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f state awareness in singapores chinese poetry (1945 1970)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1... ABSTRACT From 1945 to 1970, from the perio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1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earnest appreciation to Dr Wong Yoon Wah （ 王 润 华 博 士 ） and Dr Neo Peng Fu （ 梁 秉 赋 博 士 ） for their constructive and inspirational advices and suggestions on my thesis

Sincere thanks go to my family members for supporting me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s I had in the midst of my study Their love and patience gave me much moral support and motivated me to keep going And also my special thanks to my close friends and classmates for their warm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目录

第一章 第一章 导论导论导论……….1

第一节 研究目的……… 3

第二节 文献回顾……… 9

第三节 概念界定………15

第四节 研究范围………25

第五节 研究方法………32

第二章 第二章 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37

第一节 “现实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异同………41

第二节 多元视野下的新华左翼文学………46

一、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47

二、左翼文学作为马共地下外围势力的政治武器………52

三、左翼文学作为反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左倾作家的书写 方式………54

第三节 本阶段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的概况………58

一、左翼阵营的政党组织与政治诉求………58

二、左翼文学运动的代表性刊物………61

三、左翼文学运动的舞台演出………64

四、左翼诗歌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想象………67

第四节 本阶段新华左翼文学运动对新华文学的影响………72

一、新华左翼文学运动对新华文学的正面影响………74

二、新华左翼文学运动对新华文学的负面影响………77

第五节 小结………79

第三章 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复杂性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复杂性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复杂性……… 81

第一节 新华诗歌中的国家认同………82

第二节 新华诗歌中的民族认同………94

第三节 新华诗歌中的文化认同……… 107

第四节 小结……… 115

第四章 第四章 新加坡华文新加坡华文新加坡华文诗歌中所展现的社会图像诗歌中所展现的社会图像诗歌中所展现的社会图像……….117

第一节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 118

第二节 反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主……… 122

第三节 反帝国主义……… 136

第四节 反映劳苦大众被剥削的情况……… 146

第五节 小结……… 154

第五章 第五章 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成因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成因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成因……….155

第一节 国家意识形成的外因……… 155

一、日军侵占激发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初步凝聚……… 155

二、英国的再殖民激发新加坡国家意识的进一步凝聚…… 161

第二节 国家意识形成的内因……… 166

一、新华诗人继承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 167

二、知识分子倾向于反抗和改革社会……… 172

第三节 小结……… 179

第六章 第六章 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转变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转变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转变……….181

第一节 以中国为效忠对象的国家意识……… 182

第二节 以马来亚为效忠对象的国家意识……… 186

第三节 以新加坡为效忠对象的国家意识……… 197

第四节 小结……… 203

第七章 第七章 本阶段新加坡华文诗歌的文学性本阶段新加坡华文诗歌的文学性本阶段新加坡华文诗歌的文学性////艺术追求艺术追求艺术追求……… 205

第一节 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主导下的新华诗歌的文学性……… 206

一、高度重视人民性与群众性……… 206

二、乐观主义构筑精神堡垒……… 214

三、抒情意境基调幽沉……… 220

四、审美缺失：诗句公式化与概念化……… 225

第二节 现代主义创作理论主导下的新华诗歌的艺术追求………… 230

一、崇尚语言美学……… 233

二、应用象征式诗句以表达抽象思维……… 237

三、把诗的纯粹性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241

四、审美缺失：诗意晦涩……… 247

第三节 小结……… 249

第八章 第八章 结语结语结语……….251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253

ABSTRACT

From 1945 to 1970, from the period of restlessness to a smooth transition, there was a group of Chinese poets in Singapore who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hard writing Some of them came from China, others were native born and bred authors; some remained ideologically neutral, whereas others inclined towards

a popular “Left-wing Literary Movement” (or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As a strong form of literary expression, poetry is the poet's external image in the community While most of the researchers are focusing on concerns reflected in the theme of poetry and reality of the content, the writer of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draw more attention on the state awareness concealed

in the poetry

This thesis comprises of eight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about the objective, significance and scope of the thesis The second chapt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Left-wing Literary Movement with introduction of three possible forms of Singapore’s Left-wing Literature The third chapter compares differences amongst state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Singapore’s Chinese poetry The fourth chapter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social concerns and themes of the Singapore’s Chinese poetry during the Anti-Colonialism Period in 1950s and 1960s The fifth chapter analyse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building state awareness existed in the Singapore’s Chinese poetry The sixth chapter gives an in-depth view on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state awareness in the Singapore’s Chinese poetry with the switch of loyalty from China to Malaya and eventually Singapore The seventh chapter examines the aesthetic concerns of the two main different styles of poetry writing, i.e realism and modernism The final chapter concludes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highlighting state awareness in the Singapore’s Chinese poetry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writer also attempts to detect the diverse desires of state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from many poems written by the leftists during the time classified as “Left-wing Literature” Singapore's state awareness is ultimately established due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se desires in the state-founding period

How the Left-wing Literary Movement influence the Singapore’s Chinese fictions, proses and play-scripts in 1950s and 1960s as compared with the Singapore’s Chinese poetry? What are the aesthetic achievements in these fictions, proses and play-scripts? These are some areas that the writer proposes

for further research

1968 年 3 月，新加坡文史学家方修认为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是从 1919 年 10 月开始的：“按照现存资料看来，一九一九年十月初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可以视为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因为从这时候起，开始有了多量的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语体散文，包括议论散文，杂感散文，记叙散文等，在该版的时评栏、新闻版，及副刊《新国民杂志》上面陆续出现。”2

中国学者郭惠芬则认为新华现代文学的开端应该是 1919 年 6 月 5日，因为《国民日报》副刊《国民俱乐部》的编辑在这一天刊登了一则启事，正式提倡新文艺，反对旧文学，“揭开了马华新文学史的第一章”

1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以后，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也随着 政治上的分野而分道扬镳。换句话说，1965 年 8 月 9 日以前的马华文学（亦称

“新马华文学”）包含新马两地的华文文学，而在这个新加坡独立日过后的马华文 学纯指“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2

见方修<马华新文学简说>，《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 学书屋，1986 年 4 月），页 12。中国学者徐迺翔接受方修的这个观点，他也以

《新国民杂志》的创刊日作为“新加坡华文文学萌芽的一个标志”；见徐迺翔执笔

<初创时期的新华文学>，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 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年 10 月），页 4。

。无论是根据方修的判断或者郭惠芬的考查，新华文学的源头始于五四运动之后，是为不争的事实。

至于新华文学范畴内的“新加坡华文诗歌”（下称“新华诗歌”），根据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第六集（诗歌）中的<导言>，新马诗坛最早出现的新诗是苏厚禄发表在 1919 年 12 月 29 日《新国民杂志》上的<懒工的忏悔>4

。郭惠芬相信甲未发表在 1919 年 9 月 12 日吉隆坡《益群报·文艺》上的诗作<大钟楼怀新>，是最早由马华作者创作的描写本地内容的新诗，“由此开始，马华新诗与马华新小说、新散文、新戏剧等共同构成马华新文学的整体，并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5

郭惠芬以<大钟楼怀新>作为马华第一首新诗的这个史观虽然受到新加坡梁春芳的质疑

6

，但新华诗歌始于 1919 年的事实也是不容否认的。

从 1919 年开始，新马华诗坛经历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新兴文学运动、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抗日救亡和诗歌大众化运动、1940 年代末期的“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反殖民运动（Anti-Colonial Movement）和爱国主义文学运动，1960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Left-wing Literary Movement，亦称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本文所要论述的文学创作中的国家意识，便是着眼于沿着这条历史脉络、继承这个文学血缘而发展起来的 1945 年至

