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speech on chinese dream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it analyzes the discourse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especially the significant

NATIONAL UNIVERSITYOF SINGAPORE

I would owe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friends who have accompanied me in these years I got a lot from their intellectual inspirations Their friendships enrich my study and life They are Mr Wang Rongyao, MissChan Jiat Luang and Miss Jia Yangyang

Lastly, I express deepest gratitude to my family They are treasures

in my life In the days I am far away from home, their encouragement gave me the confidence to finish the study

目录

Acknowledgments i

Abstract v

习近平“中国梦”讲话的批评话语分析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4

2.1 CDA 简介 4

2.2 CDA 在中西学界的研究状况 6

2.2.1 Fowler 的批评语言学 7

2.2.2 Fairclough 的社会文化分析法 8

2.2.3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分析法 12

2.2.4 Wodak 的话语-历史分析法 15

2.2.5 其他研究方法和理论 18

2.3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 21

2.3.1 概念功能 22

2.3.2 人际功能 26

2.3.3 语篇功能 27

2.4 本文的理论框架 30

第三章 文本的描述 32

3.1 概念功能 33

3.1.1 及物性 33

3.1.2 逻辑功能 42

3.1.3 语态 43

3.2 人际功能 43

3.2.1 语气 44

3.2.2 情态 45

3.3 语篇功能 52

3.3.1 主位系统 52

3.3.3 衔接 54

3.4 小结 57

第四章 话语实践的阐释 58

4.1 互文性 58

4.2 文本的生产 62

4.3 文本的分配和消费 64

4.4 小结 66

第五章 社会实践的解释 68

5.1 “中国梦”的政治意义 68

5.1.1“中国梦”的时代性 69

5.1.2“中国梦”的政治性 76

5.2 “中国梦”的文化意义 82

5.2.1 “中国梦”的历史性和文化性 82

5.2.2 “美国梦”的历史性和文化性 89

5.3 小结 96

第六章 结语 97

参考文献 99

附录一 103

附录二 105

统计表一览

图表 1：Fairclough 的话语分析三维模式 10

图表 2：本文的理论框架 31

图表 3：习近平讲话中六个过程的使用情况 34

图表 4：布什连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讲中六个过程的使用情况 36

图表 5：奥巴马就本拉登之死的演讲中六个过程的使用情况 36

图表 6：讲话中归属类和识别类过程的使用情况 37

图表 7：习近平讲话中情态助词的使用情况 46

图表 8：习近平讲话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 48

图表 9：胡锦涛、马英九、奥巴马新年贺词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 49

图表 10：习近平讲话中“我”与“我们”的使用情况 51

图表 11：习近平讲话中主位系统的使用情况 53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s a method of discourse analysis originated in western academia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it analyzes the discourse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especially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discourse

CDA especially focuses on the unequal relations existed in society, to study power and control, as well as legitimation and illegistimation Political discourse carries obvious power and ideology meanings, so it is the key point of CDA research Political speeches are the main target of studying among various political discourse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western speeches Although some research has touched upon Chinese political speeches, it

is far from sufficient Thu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do a tentative study on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hoping that it is able to fill the blank in CDA to some extent The speech chosen to study is Xi Jinping’s speech on Chinese Dream in March,

2013, which was made after he was elected to the new chairman and could be regarded as his inaugural addres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Halliday’s Systematic Functional Grammar and Shi Xu’s historical-cultural approach, this research interpret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xt production and then reveals ideological meaning and historical-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the speech on Chinese Dream has its political inclination, reflect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principle, to serve for the ruling status of the Party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Dream expresses strong national and racial consciousness, which roo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s Chinese cultural peculiarity very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Dream

in western society In summary, Chinese Dream not only has strong political meanings, but also has significant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习近平“中国梦”讲话的批评话语分析

第一章 绪论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 CDA）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在西方语言学界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学，它以社会为本，从批判的角度来分析话语，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辛斌，

学内部转移到语言学外部，把语言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并且，CDA 在强调社会对话语影响的同时, 还注重话语对社会的反作用力，充分认识到话语对社会变化和再生产所起的作用。

CDA 特别关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重点研究权力和控制以及合法性和非法性的问题。与这个研究重点紧密相关的领域就是政治。因为政治的核心就是来分配和使用权力的，而语言又是政治实现的一种方式，政治家为了完成某些政治行为或达到某些政治目标，好多情况下是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来实现的。因此，携带着强烈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意义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就成为 CDA 的关注重心。在包含诸多类型的政治话语中，政治演讲一直是 CDA的重点研究对象，但目前研究的文本还是以西方的政治演讲为主，对于中国的政治演讲，尽管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但从整体上看相对较少，研究的语篇范围以及研究方法都较为单一。

在众多的政治演讲类型中，国家领导人的就职演讲备受关注，因为它是新上任的领导人向民众传达其执政理念和树立个人形象的重要演讲。同样的，对于西方领导人如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讲，目前研究的很多，而对中国领导人就职演讲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试图对中国领导人的就职演讲来进行初步的研究。

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政治演讲中并没有明确的“就职演讲”这一体裁类型。但每次国家领导人换届时，新一届的领导人会在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性质和内容上来看，这些“讲话”其实就等同于西方领导人的就职演讲。因为也是通过这些讲话，当选的新一任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展示自己，并传达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要。所以说，中国历任领导人在人大闭幕会议上的讲话，同西方的就职演讲一样，是很具代表性的政治演讲。鉴于此，本文选取了中国新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讲话来进行研究，这篇讲话是他在 2013 年 3 月的人大会议上，当选为新一任的国家主席后发表的，可视为他的就职演讲。并且，这篇讲话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讲话中提出的“中国梦”，更是被评为中国 2013 年的年度最热词。由于携带了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不少人拿它与长期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美国梦”做比较，但讨论的重心大多集中在历史文化层面，对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探讨得较少。而

“中国梦”的内涵和中国共产党向来的执政理念是契合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但只考虑到政治意义是不全面的，还要考虑到社会文化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在 CDA 的视角下，借鉴相关的话语分析理论，从微观的文本描述和宏观的社会分析两个层面，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前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综合考察这篇“中国梦”的讲话，不仅要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意义，也要探讨其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

具体来说，本研究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中国梦”的讲话中运用了哪些语言策略？这些语言策略有哪些目的？ 2、“中国梦”传达了什么样的政治意义？讲话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如何通过语言来体现？

3、除了政治性，“中国梦”承载了哪些文化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批评话语分析采用的是一种跨学科性的研究方法，结合了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综合解读话语。政治话语分析作为 CDA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在西方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很多研究空白需要填补。由于 CDA 研究起源于西方，关注的多是欧美国家的话语，研究对象

以西方话语为中心，对非西方的话语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尝试用 CDA 理论对中国的政治话语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 CDA 的这一研究空白。 第二，作为一种以社会为本、跨学科的语言分析方法，CDA 凸显了语言中人们熟视无睹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过程。相对于以往的话语分析, 它更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更深的层次来解释话语，把语言与社会紧紧联系起来。本文也是以此为出发点，探索政治演讲中体现出来的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高

