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f top scholars (zhuang yuan) in the chinese civil full

Chaffee）对宋代教育与科举的研究，当中他整理了方志名录编列的宋代各州进士总数表，其总人数高达 28926。7 而周腊生从若干文献却整理出了宋代 42579 位进士。8 萧源锦的状元研究却发现宋代有 42548 名进士。9 另外还有许多不同的学者由于使用不同的材料来研究宋代的进士，所以几乎都有数目上的差异，有些的差距 竟达 1400 名之多。照宋代的教育与科举的

第一章 第一章 前 前 前言 言 言

状元是科举中的第一名，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最终登上了榜中的顶端，实属不易。自古以來，人们给状元报以赞许的眼光和崇高的荣耀。在科举时代，

“状元”对社会产生了十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有关状元的故事与美谈传颂不断，不但在史书、文学作品中、表演舞台上，而且渗透到生活习俗、饮食起居等领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

就以宋代（公元 960-1279 年）的状元来看，明人朱希召就编撰了《宋历科状元录》，记载了两宋 118 名状元的事迹。有关状元的的事迹不但记载于史书，而且从唐宋时起，就被编为小说或剧本，广为流传。这些文学作品大多数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状元的悲喜离合、辛酸苦辣、善恶美丑等各种生活百态。例如写宋代状元呂蒙正的南戏《破窑记》便是一个好例子。状元作为出类拔萃、吉祥如意的象征，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宋代就有一种牡丹花被命名为“状元红”、也有一种荔枝称为“状元红”。另外，许多成语典故和谚语如“金榜提名”、“状元及第”、

“连中三元”、“行行出状元” 等都是状元文化中影响深远的术语。无论是在科举时代或是现代，状元的文物或文学作品更是抢手的收藏品，价值很高。

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朝廷对登科者，特别是状元，都有许多特别的优待。例如宋代对状元有“给驺”制度，这也是皇帝给予新科状元的一种特殊的荣宠，其他登科者是无法享受的。1 有学者认为从总体看，在优礼进士方面,宋代较唐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 这说明状元的地位崇高，并非一般进士可以相比。宋代登第进士特殊的待遇能从皇帝恩例(赐诗、箴等、赐钱、赐绿袍、靴、笏、为状元差导从和赐闻喜宴) 与期集庆典(置状元局、朝谢、拜黄甲、叙同年、乡会、谒谢先圣、先师、游西湖、名园及试射等，最后是归里)两大方面窥探出来。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恩例或待遇中，有两项(为状元差导从和置状元局)仅限于状元，这是其他登科者所无法享受的。从宋代起，在一些地方还兴起一股为新科状元立“状元坊”的风气，其后历代相沿。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何况是榜中之首的状元，其荣耀之大，可说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余英时则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宋代状元的重要性，其引《能改斋漫录》：

贾黯以庆历丙戌(六年，1046)，廷试第一。往谢杜公(衍) ；公无他语，独以生事有无为问。贾退谓公门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谢

科学版)，2006 年 3 月(第 33 卷，第 2 期)，页 106-112。

于公，公不问。而独在于生事，岂以黯为无取耶？” 公闻而言曰：“凡人生事，虽为显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进退多轻。今贾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官则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之轻，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 贾君为之叹服。

(卷一二《记事》“杜祁公问贾黯以生事有无”条)

余英时解释所谓“生事”，即关心其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可以允许随时不合则去，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他指出这个故事显示了出当时大臣期待状元能为国家认真做事，而状元也以此自许。3 他们是一群有深层思想和远大抱负的特殊人物。

虽然状元在科举时代如此重要，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但学术界对这群特殊人物却没有很多有系统的研究。其中只有中国学者周腊生的《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对宋代的状元进行了有系统的资料整理。他把宋代状元的资料分门别类，综合性地记录了状元的地理分布、寿命、出身等数据。同时他也记述了各状元的的奇闻故事。周腊生在整理宋代状元的有关资料与数据上的努力勿庸置疑。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进一步使用这些研究资料来回答一些宋代的社会课题，好让我们通过状元更了解宋代社会的性质。另外，更多现有的状元研究也只专注于谈论状元的趣事或奇谈，又或者是整理他们的文献和作品。其实这些资料、数据与研究可以用来回答宋史学者从 1950 年代就开始关注的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和唐宋转折等课题。

第一节 第一节 研究之目的 研究之目的 研究之目的

本文研究宋代的状元，从宏观上来看，这批特殊群体能反映和折射这段时代的历史辉煌、衰落与转折，因为这批状元是当时的历史产物。而从微观上分析则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发展、教育制度与改革、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流动、家族发展、文学、道学的发展，甚至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转变。状元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所以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中国的科举考试不是现代意义上纯教育水平考试，而是专门性的官员资格考试。既然是专门性的官员资格考试，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有一个

“资格审查” 的程序。国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置，也不可能是无限制的，所以只有够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圈子里面。4 而状元就是数以万计举子最优秀的代表，所以他们具有很强的社会与时代的代表性。分析这批特殊群体的籍贯、出身背景、婚姻关系、其政途遭遇等方面都能让我们窥探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社会性质。

可惜近期学者在科举学兴起后并没有人特别关注这一批具有研究价值的群体。他们大多考察科举制度本身的发展、利弊、社会影响与功能；也有一批学者从断代

213-214。

的微观作实证研究，大多数是涉及科举与教育、政治、文学、社会、考试思想、士风等方面的探讨。因此本论文想弥补前人未深入探讨的几个有关宋代状元的课题。例如接下来将探讨的“宋代状元籍贯地理分布之分析” (第二章) 和“宋代状元的职任与升迁之分析” (第四章) ，前人虽皆有提述，但却未有深入研究，而且与唐代作比较的研究仍未有之。又举本文第三章的“宋代状元出身背景与婚姻关系之分析”，此章试图从这群特殊人物中来窥探宋代杜会流动的情况。较具体来说，此章将有系統地梳理两宋 118 名状元、制定出一个宋代状元出身背景的标准，然后整理成资料表，最后与唐代的状元做比较，从中探讨社会流动的课题，以弥补前人在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所未曾涉及到的材料与观点。从 1950 年以来，研究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学者，大部分都使用<登科录>或<进士表>作为材料。这些材料无疑对进士人名失载、错讹，进士籍贯刊误等问题作了细致的补充，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登科录>或<进士表>中的人数多得惊人，例如根据龚延明的研究，明代共取进士 89 科，实际总数为 24595 人。5

何炳棣的资料却显示明代进士有 22980 人而清代则有 26747 人。6

又根据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W Chaffee）对宋代教育与科举的研究，当中他整理了方志名录编列的宋代各州进士总数表，其总人数高达 28926。7 而周腊生从若干文献却整理出了宋代 42579 位进士。8

萧源锦的状元研究却发现宋代有 42548 名进士。9

另外还有许多不同的学者由于使用不同的材料来研究宋代的进士，所以几乎都有数目上的差异，有些的差距

竟达 1400 名之多。照宋代的教育与科举的发展来看，贾志扬的整理数字还算比较保守的。无论如何，由于进士人数如此庞大，而且到了今天不同学者在进士的数目上还存有分歧，因此统计与总结变得相当困难。

更加重要的是宋代状元和普通的进士相比，其待遇不只较优厚，而且他们的仕途发展与升迁都要来得快。这是研究宋代状元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据周腊生的研究，各代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是很不相同的：状元宰相比例最高的是宋，最低的是唐；状元高官比例最高的是宋，最低的是五代；状元被淹没比例最高的是五代，最低的是清。综之，宋代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最为广阔。10 而对被认为有罪、错的状元实施处罚，明代最为残酷，唐代次之；最为宽容的是宋代，清代次之。11 另

6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229-230

7 John W Chaffee,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Society (960 - 1279)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有学者认为五代和唐代的状元最不被受重视，不能与宋代状元相比。12 如此说来，研究这群受重视的宋代状元远比研究其他朝代的状元或进士来得重要。

另外，许多学者对于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这个课题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当中当然有许多原因，但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学者对于社会流动的概念或者这个标准的设定有所不同。因此，先理清社会流动这个概念对我们了解前人所得出的结论和我们将要设立的标准会有所帮助。

社会流动是著名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lexandrovich Sorokin) 早在 1920年代就形成的一个社会学中的研究领域。由于社会流动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是个非常专业与复杂的课题，而在其定形后又有许多学者提出研究方法上的改良；13 又或者是研究的发展与方向等问题，14

所以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西方社会流动的基本概念与中国科举制度和社会特色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说，当我们借鉴西方社会流动的方法与理论时，必须考虑到中国宋代这个时代与社会的实际情况。

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各层次间的互动、动力机制、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称为垂直流动，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社会流动。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有和“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的说法，社会流动会几乎等于无，所以称之为封闭型社会。15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士农工商的身分是可以互调的，尤其是到了宋代这个如此开放的时代，一个农民的孩子想成为宰相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亦是许多学者所关注的课题。其实唐代与宋代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一般的学者视唐代与宋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从中古社会发展到近世社会的历史。关于中古社会的定义问题，众说纷纭，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在日本，最早提出“唐宋变革”学说的是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内藤湖南。他论断，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16 基本上，他将六朝隋唐确立为中国的