1970 年（下称“本阶段”）的新华诗歌。

3

见郭惠芬<马华新文学史起点的新界定：《国民日报》与《益群报》探析>，《亚 洲文化》第 24 期（2000 年 6 月），页 166-179。转引自郭惠芬<导论>，《战前马 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2 月），页 1。

4

转引自王润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 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4 年 10 月），页 23。

5

见郭惠芬<导论>，《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页 1-2。

6

梁春芳认为，<大钟楼怀新>“只是作者的戏谑之作，根本不具备诗的质素。究其 内容，恐怕还是在对所谓的新诗进行挖苦嘲讽。像这样的东西，连打油诗尚且够不 上，怎么能把它当成是马华的第一首新诗呢？”见梁春芳<漂流与变体：战后 20 年 新华新诗的主体性结构>，《文学的方向与脚印·卷一》（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9 年 6 月），页 20-21。

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涉及了在长达 90 年的新马华文学史上一种思想意识的孕育、发展、转向和确立的漫长过程。本文尝试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角度来分析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复杂性，以及这种文学体裁所展现的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形成与转变。新华诗歌中的效忠对象如何从效忠中国转变成效忠马来亚，最后再变成效忠新加坡？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新华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影响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如何衡量本阶段的新华诗歌文学性水平？这些文学性又如何影响新加坡建国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文学的书写？

根据笔者观察所得，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最初凝聚于二战期间日军的入侵，在二战结束后英国重新殖民统治新马时，这种国家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凝聚。我们从不同的认同角度检验不同时期的新华诗歌的内容思想时，可以看出其中端倪。随着历史的进程和政治气候的变迁，新加坡华人的效忠对象自然而然地有所不同；尽管由于政治理想的分歧，独立前后的左翼运动曾经让新加坡人在效忠对象方面出现了短暂的分歧，但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最终仍归于一致。政治因素令现实主义文学曾经在新华文坛上独领风骚，然而，随着现代主义文学风潮的吹袭，这两种文学流派在本区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合流现象。对自身国家前景的深刻关注，让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在后殖民时期得到进一步的表达和发挥。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一些论题探讨之外，本阶段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成因与转变，与同期的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有着哪些方面的异同？这些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具有哪些方面的文学性？新华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影响这些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囿于本文的篇幅，笔者无法展开进一步的论述，这些问题只好留待学界的发掘与研究了。

第一节 第一节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经历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

（anti-colonialism）运动7

，并表现了其独特性：反对殖民主义、左翼色彩与马来亚联邦的微妙关系。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除了要迫切地在国防、外交、经济、教育诸领域建立起自己的管理队伍之外，也要凝聚并强化人民尚处于萌发阶段的国家意识。2004 年 6 月 23 日，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庆祝成立十周年而举办的“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上致词时重申：“当我国宣布独立时，要在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人民当中，灌输全民一心的国家意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不同的族群都对各自的根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从成立自治政府以来的 45 年间，新加坡在培养强烈的国家意识方面，已经大有进展。”8

2009 年 5 月 4 日，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的杨荣文在<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一文中，也高举新加坡国家主义的旗帜：“在二次大战以后，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兴起，力图使本身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分离。因为只要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群众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新加坡的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我们社会的多元种族基础上，并且考虑我们的殖民地历史和区域现实。”9

新加

坡 领 导 人 对 “ 国 家 意 识 ” （ state awareness ） 和 “ 国 家 主 义 ”

（nationalism，亦称“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的一再提及，在在说明这些意识形态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所扮演的触媒角色。这促使笔者决定以国家意识作为本文中心探讨的对象，希望从全方位视野去审视本阶段新华诗歌中这个重要的文化内涵。

7

李光耀曾说过：“（英国）保守党政府一心一意要扼杀殖民地人民新兴的民族主 义精神，以期保住英帝国。这只会引起混乱。到时，马来亚共产党将壮大起来，足 以把英国军队逐出马来亚。”见<有个奋斗的目标>，李光耀著，陈新才、张清江、 梁文宁译《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 年 9 月），

杨荣文在前述文中所提到的“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指由当年的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简称“马共”）所掀起的一场结合政治、教育和文化的风云雷动的社会运动。英国军队重回新马后，迅速成立了临时性的军事政府以统治这块土地；1945 年 10 月，英国殖民地政府首次把新加坡从马来亚脱离出来，成为直属殖民地。新马人民在争取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走着南辕北辙的两条路，一条是如李光耀那样，透过宪制谈判以争取自己当家作主10

；另一条则是主张武装斗争，像马共所组织

的 武装部队——“马来亚民族 解放军”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11那样，企图把英国殖民地政府驱赶出新马。由于马共领袖领导反对马来亚联邦的华人进行罢工和武装斗争，捣毁铁路和公路，突击英军和警察局，破坏欧洲人的胶园和锡矿，严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英国殖民地政府遂在 1948 年 6 月宣布新马进入紧急状态12

，同年 7 月颁发紧急法令，大规模逮捕马共党员和支持马共的工会领袖和学生，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最终被迫退守到森林中13

。离开了森林的马共在新加坡虽没像在马来亚那样与英国殖民地政府进行公开的武装冲突，但共产主义者和亲共人士却利用新加坡人民对争取独立的渴望，把共产思想输入工会组织和学校里，

10

李光耀曾说：“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 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闹 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 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见李光耀<有个奋斗的 目标>，《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 150。

11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根据地是建立在没有政权机构的马泰边境。英国政治部 人员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 把“马来亚 民族解放军”译为 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可是，根据马来亚共产党当年的各种宣传资料以及马共总书记陈 平的解释，用 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比较能够反映原义。见卡尔·哈 克、陈剑<马来亚紧急状态简说>，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6 年 8 月），页 1。

12

马来亚的紧急状态从 1948 年 6 月实施，一直到 1960 年 8 月，即马来亚独立后三 年，才由马来亚政府宣布结束。

13

见<战后的新加坡（1945-1955A.D.）>，罗佩恒、罗佩菁合编《新加坡简史》

（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2004 年 5 月），页 112-113。

煽动被压迫的劳动阶层与雇主对抗 ，煽动华校学生与校方对抗 。左翼分子渗透进人民行动党，造成人民行动党分裂；他们置放红旗土制炸弹，抛掷手榴弹，炸死无辜小孩和百姓，这一切在新加坡引起了混乱和恐慌。可以这么说，怀有政治动机的暗杀案件、暴动和罢工事件层出不穷，导致新加坡人民在二战后仍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16

与此同时，新马华人领袖陈六使在 1953 年发起创办南洋大学（下称

“南大”）。南大在 1956 年开始上课，它是新马各阶层华人的血汗结晶，是华文教育的堡垒，不过，南大在本阶段经历了三份评荐检讨报告书

14

例如 1955 年 4 月，新加坡亚历山大路的福利巴士车厂发生了因老板开除工友而 引起的巴士工人罢工事件，冲突演变到最后造成四人死亡，受伤人士不计其数。

15

例如 1956 年 10 月 25 日，新加坡发生学校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动乱，上千名受共 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华校生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静坐示威，事件以政府的全面镇 压、不少学生受伤告终。

16

统计数字显示，单在 1955 年 4 月至 12 月的九个月里，新加坡一共发生了 260 起 罢工事件。见邓莉蓉<从动乱走向昌盛——我国自治 50 年回顾>，《联合早报》，

2009 年 6 月 5 日。

17

1959 年 1 月，南大与英国殖民地政府聘请西澳大学副校长 S L Prescott（白里斯 葛）、哈佛大学教授洪煨莲、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恩 威和菲律宾东方大学教授谢玉铭担任南大评荐委员，《白里斯葛报告书》在同年 7

月 22 日出炉。见胡兴荣《记忆南洋大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6 月），页 46。