本文试图来解读这些意义，从而使人们对“中国梦”的内涵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政治话语传达的是当政者以及执政党的施政理念和道德观念，携带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含义，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极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由于其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再加上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这样的语境中，政治话语必然有着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风格。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梦”，更是与“美国梦”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意义，如果单纯依靠研究西方话语的视角和框架来分析这篇讲话，难免会以偏概全。因此，本文试图在 CDA 理论的启发下，能够探索出适合中国特殊语境下的研究方法，为开辟另一种有别于西方话语的分析视角提供可能性。

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是对本文的一个整体介绍，交代了相关的背景、本文的内容结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对国内外关于 CDA 的研究状况以及成果作一个综合性的介绍，最后交待本文的理论框架；第三章是文本描述，先是介绍文本的选择和数据的汇总，之后对“中国梦”讲话进行一个详细的语言学描述，分析的重点是讲话中的语言策略及其功能；第四章为话语实践的阐释，把分析的视角从语言学内部转向语言学外部，初步探索“中国梦”讲话体现的互文性和话语实践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第五章为社会实践的解释，先是联系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分析“中国梦”携带的政治意义，之后是对比分析“中国梦”与“美国梦”，从而总结出“中国梦”独特的文化意义。第六章为结语，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这一章是对批评话语分析（CDA）的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理论框架的介绍。总共分为四部分。首先介绍了 CDA 的基本概念和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术语，之后大致介绍了国内外有关 CDA 的研究状况以及研究成果，然后介绍了 CDA 理论基础，即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最后一部分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2.1 CDA 简介

“批评话语分析”这个名称是由 Fairclough 在1989年正式提出，但把批评分析作为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最早由批评语言学家 Fowler 和 Kress等人在1979年提出。不同于传统话语分析把重心放在文本和语法、词汇或修辞上的做法，CDA是以社会为本，采用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多门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知识来解读话语。CDA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西方语言学界的重视，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到目前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正如Blommaert

和 Bulcean（2000) 所说，CDA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分析分支之一。

在 CDA 中，有几个常用的概念和术语，下面将作简单介绍。

批评（Critical）

在批评话语中，“批评”是一个重要概念，但它并不是平常所说的“指责、责备”之义。批评语言学者认为, 客观世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畸形和

缺陷, “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和纠正各种对客观事实的扭曲和歪解，揭示语言是如何被用来实施控制并导致或维护社会不平等的（Fairclough，1985；Wodak，

话语（Discourse）

对于话语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阐述。如Verschueren（2000：50）认

为，话语指任何口头的或其他种类的语言使用（any spoken or variety of language use）。Fairclough（1992）把话语视为一种再现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a social practice

of representing the world）。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话语的界定有所不同，但其共同之处都是把话语视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a form of social practice）。简单来讲，话语指的是任何形式的语言使用（any spoken or variety of language use）。

权力(Power）

Fairclough（1992：26）给“权力”下的定义为“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拥有主导或领导权”（domination or leadership across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domains of society）。也就是说，权力可以被视为在一种社会关系中，拥有自己的意志并且能够抵抗和控制其他群体利益和意志的能力（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one’s own will within a social relationship against the will and interest of others）(Weber,1980:28)。

意识形态（Ideology)

在CDA中，意识形态不带有“歪曲”和“虚假”的含义，而是指人们在理解世界、整理和归纳经验时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Fowler，Kress，Hodge，1979）。而van Dijk（1998）给它的定义为“由社会集团或其他群体的观念、价值或规则组成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的体系”（political or social systems of ideas, values or prescriptions of groups or other collectives）。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是某一社会群体的社会呈现的基础，是为该群体提供社会态度和信仰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心理结构。

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

对于政治话语的定义，总体上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说法，一种是狭义的说法。广义上来讲，按照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使用语言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所有的日常话语都具有政治性，都可称为“政治话语”。而狭义的说法，根据van Dijk（2000）的定义，政治话语指的是政治活动的中心人物创造出来的话语（Discourse produced by the central players in the polity)。也就是说，政治话语是跟政治领域和政治家的活动密切相关

的话语，是政治家为了完成某些政治行为或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产生的话语。政治演讲、会议讨论、党派纲领等都属于政治话语。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领导人的讲话，属于政治演讲（political speech）。

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

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三者紧密相关。话语是表达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是建立和维持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改变权力的一种手段。因此，话语能够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表达，建立、维持或改变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个人或集体利用话语来创造现实，以使权力关系不被挑战。CDA 就是要通过对语篇的分析来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讲，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三者的关系如下：

（social-cultural analysis）、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法（social-cognitive approach）、Wodak 的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是 CDA 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四大学派（纪卫宁，2008）。

尽管批评话语分析在西方得到蓬勃发展，但在中国，对于 CDA 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对而言还算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话语研究的兴起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不过，近年来，CDA 研究越来越受中国学者的关注，队伍逐渐扩大，相关的论文不断发表，不但有介绍性的，还有个案分析的。不管是理论型还是应用型，论文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见，CDA 受中国学者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并且，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近年来国内有越来越多的论文是有关 CDA

“特殊”形式的语篇，如与官方话语相对的民间话语（如博客文章、网络评论等），

为 CDA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小节将重点介绍这四大学派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课题研究及成果。除了这四种理论之外，中西一些学者还有其他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样值得关注，这些研究将会在本节后面作简单介绍。

2.2.1 Fowler 的批评语言学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起源于批评语言学，Fowler 和 Kress 两人因此也被视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创立者。批评语言学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社会分析，其理论主要来源于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atic Functional Grammar），Fowler更是把系统功能语法作为CDA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他认为，语言的表达有赖于它们在社会中的功能，体现着特定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Fowler主要研究的是媒体语言，这也是CDA最早的研究领域，分析的主要方法也是源自系统功能语法。他认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在他的著作中，Fowler（1979）介绍了用于文本分析的主要工具，也是系统功能语法常用的分析工具，如及物性

（transitivity）、语态（mode）、名物化（nomination）、情态（modality）、转换

（transformation）等，因为这些语言形式通常是掩盖、模糊现实的主要手段，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些被掩盖的现实（Fowler，1979：198）。

Fowler（1986）用系统功能语法的分析方法对比了英语三家报纸对国会议员向学生联合会道歉事件的报导。研究显示，虽然是同一事件，但由于三家报纸分别代表着不同集团的利益，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因此报道中语言的使用也有差异，从而验证了意识形态对话语使用有着很大影响。

在中国，1995年，学者陈中竺发表了中国关于批评语言学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先是概括介绍了批评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研究目的和范围领域，之后用CDA的研究思路，根据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对语言三个元功能（概念功能、