川<状元在五代仍不受重视>，见《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页 38。

13 Charles F Westoff, Marvin Bressler, Philip C Sagi, “The Concept of Social Mobility: An Empirical

Inqui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5, No.3, (June 1960), pp.375-395 See also Saburo Yasuda,

“A Methodological Inquiry into Soci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9, No.1, (Feb 1964),

“中世”（或“中古”），后汉中期以前为“上古”，宋以后至明清为“近世”。内藤湖南这个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即被欧美学界广泛接受的所谓“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他的主要论据，可总结为八点：第一，贵族政治的衰废，君主独裁的代兴。第二，君位地位的变化。第三，君主权力的确定。第四，人民地位的变化。第五，官吏任用法的变化。第六，朋党性质的变化。第七，经济上的变化。第八，文化性质的变化。17

宫崎市定后来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学说，尤其在社会经济方面，成为内滕氏之后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后, 东京学派的学者也多次批判内滕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而经过论战，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在下列几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1)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极大的社会变迁。(2)唐宋间社会的最显著变化，是门阀贵族的没落和科举出身的官僚的兴起。(3)大土地的耕作形态，由部曲制演变为佃户制。(4)唐帝国的崩溃，促成了周边民族的自立化。18 由于“唐宋变革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而且亦非本章的主题，所以本章只讨论在“唐宋变革论” 中和宋代状元出身背景与婚姻关系有关的内容，也就是第(2) ： 唐宋间社会的最显著变化，是门阀贵族的没落和科举出身的官僚的兴起。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上下流动极高。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唐宋状元的出身背景来论证唐宋期间，门阀贵族是否没落？科举出身的官僚是否已兴起？

关于唐宋变革这个课题，中国学者也有一番的讨论，例如梁启超就说过：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西元前221年-西元1795年），此期可称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频繁，竞争最烈之时代，同时又是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19

又如傅斯年说：中世起自隋开皇九年，迄于宋祥兴二年。以风俗改易为中世枝分（Subdivision）之分本。20

除了梁启超和傅斯年外，其他中国学者如陈寅恪、钱穆、傳乐成、侯外庐、胡如雷，到现代学人漆侠、王曾瑜、朱瑞熙和张邦炜等都从不同角度讨论过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部分论断。21

例如钱穆认为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不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22

17

Hisayuki Miyakawa, “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The Far East Quarterly, Vol.14, No.4, (Aug 1955), pp.538-539

很明显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对于任何统治者来说这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稳定、公平与开放的社会。

普遍上来说，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是极高的。这主要是因为科举考试这个机制的关系。平民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就能上达社会高层。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整个社会更加开放。其实陈寅恪就曾指出唐代的政治呈献了一个新格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的关系。她利用科举制度来打击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的贵族后裔。当时山东江左人民工于为文，就是武则天所提拔起来的新兴阶级了。

24 这样一来，无论出身何等社会阶级，通过科举考试，都能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的确，我们姑且可以不必先谈科举制度在实际上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但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真的给了他们另外一片更蓝的天空，更大的希望。

当科举制度在 1905 年正式废除、西方文化与教育开始影响中国后，这种社会垂直流动就消失了。这是因为在科举制度的时代，读书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之后，中举的机率是颇高的；但是在科举制度废除后，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却寥寥无几，基本上只限制于官僚、专业人士和富商这一小撮人的身上。25

但这种情形发展到了今天已有很大改变。在科举制度的时代，社会垂直流动的向度是“一元化” 的，这是因为人们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唯一重要指标就是“功名”。但是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垂直流动的向度由“一元化” 转向“多元化” ，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社会地位由此也提高了。26

换句话说，人们已经不仅仅以“功名” 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以财富与权力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受大家接受和欢迎，而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基本上美国汉学家韩明士就是用财富、权势和名望来给社会精英(elite)下定义。这样说来，是不是就说明了考试制度已无法促成社会流动呢？其实，当下的各种考试对社会流动仍有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考试能够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行为的价值取向起导引作用。由此看来，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考试或者是当下的各种教育上的考试，其实对社会流动都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其最大的分别只是社会流动的流速与流量罢了。

第二 第二节 节 节 宋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 宋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 宋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之 之 之回顾 回顾 回顾

科举作为中国古代一项政治官员选拔制度，有其基本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其中包括选拔主体，即和谁来选的问题；选拔对象，即谁有资格和能力入选的问题；最后是选拔的中介体，即包括选拔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选拔标准和相应的选拔方法等等。27 如果是这样，状元作为科举的魁首，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可以代表当时的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景观。因此，在深入了解宋代状元之前，也有必要先认识一下宋代科举制度的一些背景。

宋代科举制度虽是沿袭唐、五代旧制，但有很大的改进，各项制度日趋完善，其中有些制度影响所及直至清末，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与殿试三级，其中省试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考试，但是要想参加省试，则首先必须通过解试，以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而殿试成为科举考试制度中的必经的程序，是始于宋太祖开宝八年。殿试是最后一级的考试，皇帝是名义上的主考官。考生的试卷，先由正式的考官们评阅后评定成绩，依高低的顺序排列，进而呈给皇帝作最后的裁决。虽然在宋代的科举制度中，皇帝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假如没有真材实料，也绝对到不了皇帝的案上。

赵匡胤一建国就恢复了科举制度，而且针对唐、五代旧制暴露出来的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科举立法。

首先，宋代科举革除了“公荐” 制度。所谓“公荐” 就是唐代合法的“通榜”制度。这是朝廷权贵拥有向考官推荐举子的特权。其次是实行了“别头试”。举人若与各考官有族人、亲戚关系，必须回避，另外置考场应试，亦称“别试”。

“别头试” 在唐代就已实行，但是那时还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到宋仁宗时，不仅中央的省试，就连州县的发解试也都一律实行“别头试”。有趣的是，

“别头试” 的精神发展到了现今的考试仍然得到了延伸。例如在新加坡的剑桥全国性考试当中，主持考试的主考员、鉴考员等都必须申报所主考的考试考生当中并没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学生。否则，考试当局将更换主考员，以示考试的公正。 第三项就是“锁院制度” 。这制度要求所有知贡举官一旦受命，就要锁居在贡院，与外界隔离，甚至连家人都不允许见面。这是要预防考题的泄漏，也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另外，宋代也明令禁止新进向知贡官“谢恩”，不得以“座主”、

“门生”相称。这目的是要杜绝考生与知贡官“搞关系”，以维持考试的公正无私。上述的立法，虽然赌赛了权贵子弟凭借势力地位轻取科地之路，但是只凭这些措施仅能禁止权贵之家对科举的公开操纵，却很难禁止他们私下的舞弊活动。于是就有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弥封和誊录制度。28

弥封制度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家世等记录封贴起来，也称为“糊名”。这样做考官就不知道所批改的卷子是谁的，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徇私舞弊了。省试和解试分别在真宗景德四年(1007) 和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 实行弥封制。这个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变成了“考试编号制度”。在许多全国性的考试当中，

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页 468。

考生只允许在考卷上写他们的“考生编号”，而不允许写他们的名字。这个制度虽然很妙，可惜考生姓名虽弥封了，但是考官们仍然能够认识考生的笔迹，还是可以作弊。为了杜绝此弊，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朝廷设置了誊录院，将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才命令试官批改审阅，这就是誊录制度了。从此以后，省试和解试也依次推行誊录制度。同时，为了加强科场的纪律，宋代还实行了严格的搜身法则。这是考生在进入考场之前，需要通过考场内卫兵的搜查，以确保考生没有帶不合法的物品进入考场。这些种种措施为众多举子在科举考试中创造了平等竞争的条件，为朝廷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保障。

状元是中国历史的特产，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两者关系密切。而近年来学术界还提出了“科举学”的研究。刘海峰就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建立“科举学”，并对“科举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界定：“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29 其实科举制度不只对中国人影响深远，其对外国许多制度与文化都有直接的关系。李弘祺就说过考试的观念和制度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而事实上，中国人的考试制度早在中古已经为欧洲人所知悉，其涓滴影响，历久而不衰。30 所以又有学者注意到了西方学术界大量的关于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论述。他们认为出现于古代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与行用于当代西方世界的公务员制度是有连接的。31

可惜的是近期研究“科举学” 的学者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群在科举制度中举足轻重的状元身上。根据何忠礼对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的回顾，美国学者关于宋代科举制度对“政权的开放”、“社会的流动”究竟有多大作用的问题，讨论得相当热烈。32

而就目前使用状元来研究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学者，也只有中国学者宋元强使用了清代的 114 名状元来进行考察。33

他认为科举取士确实造成了社会的流动，他通过对有清一代 114 名状元中家世可以查考明白的 57 名状元出身的抽样调查，以事实说明了科举制度“不拘门弟、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生劣汰的基本特征” 。这种竞争推动了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流动，为历代统治者甄选了一批又一批的百官。他发现，在这 57 名清代状元中，出生于官僚家庭的占 51%，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占 49%，平民弟子入仕人数几乎占了一半左右。按理说，统治阶级在选举中总要照顾到本阶级的利益，可是为什么自唐宋迄明清，科举制度一直成为封建政府采用的主要选官方式，均等竞争的原则沿用不衰呢？宋元强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封建社会内地主阶级逐步更新，自宋至清，品官地主、官绅地主、庶民地主渐处支配地位，科举取士适合他们的政治与经济需要。第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有利于强化皇权。第三，受传统儒家教育的