18

1959 年 7 月 23 日，时任新加坡教育部长的杨玉麟任命新的委员会检讨《白里斯 葛报告书》以及研究南大改组的程序与范围，委员会主席是资深公务员魏雅聆医 生，委员包括翁姑阿芝、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授符气林与黄丽松博士、《星洲日 报》总编辑廖颂扬、《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和 B.R.史林尼哇山，《魏雅聆报 告书》在 1960 年 2 月 9 日发表。见《记忆南洋大学》，页 48。

19

1965 年 1 月 20 日，南大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聘请马来亚大学教授王赓武和汤寿 柏、星加坡大学教授王叔岷、工艺学院许少治、经济发展局林和合、教育部卢曜及 刘孔贵教授组成课程审查委员会，检讨南大各学院急应兴革的事项，《王赓武报告 书》在同年 9 月 11 日发布。见《记忆南洋大学》，页 75-76。

校园并三次展开逮捕学生和毕业生的行动 ，让这所“小贩、的士司机、三轮车夫也有份的大学”21

的前途蒙上阴影。

新加坡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不只经历了国内的动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审视与判断也有欠全面和深入。1954 年 11 月 21 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在维多利亚纪念堂正式成立。这个由一群工运领袖、教师、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所组成的政党，最初的成立宗旨非常单纯，即前文所提及的“透过宪制谈判以争取自己当家作主”，以为把英国统治者赶走，新马便能顺利地合并成一体；但是，他们却不曾预料到，当时马来亚当权派并不抱持相似的想法。新闻工作者出身的新加坡开国元勋 Sinnathamby Rajaratnam（拉惹勒南，1915-2006）就曾在一篇题

为 PAP’s First Ten Years（<人民行动党的第一个十年>）的演讲稿中指

出：“人民行动党当初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英国在新马的殖民地统治一旦结束，一个团结的马来亚将自动地出现。……然而，草拟人民行动党党章的人士却低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加坡内部的种族、文化和社群问题，导致新加坡被隔离在马来亚联邦之外多年，经过合并谈判，才在 1963 年于新的马来西亚旗帜下与马来亚合并。”22

20

1963 年 2 月 2 日，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以“冷藏行动”为代号，派军警进入南大 校园逮捕学生。1963 年 9 月 26 日，新加坡军警再度进入南大，到学生宿舍搜查宣 扬社会主义的禁书、撤销南大学生会《大学论坛》等六种刊物，逮捕了五名学生和 七名毕业生。1964 年 6 月 27 日凌晨，政府调派三千名军警进入南大校园，逮捕 41 名学生并关闭学生会。1965 年 10 月 28 日，南大学生展开反对改制大罢课，军警 迅速占据校园，学生被暴力对待，校方过后开除了百多名学生，并将许多非新加坡 籍学生驱逐出境。见《记忆南洋大学》，页 63-64、73、83。

21

在 1969 年 5 月 24 日的南大第十届毕业典礼上，黄丽松校长表达他对毕业生的愿 望：“我希望你们注意记取：因为你们是南大毕业生，社会将会对你们和你们的工 作较诸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更表关注。你们知道，南大是一间不平凡的大学，是一间 小贩、的士司机、三轮车夫也有份的大学，是一间在苦难中长大的大学，它的一举 一动常在民众的视听里。因此你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有损母校的盛誉。”见《记 忆南洋大学》，页 97。

其实，在新加坡建国之前，李光耀的“一个属于马来亚人的马来亚”的意念便表现得非常坚定。早在 1950 年 9 月，当他刚从英国学成归来新加坡时，即向记者们表示本地华人应该放弃“华侨”（overseas Chinese）和“新加坡华人”（Singapore Chinese）等“妨碍建设马来亚国族主义”的沙文主义式称谓。他认为华人应该凭借自身悠远的文学和历史积累，共同创造马来亚的文化。他设想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建立，在这个社会中，马来亚的国家文化是由多元种族所建构起来的文化，并凌驾于各族文化之上。23

由于李光耀的政见与马来亚掌政者有异，导致新加坡的建国之路并不平坦。

西方学者在论述新加坡过往半个世纪的动乱与成就时，始终把新加坡荆棘满布的建国进程紧紧地与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与顽强斗志维系在一起。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受教育、并在新加坡工作了 12 年的 John Drysdale 在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 一书中指出，新加坡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

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外国势力的侵占与统治，国内的政治动乱、共产党人的挑战，到今天能够蜕变成亚洲最繁华的国家之一，李光耀的英明领导功不可没。他深入分析李光耀和他的政治同侪如何在 1950 年代成功地说服英国政府让他们自治；如何在 1960 年代智取共产党人，取得最终的执政权；如何带领新加坡人从脱离马来西亚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如何摆脱建国初期的贫困和动乱，迈向 1990 年代的繁荣与富足。24

曾多次随同李光

耀到外国访问的 Alex Josey（亚历克斯·佐西）在 Lee Kuan Yew: The

Struggle For Singapore 一书中说：“李光耀的生平主要是关于政府与政

义。” John Drysdale 和 Alex Josey 的这些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学界对新加坡历史的典型看法。

本阶段所涌现的大量与时代命运紧紧相随的新华诗歌创作，不仅展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壮丽画面，更糅合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激进思想。面对新加坡这块承载着复杂历史情结的土地，前辈诗人们总是怀抱着比他人更为炙热的民族情感、文化情感和国家情感，也比他人更勇于面对一些难以规避的课题；他们的创作跨越时空，触发后人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深层思考。这些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基调与前述西方学者的见解相一致的是，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新加坡筚路蓝缕的建国之路，所不同的是某些左翼文学作品的激进思想是西方学者们不表赞同的。对于新加坡的反殖民历史，这些来自民间的诗歌发挥了一定的补白作用，在正史和权威人物回忆录的刚性语言之外，它们让读者更加清楚地感受到新加坡人民质朴无华的建国情感。当时代脚步渐行渐远之际，当历史尘埃渐渐落定之际，本文尝试摆脱学者们过去偏重于对新华文学的“侨民意识”与“南洋色彩”此消彼长的研究模式，而纯粹从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角度切入，在宏观层面上梳理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填补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

第二节 第二节 文献回顾 文献回顾 文献回顾

关于新加坡独立前的马华文学研究，目前学界已经收获甚丰26

， 这些文献显示了几个共同特点：一、以方修为主导的文史研究；二、建立

25

见 Alex Josey（亚历克斯·佐西）著、吴俊刚译《李光耀：新加坡的斗争》（澳 洲：安格斯及罗伯逊（东南亚）私人有限公司（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

1981 年），引言。

26 这方面的论述先后有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卷）、《马华文艺 思潮的演变》、《马华新文学大系》（第 1 至第 10 集）、《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 轮廓》、《马华新文学简史》、《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战后马华文学史

“马华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三、以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四、关注作品中“侨民意识”与“南洋色彩”的此消彼长情况；五、强调作品中的思想性多于文学性。对世界华文文学——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有所钻研的日本学者荒井茂夫（Arai Shigeo）指出：“由方修的研究工作初次让世界文坛认识到马华文学的存在，乃等于无意中打好诞生包括他的传统现实主义观念的上一层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基础。”27

与此同时，新加坡独立后的新华文学研究也相继展开。从文学史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黄孟文、徐迺翔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编》和欧清池所写的《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这三本书涵摄了过去 90 年来新华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此外，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文

化的思考》、《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和

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黄孟文《新马文艺

论丛》、《新华文学评论集》和《新华文学·世华文学》，韩宝镇<新华

初稿》、《新马文学史论集》、《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战后新马文学大 系·小说二集》和《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李庭辉、孟毅、周粲、苗秀、赵 戎、钟祺分别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散文二集、小说二集、诗歌、 剧本、史料），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战后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 活》、《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研究（甲集）》、《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 刊》、《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马华 文现代文学》和《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苗秀《马华文学史 话》，林锦《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