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的划分，重点分析了语篇中的及物性、情态、主位结构等语言特征。通过比较英国两家报纸对英国1994-1995年煤矿工人罢工事件的报道。揭示了两家立场不同的报纸如何利用语法、社会关系和篇章结构的互动关系来传播各自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一个倾向于矿主，一个倾向于工人），从而达到权力控制的目的。分析的结果说明，话语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单纯反映，它能够建构和改变社会现实，同时也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可见，在这篇论文中，陈中竺不光介绍了CDA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把理论应用到具体的语篇，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体上来说，他在论文中采用的是批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并且，在文章最后，他特别指出，这种用批评性的眼光来分析语篇的视角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进而引导人们去揭示以往被忽略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这样的建议很具有前瞻性，之后，中国逐渐开始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进程。

虽然批评语言学开创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先河，一些语言分析方法至今仍被CDA其他学派所沿用，但之后的发展得不够充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比如，尽管把文本作为社会实践的最终产品，但批评语言学很少去关注文本生产和解释的过程；强调话语对社会的作用，但往往忽略了社会对话语的影响，缺乏一定的辩证性；并且，对文本特征和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描述得较为简单和机械，缺乏一种综合和发展的视野。之后的学者如Fairclough、van Dijk和Wodak等人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在纠正和完善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研究框架，来弥补批评语言学的不足之处。

2.2.2 Fairclough 的社会文化分析法

Fairclough 对批评语言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社会文化分析法主要借助于他提出的话语分析三维模式（three-dimensional model），这个模式原来指的是

“作为文本、互动和语境的话语”（Fairclough,1989），后来，“互动”和“语境”这两个概念分别被“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取代，因此这三个维度分别指的是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Fairclough,1992）。这个三维分析模式是广受欢迎的一种CDA分析模式。三个维度的分析侧重各有不同：文本维度是指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语言学分析, 同样是借鉴系统功能语法，主要分析词汇、语法、语义以

（description），文本生产、分配、消费过程的阐释（interpretation），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explanation）三个步骤。Fairclough（1992）认为三个维度不是孤立分割的，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相互重合，也没有固定的程序规定分析应从哪一个维度开始，一切视分析者的需要和目的而定。在这一分析模式中，他特别强调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分析，认为互文性是话语实践分析的主要内容，是联系文本变化和社会实践变化的纽带。

Fairclough的话语分析三维模式被Bloommaert（2005）誉为批评话语分析中最系统最完善的理论。Fairclough（1985）认为任何话语都可以视为一种三维的概念：

社会文化实践。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应该是三维的。语篇是交际过程或话语实践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语篇的生成（production)、传播（distribution）和接受（consumption），这些过程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决定的。在此基础

文本 描述（文本分析）

阐释（过程分析） 解释（社会分析）

图表1：Fairclough 的话语分析三维模式

可见, 这个三维模式有利于系统地考察社会变化的本质与语篇特征之间的关系，将话语分析与社会分析融为一体。下面对三个维度分别作简单介绍：

1、文本的描述

这是三维分析模式的第一步，是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语言学分析，如对语篇中词汇、语法、文本结构和组织的连贯性等方面的考察。这一步是基于系统功能语法的基本框架来进行的，因此文本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前面所提到的及物性、语态、逻辑功能、语气、情态、主位、信息结构和衔接等语言手段。文本维度的精确描述为后面两个维度的分析和说明提供基础。

2、话语实践的阐释

这一步是把语篇看作一种生产过程，即话语实践，包含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过程，由于影响话语的社会因素不同，这些过程也会因话语的不同呈现出相异的特征。正是由于文本特征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些特征的价值才会具现实性和操作性。话语实践文本和社会实践的中介，是连接文本维度与社会实践维度的桥梁，Fairclough（1989）主张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考察文本的生产和解释过程，重点考察语篇中的互文性。

3、社会实践的解释

这是三维分析模式的最后一个步骤，最终把话语和社会紧密联系一起。这一步关注的是话语与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把话语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进一步揭示社会因素对话语的决定作用以及话语对社会现实的维持、建构和改变作用。

在应用领域，Fairclough（1993）较早地关注了媒体话语和促销话语进入教育话语的现象，他用自己创立的话语批评的三维模式，同时借鉴Halliday的系统功能

语法，探讨了英国大学机构的语篇中反映出来的“促销”文化。文中选取了大学机构中的四种文本：大学教师的招聘广告、学术会议的介绍材料、教师的升职简历、本科招生手册。他从文本内容、文本的生产过程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考察了文本反映出来的互文性，说明了在当今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教育也正在步入市场化的进程。

Aditi Bhatia（2006），在Fairclough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结合语用学的一些理论如 Goffman 的面子理论和 Grice 的会话原则，分析了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美国总统布什在记者招待会（press conferences）上的发言，从记者招待会的三大主题（Positivity，Influence and Power，Evasion）入手，考察每个主题中所使用的语言策略。其思路是先总体解释每个策略的功能，之后引用领导人的发言，具体来解释文本中使用哪些语言策略来达到这样的功能。通过描述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家对协商和维持面子工程（negotiate and maintain face work）的方式，说明语言策略在政治话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双方是对立关系的情况下，如何在涉及双方共同利益议题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语言策略的使用尤其重要。作者还把布什与盟国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会议讲话与江泽民的来进行对比，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异同以及双方关系的亲疏都会影响语言策略的使用。目前对于不同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发言的研究比较少，这篇论文选择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意识形态明显对立的大国作为研究对象，这个角度是比较新颖的。但文中并未对两位领导人的发言作一个系统性的对比，在探讨记者招待会每个主题下的语言使用策略时，并没有明确区分出哪些策略是两位领导人共有的，哪些是策略是二者不同的，对比性不明显。

黄英和陈建平（2009）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借鉴了 Fairclough（1992）的关于话语民主化（discursive democratization）的理论，对人民日报的新年社论进行了历时性的比较分析。社论的时间跨度从 1949 年到 2006 年，分为三个时期，

1949 到 1966 年的探索社会主义时期，1967 到 1978 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79-2006 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文中从三个方面出发，对社论展开了历时分析，认知情态词（epistemic modalities）和责任情态词（deontic modalities）的变化，评价性资源（evaluative resources）的变化以及态度性资源的在集群和整体上的变

化（clustering and general variation of attitudinal resources）。研究发现，在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当前的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的社论呈现出一种话语民主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显性权力标记（explicit power markers）如情态和负面判断（judgment）的减少，以及隐性权力标记（implicit power markers）如评价性资源中正面欣赏

（Appreciation）的增加。作者认为，社论中反映出来的话语民主化，是中国在机构上和社会秩序上（institutional and societal orders）改变的结果。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影响下，这种话语民主化的趋势只能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同样，这篇论文做到了共时性和历时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方晨晨（2012）的硕士论文，运用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和 Fairclough 话语分析的三维模式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奥巴马就本拉登之死的演讲，通过对文本的细致描述，考察演讲中的及物性、被动和名词化、语态、情态词等语言工具的使用以及篇章结构的安排，并结合当今的国际局势和美国的现状，探讨话语的产生过程和社会意义。揭示了奥巴马在演讲中想要传达给美国民众的强烈国家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为了拉近与听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众信任和支持，为 2012 年到来的总统大选铺路。这篇论文说明，政治演讲具有隐含性和说服性，反映着演讲者的意识形态，但这些不容易被听众所发现。通过批评话语分析可以揭示这些隐含着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以便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并且，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这篇论文在最后还指出了这个研究对于英语教学上的意义，能够帮助英语学习者提高批评性思维和阅读意识，从而提高阅读和理解能力。其实这不光对英语语篇，其他语言如汉语语篇的阅读和理解也有指导意义。