士阶层不断扩大，笼络士人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擢拔有才能的士子利于强有力的统治阶层。34 宋先生的状元研究让我们知道研究状元的价值与重要性。其他朝代却还没有类似的著作，所以本文试图使用宋代 118 名状元的材料来回答有关宋代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问题。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比较关注的课题是科举考试是否带动了社会的向上流动、它是否真正平等和开放？

关于这课题，打从 1950 年代就不乏学者提出争议。例如柯睿格就通过分析宋代仅存于世的两份<登科录>(1148 及 1256 年)和当时的名人传纪，看登科士人的家庭北背景，他发现大部分的人的父亲、祖父与曾祖父三代都没有当过官。因此，他结论说宋代的社会因为科举考试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提供了很多的上升机会。35 柯睿格的这个结论在两年后得到许烺光进一步的支持。许烺光使用的资料包括四个县志和人物传记，他设定了一个社会流动的标准，结论说明中国的平民要在社会阶梯往上爬，还是有相当的机会的。36 几乎与此同时，潘光旦和费孝通也考察了中国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课题，他们使用清代(从康熙到宣统朝代)出版考生的试卷文章作为文献，这是因为试卷前均有应试者的履历和三代的情况，故能看出他们的家世。他们的发现是在一定程度上，科举考试的确能让平民有步骤地在社会中向上流动，而这些人大都分都是地主。37

1957 年德国历史学家魏佛吉（Karl Wittfogel）在其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谈到中华帝国的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课题，他指出科举制度建立的基础不是源于民间所提倡的自由平等，而是由专权者专制地控制着。他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在其前六百年是开放的，但在研究各个朝代正史中的名人专记时，他却发现在朝廷当官的只有少数是来自平民阶层的。就以宋代而言，他发现有85%的朝廷官员是来自社会上层的，当中 72%的父辈也都当官；13%是皇亲国戚。最后也仅有 15%平民出身的。38 所以他认为科举并没有带来很大的社会向上流动。 孙国栋在 1959 年则全面分析了《新唐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和

《宋史》中的列传人物，并把当中所有人物分成三大类，从中又细分成 12 项。他比较了唐到宋之间这些人物的家世。他的发现是当中有数目最多者是唐代第一项

（名族子弟），宋代为第八项 （本传不及家世径由科举进者），所以他认为这表示唐宋社会人物之大不同。唐时之名族子弟，至宋已转为由科举进身之寒族。他认

34 Song Yuanqiang( 宋元强) “The Selection of Civil Officials Through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s”,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96 (02) Summer, pp.122,126-128

35 E.A 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0, No.2, (Sept 1947), pp.103

36 Francis L K Hsu,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4, No.6, (Dec 1949),

pp.765-771

37 Kuang-Tan P’an and Hsiao-T’ung Fei , “City and Village: The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Johanna

Menzel Meskill(ed.),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 Career Open to Talent? (Bos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63), pp.10-19

38 Karl A Wittfogel, “Mobility in an Oriental Despotism”, Johanna Menzel Meskill(ed.),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 Career Open to Talent? (Bos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63), pp.61-64

为由读书业文，再经科举进入仕宦，乃为宋代人物上达之一广途。39 孙国栋确定了科举考试在社会向上流动的积极作用。

进入 1960 年代，何炳棣使用明清两代的登科录，统计与分析中举人的家世。他把登科录中父辈与祖辈三代的资料进行统计，找出中举人的出身，并把他们分成三大类。他的结论是明清时期有许多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管道推动着社会的向上流动。简单的说，何炳棣发现明代完全平民出身，家庭上三代无功名或无可任官的功名的官员占到了一半，在清代，这一变化例略有下降。而通过科举制度，使平民能在社会中向上流动，这在政治上与社会上是有稳定性作用的。40 何炳棣的研究做得很全面，虽然从方法上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没什么特别，但其统计规模很大。

从何炳棣的研究后，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出现直接与科举制度和社会流动有关的研究，但是当学者在进入 1980 年代后，研究宋代家族有如雨后春笋，他们所研究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了家族内部各层面、宗族在地域社会的角色扮演、家族兴衰和地位升迁等课题。41

而在这些问题上又不免牵涉到科举考试和社会流动，所以就出现了哈特韦尔(Robert Hartwell) 开始挑战科举制度的开放性的论点。哈特韦尔的研究对于考试制度能“开放政权”的说法加以完全否定，并批评柯睿格在评估社会流动时没有考虑到其直系与旁系亲属的情况。他把科举看作是一个对社会流动性实际上不起重要的因素。他指出不论是在苏州或是其他有关于制订政策的官员和财政官员的传记中，都没有一个可以证明家庭向上流动是由于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成功。而在每一个以文件证明的关于向上流动的例子中，中举都是在跟一个已经形成的权贵缙绅世族通婚之后。42 换言之，他认为进入社会地位确定的官僚贵族的关键性标准是婚姻，而不是科举。哈特韦尔的学生韩明士(Robert Hymes) 承袭了他的说法。韩明士通过研究江西抚州的家族，最后他认为宋代中举的士人都是从一个互相通婚的社交圈子中出来的人所垄断，所以科举考试并不能带动任何社会流动。就算是有，也是因为地方精英他们内部分枝的结果。43

显然的，哈特韦尔和韩明士认为科举考试对于社会流动不能产生作用，士族依靠家族的势力和彼此互相通婚长期保持社会地位，所以考试出身不过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但我认为韩明士只考察了宋代一个地方的案例，并不能一概而论。而且有一些学者对于他所定下的精英的七个标准表示怀疑。其精英家族定义的宽泛及精英概念本身的内在矛盾，使精英家族的形象模糊不清，也使大家怀疑这个社会集团存在的可能性。44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42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2, Issue 2, (Dec 1982), pp.417-419

43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23

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6 卷第 3 期，页 94-95。

在这相近时期，哈特韦尔另一位学生万安玲（Linda Walton）分别就宋代楼氏家族的兴起、发展、义庄、婚姻及人际关网络等，探讨家族如何借科举、家族与婚姻等方式的结合，以获得、维持和巩固其在地方上的地位与名望。45

不难看出，万安玲没像哈特韦尔和韩明士那么的极端，完全否定科举考试在社会流动的积极功能。

由于哈特韦尔和韩明士的论点与前期的学者有很大差异，所以又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贾志扬在 1985 年出版了一本研究宋代考试制度的名著 “The Thorny Gate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中译本为《宋代科举》)。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放在社会流动，但他对哈特韦尔的结论却表示了一些保留。贾志扬认为即使哈特韦尔关于通婚在一时更为重要的意见为未来的研究所证实，也不能证明科举不重要，而只是证明与官僚贵族通婚对于登科和做官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虽然有些新兴家族的成员可能通过其婚亲荫补的特权而进入官场，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初进入官场是必须通过科举的。在一些情况下，登科本身就是缔结良缘的必要条件。另外，哈特韦尔关于科举的观点也没有考虑到学校和科举在宋代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他认为科举制度对宋代社会有许多作用，而且两者关系重大。它不仅用于选拔官员，也提供士子们一个发迹与表现才能的机会；它可以控制社会和知识界；可作为皇权的象征。贾志扬在总结全书时说明在优秀分子社会在宋代所经历的变化中，科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其他的因素（家族组织，婚姻关系，职业的多样化，以及有时统率军队的能力）显然也起着作用。46 我认为贾志扬的看法是比较中肯的。在宋代，一个平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本钱”或条件能在短时间内成为社会上流人士，假如要晋身社会上流，最有效和快捷的渠道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这也就为什么贾志扬认为文官考试在宋代是关系重大而潜在着爆炸性的事件。个人、家庭以及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命运都随考试的结果而定。47 虽然他没有直接谈论科举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流动，但显然的，他认为其帶来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

另外，戴仁柱(Richard Davis) 在研究明州史氏时批评了哈特韦尔和韩明士的论点。他认为家族是否能保持其社会地位，科举考试是一个重要的“门路”。当这个“门路” 已开启，对于在社会向上流动是一个好的开始。明州史氏便是从科举考试开始慢慢转变成明州的大氏族。当然，戴仁柱不否定保持社会地位需要更多有利的因素，而宋代的官僚制度也大都被贵族所控制着，但他仍肯定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48 他认为考试在某个层次上还是有可能提升一个寒门家庭的子弟。

对于哈特韦尔和韩明士的论点，李弘祺也不敢苟同。他承认在社会向上流动与长期保持统治阶层的权势与财富方面，婚姻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认为要自平民阶层兴起，透过科举始终是唯一可靠的路。他也指出不管一个人或其家族在地方上因土

45 Linda Walton, “Kinship, Marriage and Status in Song China: A Study of the Lou Lineage of Ningbo,

1050-125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18, No.1 (1984), pp.35-77

48 Richard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3,173

地、财富及婚姻关系而享有多大的势力，这个势力都必需依赖政治力量的保障。取得政治力量的保障便必须有人当官，而当官的最重要和方便的途径便是在科举中取得功名。他进一步指出，不管一个显赫家族的起源是什么，最后他都必须设法在考试中取得功名。他不认为地主阶级之不当官的能依靠财富及婚姻而持之久远。但是，若把亲属、婚姻或社会关系算进去，则科举造成的流动会大打折扣。在高官方面，其情况更是如此。李弘祺发现，根据李心传的记录，以荫补入官的人占全部文官数近四成，而进士科出身的只占约当时文官数量的一半略多。这个记录可以用来证明当官人中，由进士出身的很少，而其中又有近一半(全数的四分之一) 是特奏名出身。特奏名仕官升迁机会很小，又多是一试再试的老举子，因此宋代官僚中正科且又贫寒出身的人实在少而又少。49