（1945-1959）》，郭惠芬《中国南来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战前马华新诗的 承传与流变》和《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苏卫红<嬗变中的知识分子心态

——新马华文小说研究（1945-1965）>，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 文学（1926-1976）》等。

27

见荒井茂夫<方修论——华文文学发展的启示>，《方修研究论集》（吉隆坡：董 教总教育中心，2002 年），页 236-237。

这些文献具有下列几个共同特点：一、延续方修先前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二、建立“新华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三、 把新华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观测；四、对于作品的思想性与文学性等量齐观。王润华、朱成发和朱崇科等人的论著，也开始涉及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后殖民文学书写的研究。29

但是，上述文献多是介绍性的论述，很少作深入的探讨，再加上涉及的层面太大，时间跨度太长，所以无法就文学的发展提供全貌。在英美

“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学术领域中表现出强烈偏好的王润华对此就有所指涉，他认为过去学者们所做的许多关于新华文学的研究，不是历史性太强就是范围太广泛，深入一个作家的经典作品或针对一个时代的特定课题而做的文学研究并不多见，而且研究者一般都先入为主，他们重视外在因素和作品思想性更甚于文学性本身；但他同时也指出，近几年来，西方先进的文学批评理论逐渐为新华文学研究者所采用。30

从历史的高度鸟瞰，新加坡华文诗歌可以分为古体诗和新诗两大类。新马早期的古体诗所关怀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反对封建陋习和军阀政治，关心国计民生和文化教育，呼吁振兴工业、提高妇女地位。富含文化

28

这个方面的其它相关论述包括：周维介《新马华文文学散论》，朱成发《红潮—

—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方桂香《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以新 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

《蕉风月刊》为个案》，周宁《新华文学论稿》，陈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 论》，王振科《同根的文学》，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潘亚暾《海外华文 文学现状》，朱文斌《跨国界的追寻——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朱崇科《本 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等。

29

博埃默曾对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做过严谨的区分，他认为后殖民文学是指“对 于殖民关系做批判性的考察的文学。他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 文学”，因此，后殖民文学往往带有民族主义文学的色彩。详见博埃默《殖民与后 殖民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年），页 3。

30

Wong Yoon Wah, 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2002), p.82

《枕月斋墨余》，朱添寿《洒落人间尽粉妆》，林群玉《逸飞诗词集》等等。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赵维江指出：“对于海外华人用母语形式进行的文学创作，不应只着眼其载体形式，而应看到这形式下隐含的作者的文化心理，这样才能更清楚地揭示出他们创作的深层动机和意义。”31

至今为止，新华古体诗词研究领域出现了数本学术价值极高的论文，包括李庆年

《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王志伟《丘菽园咏史诗研究》和徐持庆《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这些论文探求中华文化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本土以外的生存状态和海外华人的文化心理，并揭示了新马华文传统诗词文学与中国传统诗词文学之间的承传与影响关系。

在新诗方面，新华诗歌研究的关注面多停留在新诗创作两极化——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研究者多重视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少强调作品的艺术追求，史阳《为人民而歌唱》和梁春芳《文学的方向与脚印·卷一》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系统性研究新加坡建国前后的诗歌的专著并不多见，除了《文学的方向与脚印·卷一》之外，仅见于原甸

《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和潘家福<1959 至 1965 年新马华文诗歌研究>等论著，研究成绩尚待加强。

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中，新华诗歌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也被重点论述。该书在分期论述新华文学时，都有单列一节论及同时期的诗歌；但这部邀请新中两国诸多专家学者参与编写、筹备经年的文学史，却因为在理论上的缺乏统一和学术上的不规范而遭到学者的质疑。32

在《海

31

见赵维江<吮墨暨园书胜情>，徐持庆《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

32

详见朱崇科<书写策略：尴尬与超越之间的游走——以《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 稿》为中心论新华文学的定位>，吴耀宗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 年东 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2 月），页 375-398。

“中华文化特质形成了新华诗歌联系中国文学及其他地区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纽带，……这些文化特质构成了新华文学底蕴的‘中国性’，间接造成了新华诗歌过度信奉与仰赖中国与台湾母体文学，无形中阻碍或延缓了

‘新华性’的发展。”33

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往往是与同时代的历史叠合在一起的，迄今为止，针对新华诗歌——尤其是独立前后时期的诗歌——的研究，除了数量相当有限的文学史论著之外，也体现在一些类似文学回忆录的记载中，包括原甸《我的文学不归路》、槐华《槐华的诗长征》等。此外，涉及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包括：原甸<论钟祺的创作与理论探索>和<六十年代本土文学理论的文本意识>，陈剑（陈松沾）<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新华文学>和<建国前后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概要>，林琼<50 年代新华文坛缩影>和<六十年代新华文坛一瞥>，甫及<激情汹涌的五十年代诗歌>，宗槐<“默迪卡”呼声中的祖国——二战反殖时期的新马华文诗歌>，李庭辉<时代和文艺：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初探>，王初薇<跃动的脉搏：与祖国新加坡共历新生

——略论新华诗人范北羚的诗路历程>和陈宝珠<史英诗风嬗变探讨>等。 在上述的文学史专著或单篇评论中，我始终找不到以国家意识作为主线加以贯穿和探索的论述——除了杨松年在《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

33

见梁春芳<欲拒还迎：斩不断的中国文化纽带>，《文学的方向与脚印·卷一》，

页 187。

和《新马华文现代文学》二书中辟有专章<本地意识腾涨时期：爱国主义文学提倡时期的新马华文文学（1955-1959）>，梁春芳在《文学的方向与脚印·卷一》中辟有专章<本土意识的拓展与深化：马来亚独立前的新诗发展>和<本土意识与漂流意识的碰撞：新加坡独立前的新诗发展>，较多地论述当时新马华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潮之外。方修虽然在《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的第七编<世界思潮冲击期（1967-1976）>中辟有专章

<吟咏国际时事、抒发爱国情怀的诗歌>，周宁虽然在《新华文学论稿》的

<新华诗歌论>一章中辟有专节“颂歌与恋歌：写给祖国”，但是两者论及爱国情怀和蕴含国家意识的诗歌的篇幅稍嫌短了一些，没有充分发挥这个领域的可论述性。至于其它篇章的评论，则多数只是附带论及新华诗歌中的国家意识或爱国主义。本文的书写在于补充这方面论述的不足。

在回顾相关的新华文学研究文献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二、三十年来新华文学研究所经历的一次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从 1950年代中期开始，以方修为主导的“马华文学”研究以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强调作品中的思想性多于文学性，关注面着重于作品中的“侨民意识”与“南洋色彩”此消彼长的情况；到了 1960 年代，“马华文学”这门学科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华文学”。“新华文学”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简称，它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新文学的名词，这个名词大约

在 1965 年开始使用，孟毅（黄孟文）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34

是最早采用这个名词的书。笔者尝试从作者的身份、作品的内容、作品的研究这三个方面来界定脱离“马华文学”后的“新华文学”的独立性。第一、作者的身份。王润华曾指出“今天新加坡作家，随着政治意识的改变，他们不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看作一体，因为‘新加坡华文文学’或‘新华文学’是指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所写的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或其他文体，这些作品，在感情上、认同上、取材上、

34

孟毅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 年）。

社会关系上，都跟新加坡息息相关” 。第二、作品的内容。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建国文学作品是新华文学的一大特色，黄孟文、钟文苓在《吾土吾民创作选》<总序>中指出新加坡建国文学作品“主要在于反映我国人民国家意识的成长，建国的努力，认同感的产生等。还有各阶层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与矛盾，不论是正面的抑或反面的，都能够表现我国写作人在他们作品中反映时代风貌的基本精神与内涵”36