2.2.3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分析法

从2.2.2 的介绍可以看出，Fairclough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社会认知因素，但并未重点强调认知在话语中的重要作用。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法直接把社会认知视角引入话语分析中。他重视个人及社会知识信仰在文本阅读及理解中的作用，尤其强调认知心理学的作用，突出认知基础，主张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话语

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在他看来，话语和语境的关系是CDA的重要考察内容。但是，话语和语境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决定关系。因为，如果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语言使用的方式，那么具有相同社会属性的人就会有相同的话语形式，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中显然是不存在的。所以，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没有直接产生联系，两个层次之间存在应该一个调节层，这个中介就是由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等组成的个人和社会认知系统。也就是说，在话语生产的过程中，具有主观性的认知因素起着沟通话语和语境的作用（Van Dijk 2008）。Van Dijk分析的语篇主要是新闻话语，其分析框架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本部分和语境部分。文本部分系统地分析新闻语篇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结构，语境部分探讨这些文本结构生产的认知和社会因素。他认为，对语境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认知。虽然系统功能语法是CDA的理论基础，但对于它对语境的研究方法，Van Dijk（2008）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系统功能语法忽略认知因素在话语中的地位，这样的研究是有缺陷的，只有把语言同认知与社会过程和社会行为联系起来才能对话语进行完整的分析。这个研究框架从文本参与者的社会认知角度来探讨文本的生产和理解过程，把文本结构与社会实践、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和宏观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与CDA的其他研究方法也是一致的。

Van Dijk（1992）关注媒体话语中反映出来的种族主义，他分析了英国主流的统治阶层（dominant group）如何利用话语策略来否认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

（denial of racism）。考察的语篇有日常对话、记者报道和国会辩论。研究发现，有几种否认类型经常被统治集团采用，如行为否认（act-denial）、控制否认

（control-denial）、意愿否认（intention-denial）和目标否认（goal-denial），与之伴随的还有一些话语策略，如使用模糊语或委婉语等来表达对少数群体的负面印象等。在结论部分，他指出，这种否认自己种族歧视的态度和意识形态是与主流的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准则和典范（dominant democratic and humanitarian norms and ideals）相一致的，因为统治集团必须要从认知上和话语上保护自己，防止本集团陷入外界对其偏狭态度和种族歧视的指责中（against the damaging charge of intolerance and racism）。可见，这篇论文把文本、社会认知和社会结构三者结合起来，综合考察了英国精英集团的种族主义话语。

从认知角度出发来进行 CDA 研究，O’Halloran（2003）认为，CDA 很少去探究非批评性读者（non-critical reader）对语篇的理解，因此，他结合连通主义

（connectionism）、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和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提出了理想读者认知框架（Idealised Reader

失信息作出合理解释和推理，从而更好理解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虽然一般读者倾向于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去获取语篇大意，但同时也具有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能够运用语境等相关信息和一些推理手段识别新闻话语的缺失信息，对语篇作出正确的解读。IRF 关注非批评性读者是否能够对缺失信息做出正确判断，从而避

免从 CDA 学者的专业角度做出过于主观的阐释（高军，戴炜华，2008）。这一框架从非专业读者的角度出发，提供另一种解读语篇的思路，有较大的实用性。 国内对于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法，介绍评介性的论文居多，用于个案分析的较少。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他的这一理论比起其他三个学派，相对较新，被引进中国的时间较短，加上与之相关的认知语言学在中国发展尚未充分，因此导致这一研究方法在话语分析应用层面的相对滞后。关于这些介绍社会认知分析法的论文，有徐赳赳（2005）、王梅（2010）、陈春燕（2010）等人。

徐赳赳（2005）从话语的概念、话语的结构、宏观结构理论、话语和社会、话语和语境、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原则七个方面介绍了van Dijk 的话语观，对van Dijk的话语分析理论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陈春燕（2010）对van Dijk的一本关于语境的著作（2008）的内容结构进行了介绍。她指出，在这部著作里，van Dijk把社会认知视角引入话语研究中, 将跨学科的话语研究方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完成了对语篇研究的语义学、语用学、社会学和认知理论的整合。这本书也为把语境研究完善成一套跨学科、自成体系的理论奠定了基础。王梅（2010）的论文是对陈春燕论文的补充和拓展，她从van Dijk的三部专著（1977，2008，2009）出发, 重点分析了他的语境思想。文中指出，van Dijk从社会认知视角对语境的探索对语境研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对语境的认知与社会因素的系统阐述对建立全面完整的语境理论体系起了重要作用。

2.2.4 Wodak 的话语-历史分析法

同 Van Dijk 历史分析法，主张从认知的视角并结合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来解读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文本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向度：认知向度、社会心理向度和语言向度。文本的解释过程也同样受制于社会心理因素。话语-历史分析法系统地综合相关社会历史背景，对话语进行不同层面的剖析和阐释，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分析：语境分析和语言分析。语境分析主要针对要研究的社会问题考察话语的互文性，然后结合相关的情景语境对要研究的社会问题进行阐释，最后结合相关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对其进行阐释。语言分析主要是对语篇中话语策略和惯用语的分析，进而揭示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纪卫宁，2008）。和Van Dijk一样，Wodak也很重视关于种族主义的研究, 她借鉴语用学的观点和方

话语使用策略；（3）分析语言特征；（4）对特定语境中的语言进行形式分析。 Wodak（2006）对奥地利种族主义话语的考察主要放在三个方面，偏见言论的内容（the content of prejudiced remarks），如对于少数群体的描述；争辩策略

（ argumentation strategies ）， 如 对 群 体 的 定 义 和 建 构 （ group definition and construction）和区分内集团（in-group）和外集团（out-group）；实现的语言形式

（linguistic forms of realization），如同情话语（discourse of sympathy）、辩护话语

（discourse of justification）等话语形式。对这三方面的考察揭示了奥地利种族主义者的种族歧视倾向，这些都是语言分析，属于四步分析策略的前三步。之后她结合奥地利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国内外形势，即语境分析，上述分析策略的最后一步，指出影响本国人种族主义的因素是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见，前三个步骤的分析最终是归向于第四个步骤，即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历史的层面，探讨文本之外的各种社会因素。

Barley（2000）探讨了非裔美国顾客与韩国移民店长在交易过程中的不同交际方式以及双方对彼此的不良印象。通过采访，非裔美国顾客与韩国移民店长都认为对方不尊重自己，但双方对“不尊重”的解读不一样。非裔美国顾客认为韩

