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luses of the han wei and jin periods 4

第四章 仕宦态度之剖析 前章已指出研究对象因仕进受挫而拒仕的百分比很低，而且此因素的影响力在东汉以后渐失。因无仕志而拒仕者的百分比却居高，且有随时代而渐增的现象 （见前章表 2 和表 3），这说明本文研究对象对仕宦事业或前途的关切程度自东汉以后开始下降；而坦然说性不好官之人物的出现也反映研究对象的仕宦态度发生变化。此外，前章也指出研究对象即使拒仕理由相同，仕宦态度可能不

第四章 仕宦态度之剖析

前章已指出研究对象因仕进受挫而拒仕的百分比很低，而且此因素的影响力在东汉以后渐失。因无仕志而拒仕者的百分比却居高，且有随时代而渐增的现象

（见前章表 2 和表 3），这说明本文研究对象对仕宦事业或前途的关切程度自东汉以后开始下降；而坦然说性不好官之人物的出现也反映研究对象的仕宦态度发生变化。此外，前章也指出研究对象即使拒仕理由相同，仕宦态度可能不同，反过来说，拒仕理由不同者态度未必不同，因此有必要观察他们的仕宦态度。

本章所说的仕宦态度，指的是研究对象对仕宦事业重视的程度，衡量的方法是看他们是否把入仕为宦当作人生的目的，是否积极热切地想入仕当官，是否视仕宦事业的经营为首务，生活的中心是否就是官务和治事，对仕宦生涯或官事之好、恶程度如何，当必须有所取舍时是否愿意放弃之等。另一重要衡量指标是看他们是否忠君、是否自居人臣，有无仕宦责任感，以及是否彻底脱离政治的世界。这是因为前章的探讨显示有些研究对象居位却“以酒废职”，或者可凭个人意愿应或拒征召，有些则性不乐为吏，因此有必要观察居位却不肯务事者是否欠缺责任感，以及性不好官者比较受个性影响，还是更受仕宦责任感左右。

正如前章所示，研究对象看待仕宦问题的态度多种，而且十分复杂，欲审视之，或者比较、剖析之，必须分类；欲分类则须先有一可据的分类的标准。本文既然旨在探讨拒仕现象之成因，因此很有必要知道拒仕者对仕宦事业的重视程度，以究这是否与现象的形成有关系，故以此标准为据，把研究对象分为重视仕宦事业类

（积极）和不贵仕宦事业（消极）两大类。不属于这两大类的，难以归类的则另列类别。如此大略分类，目的是要观整体现象，求其总趋势和发展变化。由于旨不在做微观研究，无必要做更细的分类，对那些兼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态度或者难以归类的人物，将不再细分类别，但会在审辨后按本章的研究目的划入拒仕却弃仕宦责任类和居官却欲去官、不理事类。

第一节 复杂的仕宦态度

研究对象看待仕宦问题的态度之所以复杂难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想法和立场可以发生改变，而有前后阶段不同的情形。即使想法和立场前后如一，也仍有各种不相类的情况；此外，不少人物言行不一，欲测其真实态度必须旁敲侧击，迂回求取。或有受制于政治环境，有难言之隐的，结果观者所见的只是表相，内里的真实还需要深入挖掘。这些态度复杂难侧的人物，为本章之仕宦态度剖析工作增添不少困难，下文将分说这些复杂的情况。

一、想法和立场前后如一的情形

看待仕宦问题时，想法和立场前后始终如一的人物，仕宦态度比较易见。尽管如此，他们的仕宦态度仍然有差异，未必全都是重视仕宦事业者，也并非全是不贵仕宦事业者，以下分说之：