。第三、作品的研究。中国学者古远清指出“不同于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占大多数，新加坡华文文学评论家自然会对主流作家作品怀有巨大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何况新加坡当局不但对华文文学不采取歧视政策，反而把它视为国家文学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便鼓励新加坡评论家去研究本地文学现象及其作品”37

。新华文学研究虽仍延续方修先前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但研究者却把新华文学置于世华文学的框架中观测，而且对所研究作品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同样看重。这个时期的新华文学研究也侧重于对民族认同、文化身份和国家认同的梳理，并开始涉及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后殖民文学书写的研究。

第三节 第三节 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

人类从原始氏族部落发展到现代“国家”（state）制度，其中的明显分野在于前者重在集体的生存手段，后者除了维护集体的生存条件之外，还拥有自主的管理政权。随着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瓦解，现代国家制度

35

见王润华<新加坡华文文学及其研究现况>，《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页 69。

36

见黄孟文、钟文苓<总序>，南洋商报、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联合编选《吾土吾民创 作选》（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 年 8 月）。这套选集共六册：小说上下两册、 散文、诗歌、戏剧、词曲（我们的歌）各一册。

37

见古远清<强化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新加坡文学评论与研究生态考 察>，《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 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页 117。

（capitalist country）和由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socialist country）这两大阵营。在“国家”的概念底下，“国家意识”是指在同一土地上的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形成对国家和人民在情感上认同的总和，包括“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民族认同”

（ethnic identity）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国家意识的建立是后殖民时代最艰巨的社会工程，为了未来的发展，新加坡人有必要在有限的历史记忆中去寻找认同的内核。“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在 Benedict Anderson（安德森）的认知中，共同体是可以凭借

“认同”——或者说是一种“想象”——来建构的。他对人类追寻认同的过程有着生动的诠释，他认为人类的“共同体”即使高至“民族”的层次，仍然是透过“文化认同”所建立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 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 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38

一个文明的社会并不担忧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的种族，最令人担忧的是大家都缺乏想象，因为一旦缺乏了想象，也就没有认同感可言了。在社会的凝聚过程中，关键在于对普罗大众施与想象的压力，让每一位成员都有参与感。安德森曾经尝试提出一个解释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范式，他把“民族”定义为：

（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安德森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归纳为下列几个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

of-state）的发展等。他指出，印刷技术在美洲模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着报纸这种代表印刷技术的产品，世界才能缩小在报纸中展现。地方性报纸创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群体范围，使得民族的意念产生。 长期关注欧洲“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议题的 John Darwin

（capitalism）与印刷技术（print）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家方言（language-（约翰·达尔文）则认为，民族主义的抬头在于殖民主义力量的败退，一旦民族主义者获得争取独立自由的支持力量时，殖民统治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40

拉惹勒南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是争取独立的有效途径”41

。具体地说，“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作为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奠定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的理念基础。

从 1819 年 1 月英国人 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简称“莱佛士”，1781-1826）登陆新加坡

岛至 1965 年 8 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英国人统治新加坡将近 150年。在这个不短的时间轴内，从中国南来新加坡的华人一直把新加坡视为一个工作、经商与生存的地方。对于大多数的南来作家而言，新加坡只是侨居地，英国是这个侨居地的宗主国，中国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国家

Appeared i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 Ministry of Culture, 14

October 1968 Compiled in S Rajaratnam: The Prophetic & The Political, p.141

；“侨居地”一夜之间变成自己的“祖国”，他们努力适应后殖民时期（post-colonial period）的政治氛围，并在祖国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和建构属于自己的“国家文学”。当然，在这个政治过渡时期，难免会有一些左翼作家/左倾作家因着自身的政治理念与“侨居国”新生政权的不同而产生比较负面/边缘化的国家意识和去国怀想43

。 “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中，往往是先有

“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然后才有国家认同；它们构成了国家意识的本源。在新加坡的建国过程中，由于盘根错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国家认同——尤其是自治前后华人的国家认同，是一个建基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上的独立概念，它既脱离不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独自存在，同时又在本质上有异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2011 年 1 月 21 日，

李光耀在 Lee Kuan Yew: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中译为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的发布会上强调了认同感的重要性，他希望新加坡人努力协助维持新加坡的凝聚力与团结，从而维护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并在人民之间互相包容，和谐共处，以形成认同感与归属感。44

新加坡学者符懋濂指出：“族群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基石，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胶合剂，而国家认同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是属于高层次的认同感。”45

无论如何，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三位一体的，这三种认同之间存在着互补互成的密切关系。新华诗人努

42

关于新马华侨的国家意识的转变，本文第六章<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的 转变>中有所论述。

43

关于这些比较负面/边缘化的国家意识和去国怀想，本文第二章<新华左翼文学运 动研究>中有所论述。

力通过自身的视野和调适，在本阶段的诗歌创作中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融合在一起，形成兼具本土熔炉文化特色和中华母体文化渊源的诗学传统，由此展现属于新加坡本土特有的国家意识。

新华诗歌在形式上是以中国新诗的定义为基准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对“新诗”一词的释义：“新诗是我国‘五四’以来，运用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语法结构、采用传统诗歌的分行排列形式而出现的一种诗体。”46

中国新诗的形制伴随着五四运动的传播而来到新加坡，成为新华诗歌的雏形。新华诗歌是有效检验新华文学中所蕴涵的国家意识及其流变的文体。

新华诗歌——尤其是本阶段的新华诗歌——不只在形式上继承了中国新诗的面貌，更在精神上继承了中华诗歌的传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诗”的诠释是：“诗，志也。”在比《说文解字》更早以前的《尚书·虞书·舜典》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中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人关于诗歌定义的最早回答，很好地说明了诗歌的本质意义，同时开创了诗歌关怀社会政治的抒情传统。中华民族是拥有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从战国时期写下“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的屈原，魏晋时期写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曹植，南宋末年写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文天祥，到清朝末年写下“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宝剑歌>）的秋瑾，我们看到了数千年来满怀壮志与理想的诗人们前仆后继的身影，是他们的无畏精神成就了中华文学值得骄傲的文化脊梁。从中华古典诗歌、中国新诗到包括新华诗歌在内的海外华文诗歌，爱国主义文学是中华诗歌传统的一

46

黄 邦 君、 邹 建军 编著《 中 国 新诗 大 辞典 》（ 长 春 ：时 代 文艺 出版 社 ， 1988 年），页 52。转引自郭惠芬<导论>，《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页 4。

已故美国学者周策纵曾在 1988 年率先指出，学者们在研究和讨论海

外 华 文 文 学 时 ， 应 该 顾 及 个 别 国 家 文 学 的 “ 双 重 传 统 ” （ double tradition），即既有的“中国文学传统”（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和海外个别国家的“本土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的特性，以及建立起 “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的观念。他说：“华文文学本来只有本国一个中心，可是近百年来，中外交通频繁，华人人口已遍布海外，凡有许多华人聚集的地区，用华文写作的人也就会多了起来，自然会自己形成一个文学中心。于是在中国本国文学中心之外，也就可能同时存在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或星马华文文学中心，当然也可能形成菲律宾华文文学中心和印尼华文文学中心等等。”48

他的“双重文学传统”和“多元文学中心”论逐渐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并成了往后学者们在论述新马华文学时的重要依据。中国学者吕进也指出：“东南亚华文诗歌有两个来源：本土文化和华族文化。东南亚诗人既有本土情结，又有母土诗学。二者的交融构成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基本特色。”49

吕进对世界华文诗歌的这个看法，代表了中国学界比较前进的观点。1990 年代，杨松年根据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色彩，把 1919 年至 1965年的新马华文学分为八个时期50

，从最初浓厚的侨民意识转移到南洋色彩的萌芽，从马来亚地方性的提倡、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主张，一直过渡到本地意识的拓展、腾涨、继续腾涨，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着这些前期思想意