国店长缺乏人际的参与和互动（interpersonal engagement and involvement），他们觉得这样很无礼，感觉自己被忽视，认为这是种族歧视；而韩国店长认为非裔顾客缺少节制，自我为中心，没有教养。经过对几段对话的分析并结合双方文化历史和美国社会文化的现状，文章指出，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以及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是导致双方冲突的原因。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同样借助了 Wodak 的话语-历史分析法，先是进行会话分析，然后把话语放在社会和政治广阔的背景中去考察，把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达到语境分析和语言分析的统一。 以前学者多关注的是西方的政治话语，分析的大多数是英语语篇，近年来对中国政治话语的分析越来越多，并且，开始关注一些新的话语类型和形式。 施旭（2012）是对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中的人权话语（discourse of human rights）进行的历时性分析，用的是历史的和跨文化（historical and intercultural）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前的国际形势，综合考察了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到当今，中国人权话语的发展情况。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人权话语是时事性地发展（evolving topically）、社会性地加强（reinforcing socially）、跨文化间地回应（responding interculturally），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人权形势的历史性转型（historic transformation in human China’s rights situation）和对国际人权问题上不平等交流的反抗力量（counter-veiling force in the unbalanc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human rights）。最后，作者建议，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对政治话语的研究应该采用本土的、历史的和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尤其是不应该总是以西方为中心来考量。这样的主张很有见地，因为中国的政治话语既具有所有政治话语的性质，同时也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因此，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很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考察政治话语的动态变化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dynamic changes and intercultural consequences）。在论文最后，作者也提到了其研究的不足，指出此研究只是重点关注了公开形式的话语数据（public forms of communication

语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建议，新的本土的、历史的

和 跨 文 化 意 识 的 视 角 （ local-historically grounded and intercultural-conscious perspective）应该受到话语分析的重视，尤其是在研究非西方（non-western）话

语这方面。这篇论文的一个优点是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语篇采取了历时性的分析方法，关注了不同时代话语的发展变化，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此外，孟冰春（2011）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近来年在网络流行的作为一种政治表达方式的恶搞现象。文中采取的是文化分析法，探讨恶搞现象在中国特殊的媒体生态和社会环境中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两个具体的恶搞例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和“草泥马”的分析，探讨它们出现的语境和隐藏在文本中的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以及恶搞在官方和民间两种话语体系中起到的作用。作者指出，虽然这些网络的恶搞现象既不是为了取得政治共识，也没有产生任何政治上的后果，但是它们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市民文化，既提供了对政治的批评，同时也对参与者提供了情感上的联系（bonding）。这篇论文关注了作为媒介的网络催生了新的话语模式的现象，基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和网络交际。让人们意识到在当今网络文化流行的环境中，新闻话语和娱乐话语有融合的趋势（discursive integration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关注娱乐性较强的民间话语（如恶搞）如何去挑战权力拥有者对得体话语模式的规定，去挖掘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网络这个平台提供了融合娱乐、政治和大众文化的新型话语模式，使文化和政治连结起来，这一点也应成为 CDA 研究的关注现象。

同样是研究网络话语，Jonathan Hassid（2012）则探讨了博客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采用了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computer-assisted content analysis，

简称 CCA）的研究方法，比较了博客和和主流媒体对于一些事件报道的时间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主流媒体先于博客来控制议题时，博客起到“安全阀”的作用，能够缓和因一些敏感事件造成的官方和民间的紧张状态。但是，如果博客先于主流媒体，它起的是“压力锅”的作用，因为网络为民众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言论平台，借助这个媒体，民众可能会挑战政府的权威，从而能够增加社会的紧张关系。这篇虽然基于传播学的研究视角，但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同样也可适用于 CDA 的研究，尤其是把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两种不同形式的话语进行对比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以上两篇论文（孟冰春，2011；Jonathan Hassid，2012）虽然缺乏在 CDA 理论上的创新，但给我们研究政治话语提供了另一思路，尤其是在当今信息化的时

代，网络这个媒介给新的话语类型的产生提供了平台，民间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下发展迅速，由于其话语的生产和消费过程都不同于主流媒体的官方话语，关注这种新式的话语也许可以为政治话语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Wodak 的话语-历史分析法关注社会文化对话语的影响，而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新型的网络文化，在这种文化下产生的网络话语很有研究的必要。既考虑传统的历史文化，也要考虑当前的新生文化，才能全面地解读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2.2.5 其他研究方法和理论

四大学派的研究成果固然影响深远，但 CDA 的研究决不限于上述的几种理论框架。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并应用到具体的语篇上，同样具有理论价值。

如 Shaul R Shenhav（2005）中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即 concise narrative来分析政治演讲。Concise narratives 指的是在一篇政治文本中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整个时间跨度（chronological range）的片断，它们抓住了演讲者在两三个段落中提到的最早和最晚的时期。文中的分析对象是以色列领导人早期的讲话，考察了文本中的 concise narrative 的使用情况，探讨了这些时间跨度承载的意义。研究表明，讲话中的 concise narratives 能够唤起一种历史感和文化认同，引起听众的共鸣，反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身份认同以及意识形态。Concise narratives 对语篇结构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人们关注语篇中包含时间跨度的片断以及带有的历史文化意义。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局限，作者在最后也指出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文本都有包含时间跨度的 concise narratives，因此，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一部分的政治语篇。

Marisol Del-Teso-Craviotto（2009）考察了西班牙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选取的语料是西班牙的一个网络论坛的帖子，根据对帖子内容的分析，总结了其中反映出来的三个种族主义特征，对于内集团和外集团的区分（表现在称呼和在人称代词使用上）；对于内集团成员的正面评价和对外集团成员的负面评价；帖子作者双方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一方是把自己视为西班牙人的代言人，认为他个

人的言论是权威性和公正的，而另一方则是站在反对的立场，把对方的种族主义归因为个人的无知（ignorance），认为其观点不能代表全体西班牙人）。本文研究说明，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源自于西班牙就移民问题展开的政治讨论和报道相关问题的大众媒体。这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往 CDA 研究的重点放在权力关系的一端，即权力拥有者的话语，而这个研究同时关注了社会上处在权力关系另一端的弱势群体的话语，这种边缘话语如何来对抗主流话语。论文反映出借助网络为这个平台，主流社会群体的话语是能够被边缘群体挑战并且重新表达的。权力两端话语的对比分析，也应该成为 CDA 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Gerlinder Mautner（2005）主张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辅助 CDA 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数据，她考察了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enterprising 等词语反映出来的大学市场化的现象，选取的语料是英国排名前 30 的大学的网站文本。作者分析视角是有主要的语义韵（dominant semantic prosodies），通过考察这些词语前后的修饰语来判断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统计结果显示，在选取的 121 篇文本中，半数以上的是正面的语义韵，只有 25篇是负面的。并且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enterprising 这四个词语在大学机构文本中的概念义被模糊，但内涵义却很丰富，使得它们为了适应特定的议程从而也有着不同的含义（susceptible to processes of semantic appropriation to suit particular agendas）。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大学机构对于 being entrepreneurial的解读，即可以是商业行为（commercial activity），也可以是创新（innovative），对建立企业化（entrepreneurial）大学的支持者（常常是学校的管理层）强调的是创新的含义，而反对者（来自一些学者）则是突出商业化的一面。并且，支持者常常意识到“企业化”所带有的负面意义，在解释的过程中往往努力去消减这样的负面意义，突出其积极意义。所以，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大学市场化的现象在当今已经是显而易见，这样的趋势是受当前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以及政府的政策都是导致教育市场化的因素。