孔嵩、戴洋、向栩和王衍都是希望入仕的，即使他们想做官的目的有所不同。

（二）“隐居”却不拒官者

其次看“隐居”却不拒官的人物。本文不少研究对象曾“隐居”一段时期，拒应举辟，但这不代表他们不愿做官，或者排斥仕宦生涯。例如杨震几代皆有隐居

6 戴洋曾为吴国台吏，晋之丞相令史，祖约中典军、督护，桓宣参军，也曾为陶侃、庾亮 服务，戴洋事，见房玄龄《晋书》卷 95〈艺术列传〉，页 2469-2476。

7

戴洋在吴将亡时，托病不仕。

虽然杨氏几代人出仕前都隐

但入仕后皆积极参政，或谏诤，或改革吏制，或与外戚宦官抗衡，或应付黄巾兵乱。杨震本人还因直言谏诤，抵制外戚和宦官，以致被逼死。从杨震临终告诸子门人之言也可见其认真看待仕宦责任的态度。他说自己蒙主

其他“隐居”以后受官的例子还有卢植、荀爽、谯周。

（三）因不肯改换效忠对象和政治立场不同而拒仕者

接着看那些不肯变易效忠对象和政治立场而拒仕者的仕宦态度。

两汉之际大批支持汉朝而反王莽者，西晋初拒赵王伦的李重，同情曹魏的范粲、刘毅，伤吴之亡的顾荣、纪瞻，忠蜀的石伟，因为父亲遭杀而仇晋的王裒和诸葛靓等人或坚决拒晋，或尝试拒司马氏，都不是不欲仕者，都正视其仕宦事业。西晋亡后拒仕石勒的裴宪、崔游亦然。

除了忠一朝之君，本文研究对象也忠于知遇者。汉末拒曹操的田畴除了忠汉，其实更忠于重用他的幽州牧刘虞。这里再举韦忠的例子加以补充说明：韦忠起

情”，可是，他后来任太守陈楚之功曹，冒死捍卫陈楚，接着又仕刘聪，为刘聪讨羌，尽忠战死。韦忠的仕宦决定有所改变，但这并不表示他的仕宦态度有所改变，

不介意仕刘聪，可见韦忠反对的是仕的对象，而不是反对仕宦事业。韦忠的殉职也说明韦忠是个尽责忠诚的仕者。扩而言之，前章所举因政见不同而拒庾亮的蔡谟，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拒殷仲堪的孙潜同样不是反对仕宦事业，这两人都是欲居官者。

8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84〈杨震列传〉，页 725，728，730。

9 杨氏家学深厚，通欧阳《尚书》，京氏《易》。

10

杨震告诸子门人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癖嬖 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84〈杨震列传〉，

页 727。

11 台产隠居商洛南山，曾任刘曜之博士祭酒、谏议大夫、太史令、大中大夫、尚书、光禄 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金章紫绶，爵关中侯，房玄龄《晋书》卷 95〈艺术列传〉，页 2503。

12

卜珝隠于龙门山，卜珝事，见房玄龄《晋书》卷 95〈艺术列传〉，页 2481。

13 韦忠批评张、裴二人“华而不实，欲而无厌”，说：“弃典礼而附贼后若此，岂大丈夫 之所宜行邪”， 房玄龄《晋书》卷 89〈忠义列传〉，页 2310。

（四）不得已而弃官或不仕者

最后看不得已而弃官或不仕者的态度。这些人物有的遇上战乱，有的得罪权贵，言不见用，仕宦不如意，弃官后往往仍关切时政，不忘臣职，感叹其不遇。

15 王祥曾为高贵乡公遭难而号哭，在司马氏进位晋王时不肯拜，只肯长揖，在晋武帝受禅 时色不怡，以年老乞免，见房玄龄《晋书》卷 33〈王祥传〉，页 988。

16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 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同上，页 989。

17

孔衍事，见房玄龄《晋书》卷 91〈儒林列传〉，页 2359。

18 王峤出身官宦之家，祖父王黙是魏之尚书，父亲王佑仕西晋，为外戚杨骏谋除汝南王司 马亮和卫瓘，房玄龄《晋书》卷 75〈王湛传附王峤传〉，页 1974。

19 王峤曾任王敦的参军和领军长史、东晋之吏部郎、御史中丞秘书监、本州岛岛大中正、 庐陵太守，房玄龄《晋书》卷 75〈王湛传附王峤传〉，页 1974。

20 江逌上疏劝谏穆帝止修后池起阁道，劝谏哀帝不于正殿之前设羣神之坐，行躬亲之礼， 房玄龄《晋书》卷 83〈江逌传〉，页 2172-2173。

21

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56〈董仲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页 835。

