而且儒学在两晋时期并没有绝迹于门阀士族阶层，因为儒学的社会效用，是玄学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当时儒家思想或者被包涵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101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102就是这类门阀士族立身处世的最佳写照，可见儒学一直都在门阀士族间传授着103，只是在两晋时期玄风太甚，远远的盖过了儒学。到了南朝儒学渐兴，就是证明。

余英时先生亦对当时门阀士族中儒道之分合问题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以儒道分别流派，其实颇多扞格难通之处。这就指出了后人意欲强行将儒道之间划分出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彼此互相抵触，其实并不符合当时的局势。魏晋南北朝之士人多儒道兼综，皆是有迹可考的事实。其以为，所谓儒，大体指

重群体纲纪而言，所谓道，则指重个体自由而言，采用群己之分来探讨流传于当时门阀士族阶级的思想学说要比“用儒道之名而多所凿枘”更能发古人之真态。104可见儒道兼综，是当时的风气，如仅以儒或道家思想来分析当时士族思想，将无法得其要领。上述儒道之辩证实了虽然世族与士族两者之间有别，但如果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105因此就思想学派而言，东汉世族与魏晋士族间的一脉相传，是有迹可寻的。

第四节：小结

以上已对士族的定义与范围做了详细的解说。但须注意的一点是，永嘉乱后南渡的士族并非都能居于江左政权的当权高位，晋身门阀士族的行列，因此并不是所有侨姓士族都有能力涉及门阀政治。这就是何以就每一个宗族的渊源探讨，不难发现在众多东晋士族间，实际上源自于东汉盛门之家的屈指可数。南来侨姓士族，或由于时势所趋以武干闻名、或父祖事胡、或晚渡、或婚宦失类、或缺乏机缘而不为时所重。这些人并非“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106的寒素，可地位却大大低于掌权的门阀士族。因此他们是介于“士族”与“寒素”间的阶层。这一阶层的统称，田余庆先生沿袭陈寅恪先生对侨姓北府将的“次等士族”之谓，并将上述提及的人物阶级纳入其对“次等士族”的解释107，其中包括了杨佺期、刘牢之、刘裕、孙恩、卢循等人。此辈在江左不受门阀士族阶级所重，因此在行为上多有与门阀士族为敌的倾向。与田余庆先生之“次等士族”定义类似的，则有毛汉光先生的“小姓”。毛先生对于小姓的定义为稍有门资，父祖之一任官，而又未达士族标准者，并补充远祖为士族，但该族已趋衰微，间仕间歇者，亦列小姓之内。108从毛先生的定义而论，所归类之人物与田先生之“次等士族”可视为同一阶级。

可以看出，两汉魏晋间，士族这一阶层从出现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其中又可依其特征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而从不同时期的士族身上可看到有明显的发展共性。但这不代表各士族间的发展是一致的，其存在形态在不断的变化，与王权的关系亦影响着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说整个士族发

展的过程，是士族不断改变形态来适应，甚至抗衡王权支配的过程。随着士人不断的官僚化、世系化，他们的社会结构及文化思想都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些变化都与士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息息相关。而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对象弘农杨氏，在经历了两汉魏晋的起伏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发展与演变？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页 195。

6 毛汉光先生曾为士族的定义立一标准，即以累世官宦、门阀显耀及经学传家，方可视为士族， 其中具体则表现在累官三代以上及居官五品以上，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年），页 5。然而毛汉光先生所设之标准侧重于仕宦 而忽略了士族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特性（见陈启云：〈导言：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反思〉，《汉 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年]，页 10），因此本文仅以此定义为士族仕宦特性的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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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与士族，都不是确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本来就非常混乱，毛汉光 先生在其《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一书就统计了 27 种各异的称呼，并谓“所指意义大同 小异，因为所看角度不同，有了名词上的差异”，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年），页 1。因此这里我采用田余庆先生对世族与士 族的划分，即“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 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 士者仕。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地位，就算士族”，因此世 族与士族之间是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9 年），页 275-276。

8 《史记》卷 53〈萧相国世家〉载：“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 馀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高帝曰：‘……且诸君独以身随我， 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然而余英时先生提出“萧何举宗从 征，完全是为了祛高祖之疑，盖有人质之意味”，可见萧何举宗从征的意义与武帝后士人与宗 族的结合全然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页 223。

9

“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未可以儒生说也’”，见《史记》卷 97〈郦生列传〉，页 2692。本文所引用之廿五史正史史料， 皆出自北京中华书局版之点校本。

18 《后汉书》卷 1 上〈光武帝纪〉，页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