47

见王润华<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从新华文学到世 界华文文学》，页 37。

48

见周策纵<总结辞>，王润华、Horst Pastoors（白豪士）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

—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歌德学院、新加坡 作家协会，1989 年），页 359-360。

49

见吕进<蕉风与华韵的艺术魅力>，《韶关日报·丹霞》，2007 年 10 月 21 日。

50

见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的起点与分期>，《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 加坡：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页 18。

1955 年至 1959 年界定为“本地意识腾涨时期：爱国主义文学提倡时期”，再次强调了这种文学思潮在新华文学史上的重要性。

在新华文学史上，“爱国主义”一词最早是由马芬51

在 1955 年 12 月于<文艺界联合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一文中提出的，他在文中号召新马文艺界在那个特殊时期联合与团结，在大家有着共同要求与共同方向的基础上，争取民族文化的高度发展。他阐述说：

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要求文艺在爱国主义之前不蒙昧无知，浑 浑噩噩，要求文艺不藐视群众。表现大众生活，向大众的苦斗生活学 习，也领导大众前进。只有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动员大众，文艺与大众 结合起来，才能最有效地捍卫民族文化和发展新文艺。52

马芬认为爱国主义包括：“民族独立、民族平等、民族友爱、民族互助、民族融和的民主主义的民族关系的具体内容”；大众主义则是：“文艺从群众中来，亦回到群众中去，吸取生命与热力！到民间去，然后才能到门迪加去！”53

1956 年 3 月 18 日，新加坡文化协会召开文化工作者响应马来亚独立运动大会后，发表了<全星文化界响应独立运动大会宣言>。这篇在新华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正式提出“马来亚祖国”这一国家概念：

51

马芬（1937-），原名林君靖，又署韩玉珍、穆春迟，祖籍河南，生于马来亚槟 州。1950 年代中期率先倡议“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号召马华作家扬弃侨民意 识，以主人翁姿态创作具有马来亚特色的作品；并与冰梅积极筹组新加坡文艺写作 者协会。1962 年和 1963 年，先后以长篇诗剧《丹那苏布尔》和《茉莉公主》获南 大周全校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第二名和特优奖。

52

马芬<文艺界联合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修改于 1956 年 3 月，发 表于《生活文丛》第 10 期。引文见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 坡：教育出版社，1971 年），页 303。

53

同上。

这是衰老腐朽的殖民地主义即将逝去的年代，这是和平独立的马 来亚祖国即将诞生的年代。在今明之交的艰苦时刻里，我们文化工作 者愿在伟大的反殖民地主义的独立旗下，响应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 加强团结，加倍努力，为促使全民的共同理想的实现而奋斗。……马 来亚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马来亚极需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以赶上形 势之需要。马来亚三大民族的爱国主义文化要向前发展，要得到提 高，首先必须摆脱一切钳制文化事业的枷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 碍。54

马华文艺界在回应新加坡文化协会的上述宣言时，倡议以“爱国主义

文 学 ” 置 于 前 者 所 提 及 的 “ 爱 国 主 义 文 化 ” 的 框 架 上 ； 杜 红 在

<展开爱国主义文学运动>一文中便提出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创作口号。他说：“爱国主义文学的创作目的在争取祖国马来亚的独立、自由、民主与和平。”他概括了“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具体内容：“（一）加强马来亚人民的国家观念。因为这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如果人民的国家观念淡薄，爱国主义是无从产生的。目前马来亚人民的国家观念是很微薄的，这

是 由于民 主思 想 的备 受 压制 ，民 族主义 之被殖 民地 主义尽 力 纵肆 而致。……（二）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激发人民的爱国精神。”55

杜红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和口号。

马芬较后还以穆春迟的笔名写下<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一文，进一步阐述结合“大众主义”与“爱国主义”要义的“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意义：

《汇流》只出版三期就被迫停刊。

我们文艺的大军，驰骋在广袤的马来亚原疆。她要为自己，高擎 一面簇新的旗帜；她要为自己竖立战斗和进军的行动方向盘。那飘扬 的旗帜，使蜇伏在寒夜阴霾角落的，也抹开惺忪睡眼，看到一条开阔 的路；更使那魑魅魍魉，牛鬼蛇神，黄色的妖孽，灰色的幽灵，白色 的阴魂，为之震栗，惊慌。对于健康的，这是行进与飞跃的讯号；对 于颓废腐朽的，这是死亡末日的挽音。56

1956 年 5 月 6 日，《人间》编辑部特地邀请了文艺界人士举行一个座谈会，讨论有关爱国主义的问题。在座谈会上，《时代报》代表阐释了新马“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就是爱马来亚，这点先要弄清楚。因此，爱国主义就必须以马来亚作背景，反映当前的现实，鼓起人民的爱国热情，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民主与和平而奋斗。外国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可以介绍，但必须有助于马来亚的独立运动，符合马来亚人民的利益”。

57

方修对爱国主义文学的定义是既清晰且实质的：“‘爱国主义文学’这一口号，应该是各种文学流派的团结的标帜，或作为大家在创作上的思想基础。马来亚现有各种流派的文艺作者，无论他的创作方法或所持主张，是属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还是新写实主义的，都可以在‘爱国主义文学’的口号下联系起来，在文艺上共同参加独立建国的工作。”58

马华文学评论家赵戎则为新马华文学的爱国主义文学拟定了“四

56

穆春迟<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原载《生活文丛》11 期（1956 年 5 月）。 引文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页 309。

57

李横记录<爱国主义文学座谈会>原载《人间》第 2 卷 11 期（1956 年 5 月）。引 文见赵戎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 年），

页 109。

58

方修<一九五六年的马华文艺界>作于 1956 年 12 月 12 日。引文见《新马文学史 论集》，页 84。

“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与“爱国主义文学”虽然在定义上有所不同，但两者的大前提皆在于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向马来亚华人灌输国家观念，应该粉碎狭隘的种族主义，提高华人对马来亚的归属感，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时冀望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讨伐各种不良的写作风气，树立真理与正义的典范。

1965 年新加坡建国之后，拥护当权派的作者们通过人民行动党机关报《行动报》以及报章副刊、文艺刊物等歌颂新加坡立国，为建设国民意识而服务，为工业化而欢呼，也为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而奋笔疾书。赵戎指出，建立国家与爱国的思想意识是新马华文学的三大特征之一：“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并不是香港那样只是一个工商业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意识，否则无法叫人民向其国家效忠的。所以，建立国家意识，培养国民的爱国观念是当前的第一要务。也唯有这样才能使那些觊觎我国的野心者无从下手。”60

赵戎对建立国家意识的诠释，也是笔者书写本文的动机之一。

从 1956 年 1 月英国政府与马来亚民选联盟政府在伦敦举行马来亚独立谈判，至 1957 年马来亚立国，1959 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权，1965 年新加坡独立，再到新加坡建国后的数年间，爱国主义文学思潮就一直是新马华文坛主要的思潮。文学思潮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流行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潮流，它与特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想相关联，体现了一定历史时

59

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作于 1959 年 9 月 21 日新加坡郊外的未明楼。引文 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页 101-102。

60

赵戎<从文学建国到建国文学>作于 1992 年 4 月。引文见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 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 年 10 月），页 283。

；毋庸置疑，这个时期的新马华文学——尤其是华文诗歌

——是以“爱国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主旋律和最强音的。

第四节 第四节 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

关于新华文学史自 1919 年以来的分期标准，从方修开始，历来不同专家学者抱持不同的看法，学界至今尚无一致定论。方修把 1920 年至

1956 年的马华文学分为七个时期，其中 1949 年至 1953 年是“紧急状态初期的马华文学”，1953 年至 1956 年是“反黄运动时期的马华文学”。

62

马来西亚作家孟沙把 1919 年至 1956 年的马华文学分为八个时期，其中

1948 年至 1953 年是“紧急法令时期”，1953 年至 1956 年是“反黄运动时期”。63

根据杨松年的分期法，1950 年至 1954 年是“本地意识拓展时期：反对黄色文化运动时期”，1955 年至 1959 年是“本地意识腾涨时期：爱国主义文学提倡时期”，1960 年至 1965 年是“本地意识继续腾涨时期：后新加坡自治时期”。64