（五）不乐為吏者

早在两汉之际已有不乐為吏的例子邴曼容，东汉时亦有郑玄、单固、高获、徐干，较晚的例子还有魏之嵇康、晋之郭翻、陈训和陶潜（见前章）。

25 “贞士以耿介而自束”，“正身俟时，将就来矣，心之忧兮”，董仲舒〈士不遇赋〉， 见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 541。

26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94〈吴延史卢赵列传〉，页 835。

27 同上，页 836。

28 卢植征拜议郎时，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 经、记传，补续汉记，同上，页 835。

29 房玄龄《晋书》卷 74〈桓彝传附桓秘传〉，页 1947。

30

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72〈王贡两龚鲍传〉，页 1011。

31 按两汉制，万石至两千石为较高官员之俸禄（第一阶梯），两千至六百石为较低官员之 俸禄（第二阶梯），四百石至百石为最低小官之俸禄（第三阶梯）。邴曼容官不过 600 石，即第二阶梯官员之最下一级。详情可参考朱大渭《六朝史论》之〈两晋南北朝的官 俸〉（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 247，以及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19 上〈百 官公卿表〉第 7 上，页 263-269。

32

我们可见邴曼容之“志”不在仕宦前途，邴曼容“自修”什么则未明，很可能指修身。

（六）不愿屈己事人者

前章已经说逢萌、郭太、赵晔、冯良、范冉等人由于厌恶奉迎之事，不肯屈己事人而弃官。除了不耻为吏，这些人物还有其他理由不想做官，种种原因相叠，

逢萌

郭太则如前章所说，还对汉政局失望，对游学京师，交结文人、高官政要更有兴趣，这几人都愿意丢弃仕宦事业，因为他们不觉得做官有意

也曾因耻奉迎督邮而弃官，可是，后来桓帝好几次辟征范冉，范冉都没有拒绝应辟，只是不幸遇上母忧、党锢、西羌反叛、黄巾作难、疾病等灾难而未能如期上任，死前还

可见范冉是有意学成后入仕，去做“匡世济时”的事的。

欲使之仕，夏统却“俛而不答”。42 当时其母有病，夏统宁可卖药也不肯为贾充

为楷模，说明夏统的确不希罕仕宦事业。陶潜不愿屈己的情形前章已说，这里省略。

这些话都强调僧人并不比王公低下。竺法深与简文帝坐谈，刘惔讥嘲他“游朱门”，竺法深淡然告诉

前章已证因别有追求，无仕志而拒仕的研究对象百分比高，而且时代愈晚，这类人物愈多，因此是最须注意的人物。不管他们的追求是为了读书、教授、著述，还是修导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3 册《全晋文》卷 161（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 2392。

46 释慧远〈不敬王者〉，〈答桓玄书〉，同上，页 2392。

47 “弘教通物，功侔帝王”，“虽不处王族之伍，亦已协契皇极”，释慧远〈沙门不敬王 者论〉，同上，页 2392。

48 支遁〈上书告辞哀帝〉，同上，《全晋文》卷 157，页 2365 。

49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 2（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3），页 108。

50 如向长、徐房、李子云、龚舍、周党、孟敏、郎顗、郑玄、张楷、井丹、高凤、法真、 孔乔、任棠、申屠蟠、颖容、徐胤、李昺、刘兆、皇甫谧等。

独居或隐处的目的。例如王嘉数次迁居皆选择居深山，52 又数拒苻坚，最后追随姚苌也是被逼，并不想当官，只想隐处传其术。王嘉尝说自己尚活于人世是“负

实在也不可能重视仕宦事业。

对来世更有兴趣的虔诚佛徒，今生已求出世，帝王、功业、富贵便都不重要了，仕宦事业当然无可眷恋，可以抛弃。东晋有不少这类例子，如谢敷不应征召，

（八）欲保身者

求去官欲保身者的原因可有不同，或畏惧宦祸，或求存神养和。为了去除祸患，避免伤身害神，他们都不愿做官，不要仕宦事业。

52 王嘉初隐东阳谷，石季龙占据北方时迁居长安，隐于终南山，门人闻而跟随，再迁居倒 兽山，直至被姚苌逼随行为止，房玄龄《晋书》卷 95〈艺术列传〉，页 2496。