李弘祺是第一个在讨论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课题时提出特奏名的重要性的学者。他进一步指出这批特奏名仕官很多应该是平民出身，他们为官时间虽然很短，但至少造成了在底层官员当中经常有大量流动的现象。50

李弘祺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他肯定了科举制度为平民百性提供了一个往社会上流提升的平台。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夕，Beverly Bossler 在研究宋代的家族的著作中便支持了戴仁柱的看法。她指出在宋代，无论是京城的精英或是韩明士所谓的地方精英都非常看重子弟们的教育与科举考试，而且对于还没发迹的家庭更是如此。另外，她认为宋代社会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包括了财富、教育、社会与亲族网络、个人魅力与影向力和最后的官位。51 不难看出，在这五个因素当中，教育与官位是与应试有直接关系的。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Bossler 指出宋代亦有明显的社会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的情况。她说这时代其实很难划清社会精英之间的分别，因为当时的社会是高度流动的，所以要确立某人是否属于社会精英，其宗族是至关重要的。52 虽然 Bossler 的著作不是针对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而写的，但是她却从另外一个研究的角度告诉我们教育与科举考试对宋代家族的发展、维持和衰落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这是不难理解的，随着宋代社会的开放与复杂化，人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去面对各种新的挑战。接下来陶晋生与黄宽重将告诉我们，要提升与保持其社会地位，参加科举是不二法门。他们更进一步分析宋代家族是用什么策略来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

陶晋生通过宋人文集中的传记来观察他们起家的经过，维持一家或一族的继续兴盛所用的策略，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妇女的角色。他基本上考察了宰相韩琦、山阴陸氏和新昌石氏的家族，其总结是在宋代，一个家族要成功，不能只靠建立地方势力。要想达到名族的地位，必须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得到功名以后，为了维持已经达到的地位，却必须做到时常有子弟经由科举入士。例如韩氏原来並非大族，自韩琦的父亲韩国华中进士第后，家道才开始兴隆。而山阴陸氏在北宋时兴

51 Beverly J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pp.204, 209

52 See above, pp209-210

起，虽并非特别显赫，却是宋代在科举登第方面比较成功的家族之一。新昌石氏的发达自石待旦建义学开始，其在科第方面也较成功。他们在宋代三百年里，这个家族都不断有子弟中举做官。石氏家族通过考试制度获得官位，但到南宋时因其义塾衰落，则和石氏子孙登第人数的減少有关。总的来说，陶晋生认为在北宋，因为科举制度扩充的结果，逐渐形成一个经由科举取得政治权力，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新士大夫阶层。相当多士人的起家是以取得进士资格为标准。由此取得进士和官职后，士人就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其社会地位也不仅高于农工商人，也高于地方上的豪族。53 同样的，陶晋生的著作虽非直接讨论科举与社会流动，但从他的研究中不难窥探出有宋一代，有许多平民是利用科举考试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多数人读书是为了和追求更多的学问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黄宽重最近的研究可以说是近期研究宋代家族与社会的一个总结。他在谈论家族兴衰与社会流动时指出，宋代是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家族发展固然是要有策略的，教育、经济、婚姻、人际关系和阴补是发展的重要基础，但能否长期维持家声，科举仍是最关键的因素。54

基本上，他是通过研究四明的袁、楼、汪、高氏，加上德兴张氏与浮梁程氏而得出这个结论。这些家族的生存策略都是围绕着科举而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了在宋代，无论平民百姓或是社会各族，要改善或维持其社会上的地位，科举考试还是最关键的。

总结上述学者的研究，柯睿格、许烺光、潘光旦与费孝通、孙国栋、何炳棣、戴仁柱、Bossler、陶晋生和黄宽重等认为科举促进了社会阶级的上下流动；而魏佛吉、哈特韦尔和韩明士却认为科举并没造成社会流动；然而万安玲、贾志扬和李弘祺等属于“中立派”，他们一方面肯定了科举改变了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对社会流动的作用和影响非常有限。其实还有其他学者认为，中国早在两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上下流动的社会结构，但还不很稳固，而到了唐宋以后，这种流动的社会结构就已经是相当稳固定型、几乎可以说是无可回返了。同处科举时期，在唐代，虽然科举出身者可升至高位，但人数较少，他们主要是补充高级官员阶层，而中下级官员大多仍由非科举出身者构成。随着宋以后，情况大有改变，入仕录取名额增加，中下级官员也越来越多由科举出身者构成了。55 我想这是一个无法否定。 不难看出，这“三派” 有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受到了史料的时代和地域的差异、样本的大小、研究的方法、标准的设定与观点不同等因素所造成的。同样的史料，从不同的观点研究与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很可能的是，科举制度促使社会流动的功能和结果并没有像柯睿格和何炳棣等人所说的那么大；也沒有像哈特韦尔和韩明士等人所说的那么小。因此我认为，科举制度的的确确促使了社会流

118 位状元的资料，进行定量统计与分析，最后和唐代的状元比较而得出结论。 众所周知，中古士族一直垄断着唐代的政坛与科场。从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来看，唐代状元以北方中原的世家大族为最多。唐代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世家大族及朝中高官亦多出在中原地区，争得状元必须有学问功底，更要有人援引、誉扬，因此状元多出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山西五省，不足为怪。这北方五省共有

状元 70 人，占 91 人的 76.92%；其他八省、区仅占 23.08%。56

这种被北方世家大族垄断状元宝座的局面到了宋代究竟有何变化？另外，直接考察唐代与宋代两代状元出身背景与婚姻关系的变化亦能窥探出社会流动的转变，因为这两代状元的出身背景与婚姻关系确实有很大分别。而在状元的职任与升迁方面，宋代状元与唐、明清这几个朝代比较是最受朝廷重用与倚重的一群。

另一个问题是前人这些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并没有很清楚地对社会流动这个概念作清楚的讲解或下定义、也就是标准设定的问题，因此，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待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这个课题，这样也就难免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了。

第三节 第三节 研究的对象与 研究的对象与 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范围 范围

“状元”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在辟召(汉代一种察举选人方式)有时需要举状，这时的状元仅仅表示状中有名，取得荐举的意思，每位被辟召的人，都能以状元相称。以状元称呼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名列前茅的新进士，则是唐代才出现的事。这里有几种说法。一说状元源于科举考试后张榜公布名单。唐代进士科考试后，例须在礼部南院榜公布中第者名单，状者榜也，元者首也，状元就是名单中第一人。57 另说状元又称状头，唐时名州府贡送到京城的举子，应试前要向礼部呈递州里的解状和本人履历等材料，这是投状。礼部试后，其将新进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绩一起呈报皇帝，这是奏状，而获排最前者，即称状头。初唐进士无甲乙等级之分，亦无状元之名，武则天载初元年，首创殿试，把殿试成绩第一者称为状头或状元，自此状头或状元一词才逐渐得以习用。北宋初，殿试第一名被称为榜首，待殿试制度正式确立后，才称状元，此后世俗民间一直沿用到今天。58 这样的说法得到周腊生的支持，他认为“状元”一词是由民间创造的。开初只在民间口头使用，不可能有权威的界定，其含义也就不好悬揣，到晚唐见诸文字时，其含义已基本确定，主要指进士科国家级考试的第一名。唐末五代间，慢慢被社会上层接受、采用。五代以后，先在君臣之间口头使用，宋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成为正式的诏令用语，其含义也由基本确定到完全确定，专指进士科国家级考试的第一名。59

另外，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其 1300 年的发展当中，是一个很长的历史现象。要想对科举制度的国家与社会作用作详尽的综合理解，必须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时段作为考察对象，而宋代的举科是最理想的。许倬云也认为宋代在考试发展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他认为在宋代几乎全部的科举制度的细节都有了，包括弥封卷子、回避……所有避免不公平的防范。今天的联考制度，可以说远祖是由宋朝发展出来的。60 这样说来研究宋代的科举制度与其特殊产物(状元) 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其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本文所研究的状元就是两宋(公元960—1279年）的人物。两宋共有118次科考，进士科有14名榜首（其实也就是状元），104名状元，而这118名状元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

随着历史的前进，宋代在各领域的发展都有重心南移的趋势。从北宋发展到南宋，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而在宋代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南移的趋势。北宋初期大部分的状元都属于北方籍贯，他们几乎垄断了北宋近百年。后期属南方籍贯状元的人数就开始超越北方的状元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宋。随着宋代重心南移，自然而然的，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也会跟随着转移。本章要分析具体是在什么时期开始有了这个转析，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转析？这是时间层面的分析。另外，本章亦会从空间的层面看看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是否有特别的规律，而究竟又是何因使其有这种规律？

由于两宋疆土的大小差异很大，而政治重心北宋为开封，南宋为临安，因此应分开两个部分来分析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