上述三人的分期虽然各有不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同 1950 年代初、中期符合方修所描述的文学景观：

61

见<文学的源流>，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年 4 月），页 610。

62

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加坡：T.K.Goh，1978 年）。转引自杨松年

<新马华文现代文学的起点与分期>，《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页 13。不 过，在《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一>和<导言二>中，方修对自己之前所做 的新马华文学史分期作了些微修正与延伸，即把 1953 年至 1957 年定为“反黄运动 时期”，1957 年至 1966 年为“反黄运动退潮期”，1967 年至 1976 年为“世界性 思潮冲击期”；见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63

孟沙《马华文学杂碎》（吉隆坡：学人出版社，1986 年）。引文见杨松年<新马 华文现代文学的起点与分期>，《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页 14。

64

见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的起点与分期>，《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页 18。

农民的灾难，劳动工人的挣扎，小市民的苦闷，知识青年与学生的奔走呼号，以至各阶层人士的渴望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等等”66

。

1979 年 8 月，黄孟文曾将新马华文学史分为三个时期：（一）从马华文艺的滥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马分家；（三）从新马分家到一个适当的时期。67

他强调在新马华文学史上，第二个时期（即 1945 年至 1965 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不只‘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概念被肯定了，人民的‘国民意识’也初步确立了。大家过了三年八个月水深火热的日治时期生活，也曾经在紧急法令下被迫迁，过着简朴、凄苦的生活。人民目睹了殖民主义者的溃不成军（根本是不堪一击），又看到他们挟着美国原子弹的余威重临新、马再度统治与欺压人民……于是乎，反侵略、反殖、反封建的呼声响彻云霄，人人高喊‘默迪卡’，争取独立。这些波涛汹涌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个时期，也大都被小说家们描绘了出来，非常具有时代性与社会性。”68

在各种不同的分期法中，陈贤茂认为黄孟文的这个分期法比较合理。69

65

在已故马共中央委员 Rashid Maidin（拉昔·迈丁，1917-2006）的描述下，新村 的景象是这样的：“殖民主义者把所有的马来甘榜和华人村落赶光，把留下稻谷焚 烧，让村里的果树给松鼠糟蹋。被迫迁的人民一无所有，带着破烂的家具，住进以 铁丝网封锁的集中营里，夜间实施宵禁，白天行动受限制，没有自由，苦难重 重。”见<越狱成功>，拉昔·迈丁著、阿凡提译 《马共中央委员拉昔·迈丁回忆 录——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页 42。

66

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及其轮廓——为朝日新闻社《亚洲展望》季刊作>，《马华新 文学及其轮廓》（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4 年 5 月），页 15。

67

见黄孟文<后记>，《新马文艺论丛》（新加坡：世界书局，1979 年）。

68

见黄孟文<序>，苏菲《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 社，1991 年 11 月）。

69

见陈贤茂执笔<1965 年以前的新马华文文学>，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 史·第一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 年 8 月），页 52。

王润华虽然未曾对新马华文学史进行分期，但他同样认为“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政治的认同，文学中较重要的基型文学主题与意象也跟着改变了。这时铁戈<我们是谁>一诗最能说明新加坡要重新寻找与确定自己的身份的政治意识”70

；此外，王润华也同意二战结束后到新加坡独立这段期间对新华文学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时期“新加坡华文文坛跟前一时期比较，在作者身份，作品本质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变化。这个时期除了少数作家仍然是在中国出世、受教育，思想定型后才移民来新加坡外，主要作家都是在新加坡生长的年轻一代”71

。史英对战后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批判与黄孟文如出一辙，他还指出“本地意识清晰地强化后，爱国主义思想随之而萌芽，诗人们怀着深情的眷恋，歌唱马来亚、歌唱新加坡，已成为五十年代诗作中主调之一” 72

。 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绪论中，徐迺翔将新华文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之前，下篇是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之后。上下篇共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初创时期（约 1919 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时期（约 1937 年至 1945 年）、战后时期（约 1945 年至 1965 年）、新加坡共和国时期（1965 年以后）。尽管这篇绪论是由徐迺翔执笔写成，但我们却可视这样的分期法是这本论著的另一位主编黄孟文所首肯的。比较这个分期和黄孟文曾对新华文学所做的分期“1945 年战后至 1965 年至新马分家是第二个时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其中的相同之处，即 1945 年二战结束至 1965 年新加坡独立的 20 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时期。苏卫红

71

见王润华<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 学》，页 14-15。

72

见史英<乡土意识强化后，爱国思想遂产生——五、六十年代争取独立时期的诗 歌特点>，《新华诗歌简史》（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2001 年 4 月），页 9。

期，相信有考虑到这个文学史阶段的代表性。无独有偶的是，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和潘家福<1959 至 1965 年新马华文诗歌研究>，分别以 1945 年至 1959 年和 1959 年至 1965 年作为研究年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那个时期的重要性。

本文之所以界定 1945 年至 1970 年为研究期，一方面是因为根据前述的杨松年的文学史分期法，这个时期的前 15 年是本地意识拓展、腾涨和继续腾涨时期，特别是 1955 年至 1959 年的爱国主义提倡时期，更让笔者对那个时期诗歌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把研究年份延伸至 1970 年，可以比较新华诗歌的主体意识在新加坡独立前后的不同体现。

本阶段是新加坡社会动荡和变革的 25 年，更是各个政治势力纷纷抬头，在政坛上展开激烈角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新加坡人民经历了从殖民统治到自治邦成立，再到加入马来西亚的阶段，“由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认为，合并能够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并有助于剪除人民行动党内的左翼分子。东姑政权意识到，人民行动党倡导的‘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会威胁马来人领袖赖以生存的

‘马来人至上’的信条”。73

新马两地政府最终因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镳。在独立之前，新加坡不幸地爆发了种族冲突，也爆发了多起警民冲突事件，全岛戒严，人心惶惶。新加坡历史曾走过一段充满暴力的思想意识斗争，她最终能够取得独立自主权，让星月国旗飘扬在南中国海的这片土地上空，并非顺理成章的事；由于政治上的纷乱和斗争而产生意识繁复的文学作品，所以本文圈定这个时期的华文诗歌作为研究范围。

唱”；二、1949-1953：“沉寂的年代”；三、1954-1959：“为独立而歌”；四、1960-1965：“新时代的激情”。

在 1946 年至 1948 年这个“向新的现实歌唱”时期中，原甸指出“人民固然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着和平和胜利，但是二战遗留下来的生活问题，又严酷地摆在新马人民的面前”74

。面对着人民在战后陷入困境的生活，诗人们莫不提笔书写反映，例如大礼<谁给我受的罪>沉痛地为读者勾勒出“香蕉纸”（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发行的钞票）被政府作废后小市民的悲苦生活；黑雷<街上>义愤填膺地描写非法小贩如惊弓之鸟的生活。面对着全球反殖的风潮，有些诗人以直接的诗句表现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与对新时代的期许，如光道<诉>，丁家瑞<向伦敦宣告>，凌佐<海洋>，陈君平

<你应该前进，星加坡！>，大礼<向灰色的天空挥舞>，桃木<不合理、要反抗>；有些诗人则借着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的赞美，表露对民主的追求和歌颂，如丹影<惠特曼颂>；资深诗人刘思<正义的表现>歌颂当时驻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部队的人道主义精神，赞美他们拒绝前往印尼参与镇压人民的独立战争。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和作品首推铁戈的诗集《在旗下》、米军的诗集《热带诗抄》、丁家瑞、彦群、漠青和若耶集体创作的长篇朗诵诗《怒吼吧，新加坡！》。铁戈的诗歌是“迎着大的题材前进”