53

王嘉告诉释道安之语，同上，页 2497。

54 谢敷事，见房玄龄《晋书》卷 94〈隐逸列传〉，页 2456；以及纪志昌〈东晋居士谢敷 考〉，见《汉学研究》2002 年第 20 卷，第 1 期，页 55-81。

55 何准是穆章皇后之父，兄何充是骠骑将军，后任司徒、中书监、尚书等显职，见房玄龄

《晋书》卷 93〈外戚列传〉，页 2417。

56

刘程之事迹，见彭际清《居士传》，收入《续藏经》第 149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 司，1977），页 804-805；以及纪志昌〈东晋居士刘遗民综考〉，见《台大中文学报》第

27 期，2007 年 12 月，页 5-38。

57 和谢敷、刘程之态度相同的还有周续之。周续之、刘程之和陶潜并称浔阳三隐，本文不 纳周续之的理由见第二章，但这并不代表本文不留意类似周续之的人物。

58

如司马季主、严遵、程高、段翳、高获、李南、华佗等。

59 廖扶父亲为北地太守，坐羌没郡下狱而死，范晔《后汉书》卷 112 上〈方术列传〉，页 1026。

60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113〈逸民列传〉，页 1043。

（八）项所举人物，和第（七）项中的追求人生快意者。

二、想法和立场前后不同的情形

相比之下，那些想法和立场前后发生过变化的人物，其仕宦态度更不易观察。不过，变化归变化，大体趋势仍然可见。他们的态度不外是由消极趋向积极，或是由积极转向消极，故可依据其最终态度，归入重视仕宦事业和不贵仕宦事业两大类。

父死以后仍不肯仕，尽管晋帝屡次表扬征召。不管范乔是否继承其父同情曹魏的态度，范乔的行动证明他对仕宦事业无兴趣。

亲亡以后居墓侧而短暂不仕的人，也是历代都有例子，但皆为遵礼而在守丧期间为之，终身拒仕以守墓的则有汉末的蔡顺和鲍昂，其后西晋许孜也终身不仕，

70 庾阐〈孙登赞〉，同上，页 1681。

71

庾阐〈吊贾生文〉，同上，页 1682。

72 明帝显宗戏曰：“先帝征君不至，骠骑辟君而来，何也？”，荀恁答曰：“先帝秉德以 惠下，故臣可得不来，骠骑执法以检下，故臣不敢不至”，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83〈周黄徐姜申屠列传〉，页 719。

73 李憙拒应贤良之征，三府累辟也不肯就，还以疾固辞晋宣帝司马懿之委官，房玄龄《晋 书》卷 41〈李憙传〉，页 1188。

74 景帝（司马师）诘问李憙：“昔先公（宣帝司马懿）辟君，而君不应，今孤命君，而君 至，何也？”李憙答说：“先君以礼见待憙，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畏法而至”， 同上，页 1189。

75 李憙抵御羌人有声绩，还上书弹劾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 武陔等占官稻田，请免山涛、司马睦等官。传记称李憙“为二代司隶，朝野称之”，同 上，页 1189。

压力解除后反而就仕。不管樊英改变态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樊英肯从王逸之议，说明樊英已经承认仕宦事业是重要的，因此有必要改变其拒仕立场。

东晋邓粲也是如此。邓粲早年与刘驎之和刘尚公共誓不应州郡辟命，可是后

此提出一套“隐”的理论，可见邓粲希望居官不受批评。邓粲既然决定不守誓约，可见邓粲在衡量轻重后，认为仕宦事业比立过的誓约更重要

（四）政乱与战乱 谷俭起初应秀才之试，因其州少士，不须策试而中选，谷俭耻之，而表求试。如此认真求试之公允，可知谷俭相信选举制度，主张选人得当。选举的目的是取士为国所用，谷俭既然肯应试，可知谷俭不斥治世。谷俭后来改变态度，终身不