第一节 第一节 北宋状元的 北宋状元的籍贯 籍贯 籍贯地理分布 地理分布 地理分布

北宋共有 69 位状元，缺记载者有 4 人。其籍贯地理分布如下:

孕育了30个状元，是北宋状元总数的46%。这种数据在宋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正如前章所述，唐代状元以北方中原的世家大族为最多。唐代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世家大族及朝中高官亦多出在中原地区，争得状元必须有学问功底，更要有人援引、誉扬，因此状元多出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山西五省，不足为怪。这北方五省共有状元70人，占91人的76.92%；其他八省、区仅占23.08%。1

上表所呈现的北宋状元籍贯分布与数据咋看之下凌乱杂凑, 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假如我们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北宋状元籍贯分布的位置在空间上呈现了“十字型分布”, 其横轴是从陕西路（如杨砺是陕西兆鄠人）经洛阳（如安德裕是河南洛阳人）和开封府（如张去华、李肃、宋准、宋庠等众多状元）到京东路（如王曾是青州益都人）。纵轴是从北京经开封府，然后到两浙路（如霍端友是常州武进人）。这种“十字型分布”结构可以代表空间分布骨架，如果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西到西安，中间有洛阳；向北到北京，中间有安阳；向南到杭州，中间有南京；向东到山东青州，中间有曲阜。这种十字型骨架格局正是北宋状元籍贯分布区形成的特点，因为这些历史较悠久、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政治中心的人们无论是行政技能培养、仕进环境和入官升迁机遇诸多方面都属较优越地位, 因此这些地区所孕育出来的状元人材自然就要多些。同样的道理，没有出产状元的路如秦凤、广南两路与夔州路等就反面证明了状元仍有地域文化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化发达与否的一个指标。显然的，区域政治中心与其区附近状元籍贯的分布密集可以说是宋代社会的一条重要的人才分布规律。

再进一步从空间上来看，如果把北宋的板图分作东南西北，则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状元出自北部和东部。例如开封府、应天府、青州、蔡州、汾州、庐州、扬州、杭州、鄂州、衢州等状元出产较多；南部和西部地区出产状元则不多，只有福建和四川的状元最为显著，但这些地区状元的出现是在北宋较后期的事情。其他地区如广南东路、湖南路、夔州路等皆未出产状元。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这些南部和西部地区不像北部和东部的地区那样，无论在各方面的基础建设、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达等都较落后，所以状元就不多产了。

程民生认为，北宋时河北地区出生的官员人数最多，依次为京东、京西、开封、两浙等。人数最少的是夔州路、广西、梓州路、湖南、湖北。北方五路一府总

数是 674 人；南方十三路总数是 385 人，仅及北方 57%。北方官员中虽然武臣比重大，有 241 人，但文臣有 433 人，仍多于南方。应该注意到，从北宋末期开始，北方官员数量呈减少趋势，而南方官员则呈增多趋势。2 这个趋势其实哈特韦尔也注意到了。在他整理宋代决策与财政官员的出身时发现，来自南方的官员所占的比率越来越高。3 李正富在《宋代科举制度之研究》中则从《宋史•列传》中之出身科举者摘录其籍贯而作统计。仅以进士科来看，北宋有 883 人而南宋则有 345 人。他分析，以路分言之，北宋人才，以京东路所得为最多；次两浙、江南、福建、京西；

3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2, Issue 2, (Dec 1982), pp414-415

这些发现与上述的状元籍贯地理分布不谋而合。其实宋初的前几个状元都是北方人，慢慢才有几个南方人。下列的表更清楚地反映北宋前、后期从时间上来看状元籍贯地理分布的情况：

首先发难的是从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 入仕朝中的大臣司马光(1019-1086年)。他提倡科举应“分路取人”。表面上他的主张看来与科场的地域之争无关，实际上因为北方士子长于经学、南方士子长于诗赋，司马光的建议隐含着扶植北方士人的用意。对于司马光的“分路取人”说，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 应举入朝的参知政事欧阳修(1007-1072 年)不惜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针锋相对地提出“凭才取人”。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南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双方各有充足的理由，欧阳修“凭才取人”说着眼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以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但司马光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为促进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子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必要采取某些照顾政策，以巩固全国的统一。不过，由于双方的观点相持不下，因而取士办法还是维持现状，实质上宋英宗是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但宋神宗即位后，这位“笃意经学”的皇帝执意要革除科举考试的弊端，且考虑到西北人材多不在选，于是采用王安石的办法，将明经等科目归并于进士科，并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改为以经术为主。但考经义要求

“通经、有文采” ，讲究作文技巧来阐发儒学的精神义理，而不象以往明经科的墨义只需粗解章句，故仍然是不利于西北人士。自哲宗后，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后来，进士科又分立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也多少带有兼顾南北士人不同专长的用意。6

明显的，司马光和欧阳修的纷争牵涉到的是“考试公平”与“政治公平”的问题。考试公平往往是一种理想、理论或原则，政治公平则是一种政策手段。定额贡举显然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对此，李弘祺就认为突出考试的公正是适当的，因为它能在考生中均等的分配机会。但这对主持考试的政府来说，这种制度要达成另外可能有更为远大的目标，它必须满足社会的、地域的、和更为重要的道德公正的索求。7

这表面上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其实“考试公平”与“政治公平” 都是统治者想达到的最终目标。这个最终目标背后的思想指导原则是“公平分配利益” ，而在政治层面上，这有利于维护与巩固统治者政权的稳定。

我们已知道社会流动的概念是：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底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也即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而这个社会成员的希望和积极性在很大得程度上取决于考试是否“公平”了。司马光和欧阳修的纷争其实都是尝试在解决科举考试中“公平” 的问题，所以以较宏观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想达到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中的通畅性。但由于双方都站在不同的立场，再加上他们的背景与政治地位，所以才使到他们的纷争政治化了。尽管司马光尝试扭转南北及第不平衡的秃势，但最后却于事无补。所以宋代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发展到了南宋已呈现了趋向南方人的局面，这纯粹是当时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自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有趣的是假如我们从进士的层面来统计，并不能发现有类似状元和入传官员的轨迹或转折。请看下表：

地方史志所

列进士总数 362 584 2266 1812 1380 3226 南方进士所

占的总比率

占的总比率 70%70% 86% 86% 94%94% 95%95% 97%97% 99% 99%全国授予进 1587 1615 4255 2845 2679 5831

7 Thomas H.C.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04

士学衔数

资料来源：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民国 84 年），页 199。

198-明显的，打从北宋初期到晚期，南方出身的进士就一直垄断科场。无论进士总人数的多寡，南方进士所占的总百分比不只比北方进士来得高，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从北宋初期的 70%发展到晚期的 99%，几乎全部进士都是南方人。

对于上述这种南方人垄断考场的现象，钱穆解释：南北两方经济状况之荣枯，乃为其转捩要点。盖文学政事必待于师风尚之观摩，社会声气之染习。大抵当时北方社会，经济日趋枯竭，故士人不能游学京师。南方经济较优，故游学者盛。当时如晏殊、范仲淹及欧阳修辈，皆以南人居京朝，为名士之领袖，风气之前导也。8正如哈特韦尔所述，人口的激增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根据他的估计，中国在公元1200年有两千多万户口；9

美国人口学专家 John D Durand 曾指出在12世纪的中国，南宋人口大概应有7千5百万，如果再加上辽金的人口，中国总人口在当时将近1亿2千5百万。10 而美国学者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则指出在1100年的宋代，人口达到了一亿。她也认为繁荣的农业和密集的居住模式有助于商业发展。在人口稠密地区居住的农民，在更大程度上卷入商业活动之。11

追根究底，宋代社会、传统文化与经济重心南移是有许多原因所造成的。而北宋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和唐代状元相比也显示出与宋代社会、文化与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基本吻合，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进士与状元来自南方，毕竟到了南宋，北方的江山都被金人占领了。

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要等到在宋仁宗时期才出现了这个状元南北籍贯的转折呢？而为何在进士早已被南方人垄断的情况下，北宋初期的状元还是以北方人为多呢？笔者认为这关键在于殿试。为了公平地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朝廷服务，太祖于开宝八年(975) 正式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而从太宗朝开始，殿试录取分为五甲：头两甲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三甲赐“进士出身”的称号；而第四、五甲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这五甲统称进士。“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榜首)，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12 换句话说，进士与状元根本上的分别是状元是殿试选拔中排名第一的人而进士只是有资格参加殿试的人物。因此，进士与状元的籍贯在比较趋势或规律时就不一定相吻合了。

12 Edward A Kracke,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olled sponsorship to foster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66-67

“殿”或“廷”不仅指一种建筑场所，还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与最高权力直接相关。第三，必须是贡举考试科举中的常举而非制举考试中三级考试中的第三级考试，而不能是第二级考试或第二级考试中的第二次考试即礼部试后的覆试，而且参加殿试者的主体必须是第二级考试后的合格者，而不能是落第者。以上三点紧密

相关, 必须同时具备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举殿试。13

第一个特征意味着在殿试中，皇帝绝对主宰着进士们的排名；第二个特征意味着皇帝的决择是神圣的，是必定要遵从的；而第三个特征意味着能参加殿试的进士都是科场的精英，而夺魁的状元就更不用说了。既然殿试有着上述的意义，这就有必要详细分析殿试，看看当中是什么原因，使北宋状元与进士的籍贯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首先，殿试试题的内容是考状元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其直接反映这些考生的才能和思想是否已达到统治者的要求。北宋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常有变迁，以下列表能更清楚看出其实际情况：