75

，他以长篇形式记录盛大群众场面的诗作“气魄雄浑、波澜壮阔”76

。米军是“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寻觅着作品的内容”77

，作为一名中国南来的文艺作者，“他用他的独特的风格述说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

自己也分享、分担了这些感情，融入他的诗作里面” 。《怒吼吧，新加

坡 ！ 》 则 是 “ 马 华 诗 人 以 较 宏 博 的 诗 幅 挥 写 历 史 诗 行 的 尝 试”79

。 原甸将 1949 年至 1953 年的马华诗歌时期定名为“沉寂的年代”，因为这个时期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在马来半岛上颁布紧急法令的初期，“言论出版的限制特严，要求独立自治成了忌讳，反殖呼声空前低沉。一般作品都避免触及当地的重要现实，特别是当地的政治问题”80

，所以这时候

“反殖的昂扬的歌声转趋低沉，琐碎的社会现象成了吟咏的对象”81

，

“只有零星的歌手，不堪难忍的寂寞，对休戚的生活弹着节奏低慢的七弦琴，回唱慢吟”82

。这时期的优秀诗篇包括周粲叹生命愁苦的<死>和<生命>、着眼于社会现实的<拉风炉的>、<神女>、<街>、<小巷的哀歌>和<俱乐部之歌>，丘絮絮宣泄对冷酷现实的不满的<悼月妹>，吴白鹤反映学校教育问题的<学童>和<奶牛>，温梓川调子柔和的抒情诗<海滨小景>，鲁彬渗透着时代伤痕的系列乡野诗章<城外之音>、<村声>、<种菜人家>、<贫民窟>和<彭亨河畔>，威北华折射反殖民意识的<石狮子>等。

进入 1954 年至 1959 年这一“为独立而歌”的历史时刻，“一方面国际上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浪潮风起云涌，给很大的鼓励和激励于新马人民；另一方面在新马内部，人民要求独立的意志和力量在强大的压力

78

见方修<战后初期（1945-1948）>，《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页 18。

82

见原甸<向新的现实歌唱（1946-1948）>，《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

页 93。

下始终坚不可摧，而且在觉醒的青年带动下，更有了新的突破” 。新马华诗歌队伍由此展现高昂的独立歌声，如杜红<高加索山的罪犯>，费加

<号角>，马斯<雨水，淋不湿我们的欢呼>，蓝文溪<渔火>和钟祺<默迪卡>；发出对祖国山河的歌颂和参与国家建设的愿望，如常夫<我在马来亚的原野奔驰>和沙飞<第一次挑担>；反映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如高宁<一粒也别让它失落>；迎接新兴国家生活的喜悦之情，如杜红<当我从书页中走出来的时候>，坚石<白裙子的姑娘>，吴岸<晚会>，占戈<大鼓响着>，彬萌<纸鸢孩子期望着>和莎茄<六月>；古辛、白丁和炎羊高举华文教育大旗的集体创作《南大颂》等。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和诗作包括杜红《五月》和《树胶花开》，钟祺《自然的颂歌》和《土地的话》，周粲《孩子底梦》、《青春》和《云南园风景画》，马阳《山民曲》，鲁彬《号角》和范北羚《召唤》等。

1960 年至 1965 年，在新加坡宣布独立之前的这五年间，原甸将之定名为马华诗歌“新时代的激情”，因为“新马的自治和建国，标志着英国在新马长达百余年的殖民主义统治遇到了巨大的挫折；也标志着新马人民长期以来前仆后继、为民族独立英勇奋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84

。敏感的诗人们抓住这难得机遇，写下多篇振奋人心的歌颂独立自主的诗章，如鲁彬<两只白鸽>，蓝金<竖琴>和<父亲，别再怨责我>，马田<给母亲>和<给工作中的伙伴>，莎茄<孩子别怕>和<给>，静星<年青的挑石姑娘>，原甸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李贩鱼<我永远站在祖国土地上>，忧草<我凝望着拜伦的像>。其中有些诗人在为祖国庆生之际，也没忘了对祖国的明天进行深刻的思考，如原甸<爱的向往>和槐华<誓言>；以及关注祖国人民的生活困境，如长河长篇叙事诗<无名河，哼哀歌>、<捐躯>和<露宿街头

83

见原甸<为独立而歌（1954-1959）>，《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页 98。

84

见原甸<新时代的激情（1960-1965）>，《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页 134。

《青春的哭泣》，槐华《水塔放歌》，吴岸《盾上的诗篇》，李贩鱼《在生活的道路上》，严思《风雷集》，韩玉珍长篇诗剧《丹那苏布尔》和

《茉莉公主》。

1960 年代中期之后，尽管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诗歌创作仍是新华诗坛的主流，但现实主义诗人们往往难以突破自身划定的审美局限，导致现代主义诗歌悄然进入这个文艺园地，开始与现实主义创作分庭抗礼，尤其

是在 1966 年至 1970 年新加坡独立后的五年间，前卫诗人们高举现代主义的大旗，以审美为主的诗歌创作一时蔚为风气。笔者权且将这个时期的新华诗歌称为“现代主义创作冲击现实主义期”，贺兰宁编的《新加坡 15诗人新诗集》是这个时期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主义诗人合集，15位合著诗人都是新加坡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中流砥柱：谢清、蓁蓁、零点零、贺兰宁、莫邪、夏芷芳、流川、南子、牧羚奴、孟仲季、林方、完颜藉、沈璧浩、吴伟才和文恺。他们当中所出版的现代诗集包括：牧羚奴

《巨人》和《牧羚奴诗二集》，贺兰宁《天朗》，英培安《手术台上》，泡蒂《火的得意》，南子《夜的断面》，流川《晨城》，谢清《哭泣的神》，文恺《树和他的感觉》。

本文将在较后章节中，针对上述五个时期的一些诗篇作进一步的介绍和论述。

第五节 第五节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本文的书写基本上是采用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法。笔者通过对本阶段新加坡和马来亚社会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生态的纵深了解，综合阅读那个时代的文学史资料和诗歌作品，学者们对那个时期诗歌创作所进行的研究与论述，全面掌握当时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内涵和发展脉络，宏观

而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潮，进而对这 25 年间来自多层面的新华诗歌进行综合性的梳理和述评。

在历史、社会和政治生态的资料方面，笔者参考了亚历克斯·佐西

著、吴俊刚译的《李光耀：新加坡的斗争》（Lee Kuan Yew: The Struggle

For Singapore）、John Drysdale 的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李光

耀的《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和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时报集团出版的 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Chan Heng Chee and Obaid ul Haq 合编

的 S Rajaratnam: The Prophetic & The Political，Karl Hack and Jean-Louis Margolin, with Karine Delaye 合编的 Singapore from Temasek to the 21 st

Century: Reinventing the Global City，Marc Fry, Ronald W Pruessen and Tan

Tai Yong 合 编的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s on

Decolonization，罗佩恒、罗佩菁合编《新加坡简史》，钟锡金《星马华

人民族意识探讨》，严崇涛《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位老常任秘书的回顾和反思》，胡兴荣《记忆南洋大学》，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Rashid Maidin（拉昔·迈丁）著、阿凡提译的《马共中央委员拉昔·迈丁回忆录——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和方壮璧《“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回忆录》等书籍，冀望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去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 关于国家意识的文献，笔者参考了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和《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安德森著、吴睿人译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崔 贵 强 《 新 马 华 人 国 家 认 同 的 转 向 1945-1959·修订卷》，符懋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谭凯<继承与开拓——从新加坡华文作家的认同问题看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