77 顺帝令郡县切责，“驾载上道”，“强舆入殿”，并以杀之、贱之逼樊英出仕，都无法 使樊英屈服，樊英说：“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以及

材预示将得官，83 不管这话代表索紞本人的想法，还是为了迎合求析梦者而说的，都说明索紞视得官为吉事。可是，后来索紞的态度大约受世乱影响而发生改

的时机。索紞晚年有仕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告诉征召者说自己早年欲有所为，可

多，更多的是受战乱影响，可是拒仕原因非关战乱者（见前章）。何况索紞是博览经籍，明阴阳天文的通儒，他改变态度也可能是更想居家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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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任司徒王导之州主簿，后转为司徒掾，咨议参军，房玄龄《晋书》卷 72〈葛洪 传〉，页 1911。

居藩镇，领重兵，94 可是简默官事十几年，95 拒绝参与北伐，专与姊夫王羲之和

（郗愔之官尤其高），想必早年也认同仕宦事业是必须要有的，可是观其生活方式可知对他们来说，治人办事，带兵打战不重要，官宦生涯不是他们的兴趣或生活的中心。

以上所举研究对象，不论态度如何变化，不外是由消极趋向积极，或是由积极转向消极，故可据其最终态度依旧归为重视和不贵仕宦两大类。

三、表里不一的情形

有些人物的仕宦态度不易观察，表面看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另一种态度。有的经过审辨后可归入重视仕宦事业类或不贵仕宦事业类，有的仍旧不易归类，只能另类处理。

（一）似不贵仕宦事业而未必如是

有些人物看似消极无仕意，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尤其是那些态度隐藏在安静淡然的言行下者，以及有难言的苦楚，身处不理想的政治环境者，前者如扬雄，后者有阮籍。

98 桓谭说扬雄“禄位容貌不能动人”，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87 下〈扬雄传〉，

页 1177。

99 扬雄〈答刘歆书〉，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第 1 册《全汉文》卷 52，页 411。

100

班固撰，颜师古注《前汉书》卷 87 下〈扬雄传〉，页 1176。

主张“贤”者应当入仕受禄，不该被遗忘而滞留于岩穴。

如果看扬雄《法言》之语，可发现扬雄的仕宦态度其实和孔子的相同。首先

这说明扬雄主张“圣人”或“先知”有“立政鼓众”之责，不当做“遁离者”。 扬雄跟着举出

103 扬雄说：“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是以岩穴无隐”，以及天下三乐之一是“圣明在 上，禄不遗贤”，扬雄〈连珠〉，同上，页 416。

104 扬雄说：圣人“不遁于世，不离于群”，并反问：“遁离者，是圣人乎？” 扬雄《法 言》〈先知〉第 9，见《四部备要》子部第 154 册（上海：中华书局，1935 年），页 38。

110

扬雄《法言》〈五百〉第 8，见《四部备要》子部第 154 册，页 34。

111 扬雄《太玄经》卷 9〈太玄文〉第 12，见萧天石主编《中国子学名著集成》（明嘉靖甲

申 3 年郝梁万玉堂覆宋刊两浙茶盐司本）第 87 册（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 出版，1978），页 393。

都是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仕宦思想的重申。不管是说圣人的任务，还是说治道，扬雄的话都显示了重视仕宦责任和事业的态度。

《魏书》，页 17。

121 徐公持说阮籍与嵇康在高平陵之变（司马氏铲除曹爽）后的处境险恶，见徐公持《阮籍 与嵇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 15-25。罗宗强则说司马氏政权残忍，说司 马氏对杀害政敌和名士毫不留情，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上海：浙江人民出版 社，1991），页 141，175，179。Alan K L Chan也说阮籍遭当时（三世纪）严苛的政治

现实影响，深陷于充满暴力和虚伪的世界，Alan K L Chan, “Ruan Ji”, in Cua, Antonio S.,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3), p.653。