同西方一样，除了四大学派之外，中国也有对其他研究方法的尝试。

如李向荣的硕士论文（2012），在 CDA 的理论框架下，比较分析了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两个性质不同的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导。两个媒体分别是主流媒体代

表（人民日报网络版）和代表民间立场的博客（新浪），报道的内容是温州高铁追尾事故。通过对比两个语篇中的词汇选择、体裁结构和互文性等语言特征的不同，得出结果，博文表达的是对高铁发展的怀疑态度，而社论则是持积极态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导致的，背后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博客是表达个人观点和立场的媒体，不受政府部门的限制，因此能真实再现事故本身。而作为主流媒体代表的人民日报，尽管现在进入了市场化管理，但仍在政府的控制之内，其政治功能很明显，试图将事故对高铁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向公众灌输正面的价值观和信念。同上文提到的西班牙种族歧视论文类似，这篇论文也采取了对比分析法，比较了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的话语，探索两种不同的媒体如何来向公众表达立场，从而唤起民众对新闻报导的批判意识。 Tao Xiong 的文章（2012）探讨的是中国大学的市场化倾向，他认为，在当今教育普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学的市场化除了具有和西方相同的特征之外，还带有自己的特色，是官僚-市场二元化（bureaucracy-market duality），因此，在此语境下的大学市场化值得特别注意。他考察的对象是中国大学的招聘广告，研究角度是体裁分析（genre analysis），出发点是广告中的修辞行为（rhetorical moves）和话语策略（discourse strategies）。通过分别对广告的六个 moves 进行分析。最后的结论是，招聘广告中反映出来的是，在全球大学普遍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大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市场化也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官僚话语和促销话语（bureaucratic discourse and promotional discourse）的混

合 体 。 一 方 面 ， 中 国 的 大 学 仍 然 保 持 着 官 僚 行 政 的 等 级 （ bureaucratic and administrative hierarchies），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也包含着一些促销的元素，采用一些市场化和礼貌的策略，也包含着自我推销（self-promotion），这反映出大学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招聘广告一是来了吸引人才，同时也是为了推销自己。 中国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除了个案分析的论文之外，还有好多是介绍CDA的理论型论文。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陈中竺和徐赳赳、王梅、陈春燕，辛斌在中国的引进CDA的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6年到2008年，辛斌发表了很多有关CDA研究的论文。不光介绍了CDA的主要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而且，还介绍了CDA研究方法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他在两篇论文（2004，2008）指出，

CDA自产生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自身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一些学者也对CDA的研究方法和效果提出质疑和批评。在两篇论文中，他针对这些批评为CDA进行了较为客观地解释和辩护。他认为，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存在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学者不可能描述语篇中的每一个语言特征，也无法穷尽其中蕴含的意义。其实不光是CDA，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全面和完整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CDA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主张，如通过话语分析能够揭示背后隐藏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意义，把语言学分析和社会分析结合起来的方法，对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的强调和关注等，都是很有见地并且被广泛认可的。因此，尽管有诸多不足，但CD仍有着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它的重要性在于让人们注意到语言如何被用来影响和控制思想观念和参与构建现实社会，提高人们对语言使用的意识。除此之外，辛斌还出版了两本有关CDA的学术著作（2000，2005），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两本有关CDA的专著。

综上所述，不管是四大学派还是其他的研究框架，尽管方法各有侧重，但还是有不少共同特征：都是以问题为出发点（problem oriented），而不是以文本中的具体语言形式为出发点；都强调语境的重要作用，将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看作是分析的先决条件；在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时并未忽视语言学的主体地位，分析的基础就是对文本进行精确的语言学描述；都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分析语篇,综合了多种学科，并强调分析结果的实用性和相关性（纪卫宁，2008）。随着 CDA 在西方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被探索出来。

2.3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在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被视为CDA的理论基础。系统功能语法强调对“功能”的重视，认为语言系统的形成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为了实现不同的语义功能所决定的。在这里，语言被解释为意义系统，因此，要把语言放在语境中加以研究，把语言的实际使用作为研究对象，这与CDA的语言观也是一致的。CDA第一步通常是对文本进行语言学的细致描述，往往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Halliday（1971）认为，

样的功能。他把语言的功能归纳为三种，概念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下文将对这三大功能作一个简单介绍。

2.3.1 概念功能

概念功 能 是用于 构 建周围 的 世界和 内 心世界 经 验的“ 概 念”语 法 资源

（Halliday, 1994）即语言被用来组织、理解和表达人们对客观世界和内心意识的感知。概念功能是所有语言都具有的功能，可进一步分为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经验功能指语言对人们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各种经历的表达，也就是反映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中所发生的事。逻辑功能指语言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单位之间逻辑关系的表达。

经验功能主要通过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和语态（voice）来体现。

1 及物性系统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及物性系统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即将经验通过语法进行范畴化，以结构构型的方式来构建人们对所发生事物的体验，并指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s）。因此，及物性能够体现出意义如何在句子呈现。Halliday根据及物性系统把人类的经验分成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

1）物质过程

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a process of doing），这个过程本身由动词来表示，再加上动作者（actor,通常是逻辑上的主语）和目标（goal,通常是逻辑上的直接宾语）组成。如果过程既有动作者又有目标，小句既可以是主动语态，也可以是被动语态。

2）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指感觉（perception）、反应（reaction）和认知（cognition）等心理活动的过程（a process of thinking）。一般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活动的主体，一个具有意识的参与者，即感知者（senser）；另一个是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

（phenomenon）。

3）关系过程

关系过程指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a process of being），分为归属

（attributive）和识别（identifying）两大类，每一大类都可分为内包式（intensive）、环境式（circumstantial）和所有式（possessive）三个小类。

归属类指某个实体具有哪些属性或属入哪种类型。其内包式指某个实体是某类实体的一分子；环境式指某个实体与环境因素（时间、地点等）之间的关系；所有式指某个实体属于某人所有的关系。

归属关系要包括一个表示“属性”（attribute）的成分；还要包括含有属性的载体（carrier）；并且，载体与属性的位置一般不能调换，通常载体在前，属性在后，上面的句子都是如此。除了载体与属性之外，关系过程还要有一个表示关系过程的动词。也就是说，载体、动词和属性，这三者在关系过程中缺一不可。 识别类指用一个实体来确定另一个实体。在识别类中，内包式指一个实体确定另一个实体的具体身份。被确定身份的实体称为“被识别者”（identified），而起确定作用的实体被称为“识别者”（identifier），

另外，Halliday（1994）指出，在任何一个表示识别关系的句子中，都有一个实体是“标记”（token），指的是外表、符号、形式和名称等；另一个实体是价值（value），指实质、意义、职能和身份等。这两者总是与识别者和被识别者结合在一起。