1 同解试

2 同解试

3 同解试

4 同解试(又加律义三五条面对一二事)

诗赋(开宝六年) 诗赋论(太平兴国三年始)

论(特奏名：咸平三年始)

从整体来看，非常明显的是解试与省试所考的内容虽然复杂，但几乎都是一样，而只有殿试不同。基本上从仁宗朝开始要求考生论策，而到了神宗朝，殿试都考“时务策” 一道，后代沿用之。

先以进士科考试内容来看，虽然自真宗朝起就有要求重视策论的呼声，而仁宗朝也屡下诏令要求在评判试卷的过程中兼顾策论，但实际上还是以诗赋为重，一直到仁宗朝的后期，策论才真正在科举考试中发挥影响。14

北宋建国之初，南人与北人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北方人士对南方人士的轻蔑与排斥。宋初立国于北方，最早继承的是后周的领土，仅限于北方的一大部分地区。随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陆续统一了南方诸国。以中原正统和胜利者自居的北方官员，在地理上、心理上难免有优越感，在政治上对南方人有所防范，在地域上对南方人有所轻视。如对南唐旧臣，普遍看不起。15 说到底，北方人与南方人本来在各方面都有他们不同的地方。而这些南北文化上的差异使各路举子在科举制度中面对不同的考察内容与体式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优劣成绩，这也直接影响了进士与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改变了以往北强南弱的局面。在科举考试中，统治者选取了一些在他们视为最能体现人才品德、知识、才学、能力的文章体式，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科目。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科举文体了。科举文体与社会观念的演变有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有一定的观念，包括其思想观、社会观、政治观、文学观等等。科举文体的选择也是人才观念在科举制度上的反映。选择什么样的人，怎么选拔人才，都必然体现在科举取士上。进士科的策论，多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实际能力，但不容易反映出他的品德，于是经义就成为策论的补充。后来发现经义背诵帖括墨义，策论也可能多是书

生之见的空话，于是再加上诗赋，看看士子有没有临场发挥的才华。科举文体，就是在这种对文体的选择组合中出现的。16 但是在宋代，由于受政治纷争的影响，北宋科举制度经常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前期考试能内容的诗赋与策论之争，后期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经常的变动，这些都显得十分混乱。17

其实无论科举考试中强调的是诗赋、论策又或是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考察举子们文学上的才能。因为要在严格的文章体限定下巧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创作，并引起考官的注意和皇帝的青睐，最需要的是高度的文学技巧和写作水平来表现出自己的才华。而在古代中国，中唐以前擅文辞者，多北人。中唐以下，则诗人以江南为多。至宋尤如此。18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进士科中南方人所占的百分比从北宋初期的 70% 发展到晚期的 99%，他们从头到尾垄断了科场。但是在状元的层面却要等到仁宗朝才被南方人垄断，这关键在殿试中的论策。

策是对策，抒写自己对时务政事的看法。宋代试策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其以经学为主，参以时务。第二是试策时有考校标准。凡策士，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第三个特点是策试有格式与字限上的要求。19第一个特点说明了为数较少的北方进士在与南方进士爭夺状元的宝座时还是占俱了优势的，因为南方习俗好文，而北方人不善文辞。进士科考试内容的诗赋文辞，较量的文学水平。这方面南方人是强项，北方人是弱项。北方人久经儒学熏陶，偏爱经学，熟悉经书，某种程度上也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尚质少文的地域特点与经学传统相结合，造就了一大批“经生” 。北方人擅于背诵，在谈论引书时都能背诵原文。20

这在论策时还能占据一些优势，因为策问发论多以儒家经典为缘起和依据，以经学为主。再加上临场如能灵活应对，在殿试中还是能与为数较多的南方进士一较高低，不致于像在省试一般，从北宋初期就已被南方进士垄断。所以说，假如殿试没有论策，南方状元所占的总百分比会和进士一样高。其实，由一篇对策而钦点状元，说明状元殿试对策基本上代表了科举考试中策文的最高水平。一般情况下，皇帝钦点看重的不仅仅是对策的形式技巧，而是其内容所包容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看重的是状元对“时务”的深刻见解，以及由此展示出的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21

毕竟大部分的统治者是不会愿意选拔出一位有满肚子文采却不会为国家办事的状元。

在另一方面，虽说宋代殿试为保公正和客观，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防范科场舞弊的措施，加强了考试各阶段的管理，其主要体现在加强对主考官的防范，分散其权力，废除行卷投卷制度，实行对考官的锁院制和回避制度；为防范举子作弊，强化了连保制和搜检制，在考场中实行御史巡视制；为保证评卷的公平，创立糊名法和

誊录制，同时加大了对作弊举子和舞弊官员的惩处。22 而且也有证据证明宋代在科举的过程、方法、类型、主体、对象等各方面都有相关的责任追究的规定，比较详细、系统，基本上得到落实施行。23

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在殿试中皇帝绝对主宰着进士们的排名，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考生众多，皇帝一人是不可能把全部考卷都一一览阅的，这还是得靠殿试考官来协助筛选，最后才把他们认为最好的卷子呈给皇帝定夺。宋代殿试考官有一个完善的系统，如下简表：

表

表 2222 6666：：：宋代殿试考官系统表宋代殿试考官系统表宋代殿试考官系统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代的殿试制度加强了对主考官的防范，分散其权力，各个部门权力或大或小的人员都可以被调来举行考试，这包括了太监。24

话虽如此，有些考官的决定权是较其他的重要的，这包括初考官、编排官与覆考官。

就以殿试考官人选来看，其初用，官自国子博士起，上至宰相；职自秘阁校理起，上至翰林学士承旨。其復用，则以“职”占绝大多数，翰林学士居首位，盖一则以其为“清望官”，二则“以代文学之选”正符代表地位而然。其次为差遣，又其次为官。又当注意者，即考、覆、参详之诸要职，几均为翰林学士之“职” 与知制诰之“差遣”任之。宰辅重定，天子亲校。若编排、封弥、腾录诸事务之类，愈后则愈以次等之职、官、差遣充当。而点检则视其职责之轻重，以为定焉。25

翰林学士在殿试中扮演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是何等人物呢？宋代中央文职机构的翰林学士院，是沿袭唐代制度的。唐代有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亲信顾问之官，其地位很重要。到了宋代，又特定其资权，变成了一种清要而又显贵的官员了。宋代能入翰林学士院任职的，都是一些文学之士。学士中资格最老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其下称翰林学士、知制诰。学士院的职权是负责起草

官

详定

官

覆考

官

弥封

官

初考

官

编排

官

收卷

官

换言之，翰林学士与知制诰无论在皇帝的各种决策上又或殿试上都能为皇帝充当顾问，给予意见，是他们身边影响力极大的重要人物。而事实也证明北宋初期之所以北方状元没有像北方进士一样“全军覆末” ，其中原因是殿试考官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看看几个明显的例子。翰林学士扈蒙(915-986 年) 是北宋幽州安次(河北省安次县)人，他在太祖开宝五年（972）和宋建隆元年（960）以知贡举的身分分别擢升河南人安守亮和陕西兆鄠人杨砺为状元。他们全属北方人。再看翰林学士李昉（925-

996 年），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人，他就曾在开宝六年因在担任知贡举时徇私偏袒同乡武济川为状元而最后被贬官。不过他仍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权知贡举，推举河南洛阳人吕蒙正为状元。他们全属北方人。我们不难想像这类“自己人”照顾“自己人”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很常见的事。

在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从仁宗宝元元年状元籍贯转折后，基本上只剩下贾黯、王俊民、许安世、时彦、李常宁、李釜和蔡薿七位状元是北方人。在几乎都是南方进士的垄断局面下，为何这几位北方人还能脱颖而出，成为状元呢？这肯定有特殊的原因，先看看贾黯是怎样当上状元的。《石林燕语》卷八载：

庆历中，刘原父廷试第一。会王伯庸以翰林学士为编排官，原父内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试官，编排第受成而甲乙之，无预与夺，伯庸犹力辞。仁宗不得已，以为第二，而以贾直孺为魁。27

仁宗庆历六年殿试，为了不致产生嫌疑，王尧臣当面奏请将刘敞换掉，使本为第二名的贾黯变成了状元，连仁宗也拿他没办法。另看王俊民，《梦溪笔谈》卷一载：

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 ，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 。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 ，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 。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弥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覆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官，闻之，谓同舍

曰 ：“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

这段记录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殿试排名上，知制诰王安石和天章阁待制杨乐道是详定官，他们这些殿试考官往往主宰着考生的最终排名。仁宗通常也是依照他们的意见处理。所以说，因为这样，为了当上状元，奉承当时得势的政治集团，又或巴结考官的事就在所难免了。《宋史·列传》曾记载有关蔡薿如何夺魁的事：

崇宁五年，以诸生试策，揣蔡京且复用，即对曰：“熙、丰之德业，足以配天，不幸继之以元祐；绍圣之缵述，足以永赖，不幸继之以靖国。陛下两下求言之诏，冀以闻至言、收实用也。而见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时变而肆奸言，乘间隙而投异意，诋诬先烈，不以为疑，动摇国是，不以为惮。愿逆处其未至而绝其原。”于是擢为第一……始，薿未第时，以书谒陈瓘，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及对策，所持论顿异，遂欲害瓘以绝口。因其子正汇告蔡京不轨，执送京师。29