122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 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阮籍〈咏 怀〉5 言诗 82 首之 74，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 389。

123

“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阮籍〈首阳山赋〉，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 注》，页 27。

130

“月明星稀，天高气寒…日月逝矣，惜尔华繁”，阮籍〈咏怀〉4 言诗之 2，同上，页 202，以及“月明星稀，天高气寒…世无萱草，令我哀叹”，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 26 所引阮籍〈咏怀〉4 言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 206。

131 清王夫之指出这个相同点，王夫之说：“曹公“月明星稀”四字欲空千古，嗣宗以“天 高气寒”绰有余矣，如使相逐中原，英雄孺子，未知定属阿谁”，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 注》集评，页 203。

阮籍〈与晋王荐卢播书〉，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页 66。

135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5 言诗 82 首之 4，同上，页 219。阮籍悲 叹人生短促，时光消逝太快的诗句例子很多，可参见以下二注。

136 “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咏怀〉5 言诗 82 首之 35，同上，页 315。

137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人生若尘露，天道邈幽幽…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阮籍〈咏怀〉5 言诗 82 首之 32，同上，页 320。

138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5 言诗 82 首之 1，同上，页 210。

143

房玄龄《晋书》卷 55〈张载传〉，页 1518。

山简在永嘉前夕优游卒岁，日夕醉酒高阳池。可是，山简不是不关心时政的酗酒者。相反的，他曾上疏说得人的重要，谈君臣名节，讨论自建安以来尚未解决的百姓离散问题。后来西晋濒临灭亡，山简不肯与乐

亡国人身份入仕西晋，兼遇上诸王争权，仕宦事业很不如意。晋室南渡以后，顾荣成为东晋帝王重用的功臣，无闻有饮酒事，可知顾荣昏酣是为麻醉自己，情形类似以上诸人。以上人物都属受制于当时环境，虽有大志，虽具仕宦责任感却无法积极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不贵仕宦事业者。

（二）拒仕而仕宦责任感未失

有些研究对象虽然不欲仕或不肯居官，可是，仕宦责任感仍在，也未必不关切时政。汉末已有不少例子，如学通《诗》、《礼》、《易》、以及河洛、图纬、

景鸾既然已有学、有术、有著述，还要挟其学、术“数上书”，如果不是有心救灾，应是希望上纳其言。不管动机是哪一个，景鸾的态度是关心政事，希冀其言为上所用。

144

蔡克曾任成都王颖大将军记室督、东曹掾，曾任选官，房玄龄《晋书》卷 77〈蔡谟传附 蔡克传〉，页 2033。

150

周磐曾担任任城长、阳夏令、重何令，有惠政，同上，页 582。

151 庞参到任，任棠不与言，以薤一大本，水一大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庞参果 知其意，说：“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 也”，结果便行惠政，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81〈李陈庞陈桥列传〉，页 704。

问他们哭泣何用？152 言下之意，不赞成张升轻易言退，叹憾二人未尝力图挽救。野王二老身为“隐者”，却不忘为君王指点迷津，以自身的经历和历史教训喻晓光

太子孙登和吴丞相步骘问政咨询的对象。《晋书》所记的“隐逸”者辛谧、董养、龚壮、戴逵也如此。

159 征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征崇收徒时十分谨慎，所教不过数人，务 求学生业必成，见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53〈吴书程秉传〉注引《吴录》，页 1249。

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163 董养说“好乱乐祸”的王弥不是做士大夫的理想人选，可见董养认为士大夫应该“治”乱，充分显示他的士大夫责任感。假设时局不乱，董养入仕以用其法治世是有可能的事。

171 没什么积极或特出的表现，情形很可能就像郑均一样，同样不好为官却未彻底放弃其仕宦责任。

郑玄、郑均、王扶皆尝试推辞做官，只是不太成功。其实，没有推辞做官的人物，态度也可与郑玄、郑均的相同。例如曾与管宁、胡昭一起避乱辽东的邴原，并没有像管宁和胡昭一样推辞做官，乱平后归中土便仕曹操，并从曹操出征。不