4）行为过程

行为过程指的是一些生理活动过程（a process of behaving），如呼吸、叹息、做梦哭笑等。与物质过程不同的是，这个过程一般只有一个参与者，即行为者

（behaver）,没有目标，而且行为者一般是人。

至于行为过程如何与只有一个参与者的物质过程区分，主要看动词表示的活动是否与生理有关。如表示的是生理活动，则为行为过程；反之，则为物质过程。

环境成分经常出现在各种过程的句子中，因为人们在表达自己的经历时常常要联系到与之相关的时间、地点等因素。环境成分包括时间、空间、方式、程度、比较、伴随、因果、身份等因素，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 但是，环境成分不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些环境成分也可以不出现。

2．语态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语态是一个既与表示过程的动词有关，又涉及小句其他成分的语法范畴。上面所说的及物性系统是通过交代各种过程及其有关的参与者

和环境成分来反映语言的概念功能，而语态则是交代某一过程首先与哪一个参与者建立联系（胡壮麟，2005）。不同于一些语言学家把语态分成主动和被动两大类的做法，Halliday 把语态分成中动（middle）和非中动（non-middle）两类。

1）中动语态

中动语态指的是过程本身只与一个参与者有关，不涉及其他参与者。

2）非中动语态

非中动语态指过程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有关。包含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主动语态指过程首先与动作者发生联系；被动语态指过程与目标的关系。 至于被动语态的作用，主要有三个，一是把动作的目标作为谈话的出发点或话题，；二是突出动作者；三是难以说出或不必要说出谁是动作者。

3．逻辑功能

至于逻辑功能，Halliday（1994）认为，任何语言都存在着逻辑关系系统。他从两个角度来研究逻辑功能，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和逻辑语义关系

（logical-semantic relation）。

1） 相互依存关系

Halliday（1994）认为，两个不同的语言单位必然存在着某种依赖关系，这样的关系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依存关系又分为两种：并列关系（parataxis）和主从关系（hypotaxis）。

并列关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同等重要，互不从属。并列的语言单位可以是词或词组，也可以是小句。

主从关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在逻辑和语义上的地位不同,一个处在主要地位，叫做支配成分（dominant element），另一个处在从属地位，叫做依

附成分（dependent element）。同并列关系一样，主从关系既可以体现在词与词或词组与词组之间，也可以体现在小句与小句之间。

2）逻辑语义关系

Halliday 把语言单位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大致分成两类，扩展（expansion）和投射（projection）。

扩展指一个词或一个小句在语义上对另一个词或小句进行扩充。扩充方式有三种：详述（elaboration），指换一个说法来表示已经表述的语义；延伸（extension），指在原有的语义上增加新的内容；增强（enhancement），指交代时间、地点、因果和条件等环境因素对小句的语义进行说明。

投射指通过一个小句引出另一个小句的语言现象，被投射的句子可以是话语

（locution）也可以是主意（idea），可以是直接引语也可以是间接引语。

事实上，扩展关系和投射关系都可以与并列与从属关系结合起来，依存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来阐释语言的逻辑功能，不同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其实也体现着它们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语言逻辑功能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句中的连接词（linking words）。当然，好多情况下句中没有连接词，这时句子中体现出来的逻辑关系需要读者或者听话者依靠上下文或根据相关的情境语境提示来判断。

2.3.2 人际功能

人际功能是涉及对话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交际、确定总体社会角色的语法资源，也就是语言具有的表达讲话者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对事物推理、判断和评价的功能。其语法系统有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等。

1．语气

人际功能主要的语法系统是语气系统。在与交流过程中，双方处于人际关系领域，会选择各种语义策略，如哄骗、劝说、命令、建议等，这些功能都是通过

高度概括化的语气系统来实现的。在语气系统中，最普遍的是直陈语气（indicative）和祈使语气（imperative）。直陈语气用于交流信息，祈使语气用于命令或请求。 在直陈语气范畴内，又包括陈述语气（declarative）和疑问语气（interrogative）。 一般来说，语气包括两部分：主语（subject）和限定成分（finite element）。主语一般由名词性词组充当，限定成分指表达时态或情态的助动词，属于动词性词组的一部分。

主语和限定成分都有各自的意义，因此在句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主语是肯定或否定一个命题的基点，是对命题或提议的有效和成功时负责的成分。

限定成分的作用是限定命题，对议论命题提供参考点，将命题与交际语境联系起来。在英语中，主要参考点有两个，一个是说话的时间，跟时态有关，由句中的谓语动词来表达；另一个是说话者的判断，跟情态有关，由情态助词来表达。

2．情态

情态是人际功能的另一实现方式。人际意义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讲话者对自己讲的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或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的义务，或在提议中要表达的个人意愿，人际功能的这一部分是由语法的情态系统来实现的。广义的情态还包括意态，即表示不同值的义务和意愿。在本文中，情态作广义处理，既包括表达命题的情态，也包括表达提议的情态。

在陈述句中，情态表达讲话者的意见。在疑问句中，情态表示征求听话者的意见。

情态助动词是情态系统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表达不同值的义务或者意愿。本文会在第四章的文本分析中重点讨论情态助动词的使用，这里不再赘述。

2.3.3 语篇功能

上面所说的概念功能和交际功能指向的是语言外的现象，即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而语言的第三个功能，语篇功能，指向的是语言自身。它是语言固有的功能，涉及到语言的创造。具体来说，语篇功能指的是语言成分能够组织成为语篇

的功能。不管是概念功能还是人际功能，最终都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也必然受到语言本身某些特征的制约。语篇功能主要的语法系统是主位系统（theme），还有另外两种体现方式，信息结构（information）和衔接（cohesion）。

1．主位系统

主位系统是以信息形式组织各小句的人际意义和概念意义的资源。主位系统建立起一个局部环境，提供信息的起点，供受话者理解信息时参与。有了这一系统，说话者可在受话者的意义网络中确定那些被认为是相关联信息的位置。简单来讲，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述位是围绕主位所说的话，往往是话语的核心内容。当充当小句主位的成分同时充当小句的主语时，这样的主位叫无标记主位

（unmarked theme）；反之，则为有标记主位（marked theme）。

Halliday 根据主位本身结构的复杂程度，把主位分成单项主位（simple theme）、复项主位（multiple theme）和句项主位（clausal theme）三类。但他说的句项主位通常只包含概念成分，本质上也是单项主位，所以下文只把主位分成单项主位和复项主位两种来讨论。

单项主位指的是只包含概念成分而不包括人际成分和语篇成分的主位。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名词性词组、副词性词组或介词短语；另一种是小句，即上面所说的句项主位。主从复句中的主句和从句都可以充当主位。

复项主位是由多种语义成分构成的主位，它总是包含一个表示概念意义的成分，另外还可能含有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的成分。语篇成分包括：连续成分

（continuative），如 yes, no 等；结构成分（structural），如 so, even if 等；连接成分（conjunction），如 therefore, as far as 等。人际成分包括：情态成分（modal），