明显的，这位崇宁五年(1061)丙戌科状元蔡薿是一个很会见风转舵的人，他靠巴结当时势力庞大的蔡京而坐上状元的宝座的。由于在殿试策论中所写的内容都附合蔡京的想法，状元就非蔡薿莫属了。为了在政途上有较好的前程，这类阿谀奉承的事是不足为奇的。所以说，虽然宋代的科举相对与其他朝代的科举在制度上都很完善，而对各阶层的考生也较公正，但是到了殿试这一关，变数还是存在，考官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和考官权力分不开的是政治斗争。北宋的新旧党争就是一个好例子。其是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政虽有作为，但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苏轼等，王安石则有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的支持。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这包括了状元的人选问题。英宗治平四年（1067）丁未科状元许安世和哲宗元祐九年（1094）甲戌科状元毕渐便是很好的证明。许安世考状元时司马光权知贡举。在高达 95%都是南方籍进士的情况下，身为北方旧党的司马光没有理由不提拔北方籍的许安世。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在哲宗元祐九年，朝中政治斗争激烈，并将政见之争帶入了科举考试的录取与名次排列当中。殿试过后，初考官将倾向于司马光等人政见的置于前列，到复考时，知贡举扬畏主持其事，又反过来，以肯定王安石变法的人置于优等。毕渐因此沾了杨畏的光，被点为状元。30

由此可见，政治斗争与势力也直接影响状元的遴选，从而也就影响了状元的籍贯。我们是有理由

年)，页 714。

相信在北宋初期，当皇帝身边大部分俱影响力的高级官员还属于北方人时，他们是会保护北方人或甚至去排斥南方人的。《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二就有明确记载北方人偏袒北方人当状元的例子：

故事，当赐第，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萧贯与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帝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帝喜，谓准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给七驺，出两节传呼，因以为例。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31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皇帝在殿试应从众多进士中选一名才能与气质俱佳者为状元。北方人蔡齐（莱州胶水人）与南方人萧贯（江西新余人）一起应召进见。恰在这时，知枢密院寇准（华州下邽人）因为厌恶南方人轻巧，乘机进言道：“南方都是较低下落后的人，不适合当状元。” 于是真宗便将蔡齐擢为第一。寇准从宫中出来，对同僚夸耀说：“又为中原夺得一个状元。” 这足以证明寇准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而且北方人偏袒北方人或排挤南方人当状元的事情应该是相当普遍的。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仁宗朝之前虽然南方进士已垄断科场，但北方状元仍多于南方状元。

先撇开政治势力不谈。在任何考场，除了有健全与公平的考试制度和自身的刻苦奋斗外，时运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哲宗元符三年（1100）庚辰科状元李釜就是占尽天时的幸运儿。他在当年的省试中排第一，而按照规定，省试后还得进行殿试，殿试虽不黜落，但重新区分名次先后。这年正月初八，哲宗驾崩，新即位的徽宗因哲宗表期未满，不亲试进士，遂诏令以省试第一名李釜为状元。这种情况非常少有，但还是存在。再看比较倒霉的元祐三年（1088）状元李常宁。从他出生到元祐三年，已历四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他是宋代最老的状元。他推崇科举入仕，刻苦攻读，但在考生众多、南方人垄断的情况下，他屡试不就。然而，他并不气馁，一次次地参加角逐，终于在元祐三年夺魁。可惜的是命运弄人，就在他刚当上状元的同年六月因病撒手人寰。32 李釜和李常宁夺魁是属于特殊情况、非常罕见，不像贾黯、王俊民、许安世和蔡薿那样是因为殿试考官的关系而夺魁的。总而言之，与进士籍贯相比，北宋状元的籍贯为何要等到仁宗朝才出现转折，这关键是殿试的考试内容与考官的影响力。假如北宋前后期状元籍贯的转变还不够显著，那与唐代的状元比较会更清楚看到其中差距。

如前所述，唐代状元多出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山西五省；这北方五省共有状元 70 人，占 91 人的 76.92%；其他八省、区仅占 23.08%，这和北宋的状元有很大差别。其实，随着古代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江南地区转移，文化中心与人才密集区也作相应的变化，而作为科举考试中最优秀的代表，状元籍贯地理分布也

不难看出，由于北方长期以来的优势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渐渐失去了，反而南方在当时却相对的稳定，经济、教育和文化自然得到良好的发展，有了这样的土壤，状元也就较多产了。

总的来说，从北宋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看来，除了开封府与附近的京西路人数较多外，并没有明显出现状元的出身被某地区势力所垄断的情况。但是从空间上来看，就呈现出“十字型分布”，但大部分的状元出自北部和东部。而从时间上来看，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基本上隨着北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南移而相对出现变化，而这变化在仁宋时期最为明显，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期。

第二节 第二节 南宋状元的 南宋状元的 南宋状元的籍贯 籍贯 籍贯地理分布 地理分布 地理分布

而南宋方面，状元共有 49 位。其籍贯地理分布如下:

福建路(南) 13 淮西路(南) 2 广东路(南) 1

浙西路(南) 6 湖南路(南) 2 四川路(南) 1

江东路(南) 4

与北宋相比，南宋因为版图缩小和北方被金人占领的关系，状元只来自长江流域与福建一帶，自然也就全属南方人了。因此，北宋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所出现的“十字型分布” 结构已消失了。以公元 1142 年为准，南宋共有 16 路，而从上表可以看出状元来自 10 个路。除了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方(如夔州路、广西路、湖北路、利州路等) 没有出产状元外，其他的路都至少有一个状元。南宋京师在临安，所以临安所在的浙东路(15 人)及其所近邻的浙西路(5 人)，人才较多，两浙路北宋状元的比率只占 8.7%，而到了南宋则上升为 40.8%，其增值相当惊人。这与政治中心所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周藤吉之的研究，在宋代两浙路市镇的数

量达 105 个，而只有 1/3 是从北宋或宋以前发展起来的。34 换句话说，这当中 2/3的市(约 70 个市) 是在北宋或以后才发展起来。在这一百多年的宋代，有这种城市

发展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城市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其经济的繁荣是其中的推动力。而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动力是人口的激增。估测北宋中后期两浙约有 1204万余人，南宋中后期约有 1847 万余人，是宋代人口最多的地区。35

北方地区因为面对外患，经历比较多的战乱，政治与社会相对不稳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下表更清楚地反映南宋时期状元籍贯地理分布的详细情况：

达 18679 人，占总数的 99.92%，北方诸路仅 15 人，占总数的 0.08%。东南五路的进士仍然最多，共有 15001 进士，占北宋进士总数的 80%。36 这个研究数据与南宋状元的籍贯地理分布基本上是吻合的。在另一方面，从《宋史•列传》中之出身科举者摘录其籍贯而作统计，仅以进士科来看，南宋有 345 人。南宋的江南、两浙、福建、西川，亦是繁富之区，而两浙、蜀、闽刻书之盛，亦足为士子治学之一助。南宋立国临安，两浙人才、遂冠诸路。江南、福建、西川次之，依然人才称盛。两河以北五路，沦陷于金，故南宋少中第之人。37

基本上，南宋的进士与状元并不像北宋的进士与状元那样，在籍贯地理分布上出现颇大的分差。

在状元籍贯地理的分布中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的情况，无论是在北宋(排行第三)或南宋(排行第二)都是名列前茅、状元多产之地。南宋福建状元详情如下：

103 黄朴(1192-1251?) 理宗绍定二年（1229）己丑 福州侯官（今福建闽侯）

105 吴叔告(1193-1265) 理宗端平二年（1235）乙未 福建莆田（今福建莆田）

116 陈文龙(1232-1277) 度宗咸淳四年（1268）戊辰 福州兴化（今福建莆田）

宋代福建状元出产最多的是莆田（共5人）、其次是闽侯（共3人）、随后是晋江、永泰和福州（各有2人）；仅有1位状元出产的地区是建安、浦城、邵武、南平和泰宁。为何宋代福建状元如此兴盛呢？这与宋代福建教育的普及、经济的繁荣发展、交通的便捷、对外贸易的繁盛，以及文化的发达，都有密切的关系。当然，直接与人才鼎盛有关的是福建文化的兴盛。而文化的兴盛和繁荣又离不开经济的基础与发展。所以我们可以先看看宋代福建经济的发展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由于福建地处南疆，位于宋朝的战略后方，所以，在宋朝统治的319年内，福建基本保持和平的发展局面。从军事上，南宋与金国沿着淮河与秦岭对峙，大多数地区都成为前线，在远离前线的地区，也只有福建一个了。尤其是福建沿海区域，成为宋代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和平的环境保证了宋代福建经济的顺利发展。宋代以来，闽地商贾的活动领域，主要是海陸的贸易商业、运输业与金融业。唐中期以后，福建便成了华南重要的文化、经济的先进地区。促使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于远程商业的刺激和由于中原人口迁居南方而帶来文化、经济方面的开发。海上贸易的影响对于福建商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38 就以宋代的泉州为例，其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在唐中叶以后，西北陆路交通受阻中断，陆上

“丝绸之路” 遂被海上“丝绸之路” 取代，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主要渠道，乃至世界著名的大海港。北宋元祐二年(1087) ，泉州正式设置市舶司，进一步奠定了其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港的地位。南宋建立的泉州对外海上交通范围更加广大，其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有31国。而泉州海上交通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数量也很大。39

宋代出口货物中包括手工业制品、金属及其制品，还有工艺品等，其中以瓷器、丝绸为大宗。40 这些特色货品大多经由泉州运出外销。泉州的陶瓷器数量较多，所产主要远销海外，在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国家中出土的中国瓷器，有很大部分是这些窑址的产品。41

另外，福建作为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沿海地帶，和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的主谷流通已实现了商品化，其来源是大量经常性的江南剩余产量，运输极大。42 换句话说，到了宋代，福建的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商业化和具影响力的经济特区。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扩大，对福建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海外贸易也使福建取得了数额巨大的市舶收入。到了南宋，福建市舶司的收入更是与日俱

增。43 这就难怪状元多产的福建地区（莆田、闽侯、晋江、永泰和福州）都属沿海地帶而非内陆的地区。苏基朗把 1087-1200 年的宋代闽南划成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中的“第二期”，即整合的多元繁荣期，这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44 经济的繁荣发展促使福建的教育与文化的发达，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后，这会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毕竟这些活动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从事的，而状元多产就不足为奇了。

宋代福建文化的高度繁荣已是众所周知。诸如移民的涌入，福建地位的提高和统治者的重视，经济的繁荣，特别是海外贸易成为重要支柱等等因素的作用，上述已提过，其他学者亦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各种统计不断说明两宋福建各类人才的涌现与文化地位的显赫：例如《宋史》所列《儒林传》和《道学传》中有闽人17位， 居全国第一；两宋进士总数约为28900多人，福建占了近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一；《宋元学案》立案学者988人，福建178人，居全国第一。至于宋代文献及福建文化之盛，更是接踵而至。但是，宋代福建文化空前的兴盛发展在各区域之间仍存在着严重分异, 导致了各区域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两宋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是, 由若干个文化密集地共同组成一个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地带, 进而对周围及更广大地区产生影响。宋代福建文化中心地带可分为四大地域：(1) 建溪一线及浦城、邵武等地；(2) 莆田、福清等地；(3) 晋江等地；(4) 闽县、侯官一带。45

这四个文化中心地带除了(1) 建溪一线及浦城、邵武等地是属于闽北内陆地区外，其余的三个文化中心地带都属沿海地区。另一方面，闽北是福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闽越文化的摇篮，有“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之称。从宋代以来，这里便很好地保存了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元素。46

另外，闽北能成为福建文化中心，这也和南方区域文化的分布有关。宋代南方区域的开发，是有层次不同的。南宋所辖区域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是东南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以及四川的成都路；其余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广南东路发展程度要低一些；而京西南路、两淮西路、两淮东路位于与金国对峙的前线，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影响。所以说，南宋的经济文化中心主要是东西两头，即东南诸路与西部的成都路，成都路的文化虽然发达，但与东南诸路比，一是地方较小，二是位于抗金前线，三是对南宋来说过于边远，以故，南宋的文化中心只能是东南诸路。东南各路的中心恰在四路交界的武夷山，若以武夷山为中心，以武夷山与南京的直线距离划一道圆，恰好将东南城市的精华都划入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宋代闽北成为东南的文化中心并不是偶然的，它至少有位于中心的文化地理

优势。47 换句话说，福建四大文化中心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中心是有其历史机缘的。因为四大文化中心除了有军事与地理优势外，其商业和经济发展所帶来的社会条件和人文气息，促使其变成文化鼎盛，人材荟萃、进士和状元多产的地区。 宋代福建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为科举培养了大批文化素质较高的后备力量，从而促进福建科举事业的更加发达。文化与教育、科举之间在宋代福建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还。48

的确，书院的兴办和发展，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人才，也促进了地区科举考试中举人数的增加。在中国书院史上，南宋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期。随着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福建的书院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以闽北地区的发展尤为突出。

当然，政府对各地方所采取的政策也左右了地方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发展。而福建是当时政府所特别照顾的一个地区。部分地由于南宋时两次解额的提高使福州的解额增至三培而达到九十名，成为全国最高的解额，因而使依靠特殊考试的人数从北宋末期的峰值 1.0 降到 0.6。但比起长江三角洲分区来，这个数值仍然是高的，它表明甚至在十三世纪时，福州每三年平均产生的五十多名进士中，还有三分之二之多的人了曾通过特殊考试。然而，对于福州来说，这种情况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它在官僚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在北宋时期门是很突出的，而且它在南宋时又以士人总数最多而又极为多种多样而自豪，这正是它不同于浙沿海和长江三角洲诸州的地方。49

书院的设立只是教育事业硬件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教育软件的配合，也即是整个地方的学习风气与环境。随着中原人士的大量南迁，尤其是宋室南渡后，文化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学术日渐繁荣。在北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的士人，这些人的到来无论是否受重用，都自然形成了崇儒重文的社会风尚。Hugh R Clark 在研究关于福建木兰溪的宗族时发现，这个靠近福州与泉州的地区，其实在宋初时期是由三种宗族精英所构成的。第一种是唐代的旧士族(其渊源能追溯到四世纪和五世纪时的北方士族) ，例如莆阳黄、兴化郑、后埭郑、莆田许和林英的宗族等。第二种是介与九世纪和十世纪的移民，而这种又能细分成两类：一类是固始人(华南、广州地区的人) ；另一类是唐末的北方移民，这是构成大部分第二种的移民，例如韩偓、刘若虚、蔡襄和陈可大等的宗族便是明显的例子。第三种是当时的新兴宗族，是因为社会的流动的原故而新崛起的宗族，例如刘师古、戴氏、龚氏和邱氏等，另外也包括了谷目陈氏、黄烨和李宏的宗族等都是木兰溪地区的新精英。值得注意的是，仅以 Clark 举出的这些宗族精英当中，就有许多是进士出身，例如林英(1046)、郑济(1082)都是进士，而孝宗乾道五年

（1169）己丑科状元郑侨就是属于第一种宗族精英。另有苏象先(1091)、蔡襄(1030)、陈可大(1112)等皆是进士，他们属于第二种宗族精英。还有刘师古(1027)本人、其弟刘夙(1151)和刘朔(1160)全是进士出身；另外戴氏在宋亡时其宗族已出

产了十位进士、而龚氏加上最有名的龚茂良(1178)在宋亡时也出产了九位进士。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些精英宗族在科场的占有率是颇高的。也正如 Clark 所认为的，这些外来的精英来到当地时肯定会对当地的人帶来挑战，而这种改变不仅限于精英的人员构成而已，更多是社会上的社会风尚。50 一个地方的社会风尚与文化往往是受社会精英所帶动着、影响着的，而能够肯定的是，上述 Clark 所举出的这些宗族精英在提高福建的文化与学术水平的工作上，一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众所周知，藏书量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化教育是否兴盛的标志之一。宋代福建民间藏书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这一方面得益于福建刻书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福建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据考，福建是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其刻书业始于五代初，两宋时，已经相当发达和繁荣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福建麻沙版，更是闻名全国，不仅印刷的数量最多，而且价格也最廉。51 当全国刻书业在宋代进人黄金时代时，福建刻书也遍布八闽，连偏隅小县都有镌雕之声。官刻、私刻及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已经形成，刻书总量名列榜首。特别是闽北建阳，以其数量之多、行销之广而获得种种美誉，与浙江、四川并立为全国三大刻书重心。52 Lucille Chia 在研究福建建阳书籍贸易时指出建阳能够成为在宋元时期中国最大的印刷中心是有三个主要原因的。第一是闽地区的浓密森林为造纸业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资源。第二是建阳和闽北其他的城镇所组成的水路贸易交通路线使福建成为一个与江南地区极为重要的贸易港口枢纽。第三是打从唐、五代从北方南下的旧士族所保存下来的学术传统在闽北地区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三个原因结合起来解释了为何建阳能在少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变成了宋元时期中国最大的印刷中心。当然，建阳印刷业的发展是从当地本身对印刷产品的需求而开始的。学校、官学、私塾和成千上万的举子不只影响了印刷品的数目，还有它们的种类。福建地处东南，基本上少了宋代政府的干涉和北方政治局势所帶来的困扰，因此各种学术与文化活动都能顺利进行。就算是到了元代，建阳的印刷活动并没有停止下来，这是难以解释的。因为随着科举的停办，本以为这会打击当时的印刷业，但是相反的，仅以“四书” 的印刷产量来看，其数目反增无减。追根究底，这是因为当地学术传统与科举考试文化的根深蒂固所致。除此之外，当地有一批忠于宋朝的士人在他们退隐后仍继续在闽北地区开办学校和讲学，这些学术活动都使到印刷业历久不衰，能继续发展下去。53 Chia 通过书籍贸易与印刷业的研究告诉了我们闽北地区学术与文化鼎盛的情况。这是其他南宋地区所无法达到的学术与文化水平。因此这地区进士与状元多产就不足为奇了。

50 Hugh R Clark, Portrait of a Community: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Structures of Kinship in the Mulan

River Valley (Fujian) from the Late Tang through the S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2007), pp.3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