如 certainly, to be honest 等；限定成分（finite）；如 can’t, wouldn’t 等；称呼成分（vocative），如 ladies and gentlemen 等。概念成分指的是主题（topical）成分。

2．信息结构

信息结构是把语言组织为“信息单位”（information unit）的结构，也就是

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构。最常见的信息结构是（已知信息）+新信息，在每一个信息单位中，必须有一个新信息，而已知信息可以出现，也可以省略。

当然，已知信息出现在新信息的前面并不是信息结构的惟一模式，有时，新信息也可以在已知信息前面出现，当说话者为了强调某个成分或者为了达到其他目的时，新信息可以就被作为说话的起点。

3．衔接

衔接指的是语篇中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当语篇中一个成分的含义依赖于另一个成分的解释时，便产生衔接关系。Halliday 把衔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法衔接（grammatical cohesion），如照应（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

（substitution）、连接（conjunction）等；另一类是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如重复（repetition）、同义/反义（synonymy/ antonymy）、上下义/局部-整体关系

（hyponymy/meronymy）、搭配（collocation）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衔接手段。

1）语法衔接

照应指的是语篇中一个成分作为另一个成分的参照点。

省略指的是把语篇中的某个成分省去不提。它起到避免重复、突出新信息的作用，并能够使语篇上下保持紧凑。省略的成分可以是名词性、动词性的词组，也可以是小句。

替代指的是用替代词去取代某一个成分，同上文所说的省略一样，也有三种类型：名词性替代、动词性替代他小句性替代三种类型。

连接指的是通过连接成分体现语篇中逻辑关系的语法手段，表示时间、因果、条件、转折、递进等关系。

2）词汇衔接

重复指的是某个语言成分多次出现的现象，起的作用主要有连接上下文、突出主题、加深印象。

2.4 本文的理论框架

国内外的 CDA 研究有多种不同的理论，但殊途同归，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本文的研究目的也是如此，采用的理论框

架是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和 Fairclough 的社会文化分析法即话语分析三维模式，以及施旭（2012）的历史文化分析法。旨在通过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文本，并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综合来解释文本生产的社会因素，从而揭示“中国梦”讲话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

尽管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尤其作为 CDA 的理论源泉，它主张从语法结构出发来探究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这种功能主义语言观和 CDA 的研究宗旨是一致的。此外，系统功能语法的文本分析工具，如及物性、情态、语气、语态等，能够对文本进行细致和有效的解读，从而为下一步的社会分析提供语言学基础。

在 CDA 研究的众多理论和方法中，Fairclough 的话语分析三维模式是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思路从文本到话语实践再到社会实践，经过三个维度，即文本的描述、话语实践的阐释和社会实践物解释，层层深入，最终把文本和社会联结起来，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但是，由于 Halliday 和 Fairclough 研究的重点放在西方世界，尤其对是英语文本的分析，而本文的研究文本是中国领导人的讲话，除了具有与西方话语相同的特征外，还带有自身的特点。因此，本文也采用了施旭在分析中国人权话语时采用的视角，即用本土的、历史的和跨文化的视角来综合解读话语。这一方法主要用在话语分析的第三个维度，即社会实践的解释。

综上所述，在 Fairclough 的三维模式基础上，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表 2 所示：

图表2：本文的理论框架

可见，Halliday 和施旭的理论分别用来分析三维模式中的第一维度和第三维度，至于第二维度，则是用 Fairclough 自身的理论，分析文本生产的过程以及互文性。

Fairclough话语分析三维模式

文本的描述

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

话语实践的阐释 社会实践的解释

施旭历史文化分析法

第三章 文本的描述

这一章是全文的基础部分，先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文本的选择与数据的汇总，之后用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对习近平的讲话进行较为细致的语言学描述。

本研究选取的语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大闭幕会议上发表的关于

“中国梦”的讲话，之所以选取这篇文本，主要是因为在 2013 年 3 月，全国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中国领导人的换届选举。习近平接替胡锦涛，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可视为他的就职演讲。作为新一任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的讲话无疑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组成的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意识形态。这篇“中国梦”的讲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中国梦”正式进入官方语汇，成为了中国 2013 年的政治流行语，携带了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并且，普通民众也开始讨论有关“中国梦”的各种话题，使“中国梦”也逐渐进入民间话语，这样的现象理应受到语言学特别是话语分析的关注。因此，本文选取了习近平的这篇讲话作为研究对象，

借助 CDA 的相关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考察这篇讲话，探讨背后隐藏的多重意义。

此外，为了更能凸显“中国梦”讲话的特色，本文还选用了其他领导人的演讲来作为参照，这其中包括前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就职演讲，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关于本拉登之死的演讲、第二次就职演讲和 2012 年的新年贺词，还有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台湾最高领导人马英九从 2009 年到 2012 年的新年贺词等。通过对比参考其他的政治演讲，既能看出一般政治演讲的共同特征，又能看出“中国梦”讲话的自身特征，从而做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除了选取了正式的政治演讲，本文还选取了一些与“中国梦”相关的非官方文本，如一些文学、历史著作，博客上的评论等，这些都是作为解读“中国梦”讲话的辅助文本，以便更深入地探讨“中国梦”的多重内涵和意义。

总之，围绕“中国梦”讲话，本文选取的文本既有正式的官方语篇，也有非

正式的民间话语，不仅有中国文本，也有西方文本，尽量做到语料的全面和完整。 关于数据的统计，根据系统功能语法分析的重点，即及物性、语态、语气、逻辑功能、主位、信息结构和衔接等语言手段的使用，主要以小句为单位，本文分别统计了讲话中各个语法系统的小句数量以及在每个系统内部各个小类的具体分布情况；情态系统的分析包括情态助动词和人称代词，这两个形式是以词为单位，分别统计出讲话文本中所有情态助动词和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统计的结果会以图表的形式在本章中展示，并且还对这些数据进行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本文是在 Fairclough 的话语分析三维模式下来解读这篇讲话，第一步是在Halliday 系统功能语法的框架下对文本进行细致的文本描述。根据系统功能语法语言的三大功能出发，每个功能下面具体考察了几个小类，主要及物性、语态、逻辑功能、语气、情态、主位、信息结构和衔接等语言手段。

话语分析三维模式的第二步和第三步，话语实践的阐释和社会实践的解释，是语言学外部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主要集中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由于涉及到一些社会经济因素，文中会引用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一些文章作为例证和论据来进行辅助分析。

3.1 概念功能

本小节主要考察的有及物性系统、逻辑功能和语态。其中，分析的重点是及物性的六个过程，各个过程在讲话中的分布状况以图表的形式来呈现，一目了然。

3.1.1 及物性

前面已经提及，及物性系统是把人们的经验通过语法形式进行范畴化，能够体现出意义如何在句子呈现。但是，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可能会以不同的语言方式来表达。换句话说，及物性把人类的经验分成六个不同的过程，不同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过程来呈现对某一事件的经验。对于如何选择这些过程来再现事件，是由说话者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经过统计，全文总共 142 个小句，六个过程的具体分布情况见图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