然尽责，邴原同样显示了不好吏事，不求表现的倾向。

以上人物若凭个性或志趣言，可谓不贵仕宦事业者，但实际情形却依旧居官尽责，故属不易归类者。

邴原之后的羊祜亦然。羊祜在魏之时不肯就州府举辟，也不肯应曹爽之辟。

似乎说明羊祜不贵仕宦事业。可是，到了魏末，羊祜与荀勖共辅魏少帝陈留王。晋代魏以后，羊祜也接受晋爵，入仕以后极尽臣职，立了平吴和边防大功，可谓为晋建功立业。羊祜居官期间的军政之事也办得很好，获得晋、吴两地军民一致的敬仰。若因此说羊祜重视仕宦事业则不妥，因为他多次拒绝武帝的封爵，对武帝谦称

羊祜所处的政治环境和阮籍、嵇康相同，羊祜与司马氏的关系也不比阮籍、嵇康的好多少，其姐虽为景帝后，其岳父却叛魏降蜀，羊祜的姻亲历史亦有可招疑忌之处，故羊祜常小心翼翼如阮籍。若因此说羊祜的仕宦态度受政治因素影响同样不妥，因为羊祜不热衷仕宦事

还认为所有人物，包括贤达胜士在内，始终要湮灭无闻。（下章将说促成羊祜这种态度的想法）

（四）重视仕宦事业却也希望消遥为乐这类人物与上一类人物的差别是在意仕宦前途或事业，由于其仕宦责任感强弱有差异，故此类人物所显示的仕宦态度亦稍有差别。有的如仲长统、秦宓、孔愉；有的如孙绰、孙统、王羲之、谢安；有的如阮裕、阮孚。这类人物虽然在意仕宦前途或事业，却也多多少少流露了相反的一面。

184

同郡王商劝秦宓入仕，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38《蜀书》〈秦宓传〉，页 972。

185

同上，页 973。

186 王炎平说诸葛亮虽避乱不应举辟，但好为梁父吟，是欲治世者，见王炎平〈释诸葛亮好 为梁父吟〉，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 7 月第 6 卷第 4 期，页 10- 17。

孔愉 50 岁才入仕，原因是早年避乱隐居。187 孔愉居官后态度积极，官事

葬亡母，不肯过温峤之品。担任镇军将军会稽内史时，孔愉修复毁废数百年的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立下水利大功。虽然做官积极，孔愉死前几年却也在山阴湖南侯山下立草屋数间，弃官居之，可见孔愉也有希望放下官务过简朴安静生活的意愿。

往优游，仕宦责任感还是相当强的。向往归向往，他们仍相当重视

《世说新语笺疏》〈栖逸〉第 18 注引《孔愉别传》，页 653。

188 孔愉不赞成王导起用赵胤为护军，王导又疑孔愉疏文所说的“奸吏擅威”影射他。孔愉

“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之，乃止，见房玄龄《晋书》卷 78〈孔愉传〉，页 2053。

2052-189 孙绰〈遂初赋〉叙，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 2 注引《中兴书》，页 140。

190

皇甫谧《高士传》，见永瑢、纪昀撰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48 册（台湾：商务 印书馆，1986 年），页 98。

191 孙绰上疏反对桓温迁都洛阳，使桓温反讥：“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

邪？”，房玄龄《晋书》卷 56〈孙楚传附孙绰传〉，页 1547。

192 孙绰〈遂初赋〉叙，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 2 注引《中兴书》，页 140。

207 和王坦之一起支持晋王室对抗势力日渐强大的桓氏兄弟，在北方强敌寇境之时指挥子弟兵打了漂亮的淝水之战，成为简文帝和孝武帝借重的功臣。这说明谢安不

以下的的则对其仕宦责任不在乎，也无治国理民的计划或兴趣，虽然官还是要做的。

貂换酒，屡为有司弹劾。元帝劝他戒酒，认真看待其长史职位，阮孚答说元帝之世

是宣布他打算纵乐。即使不究促成阮孚这种态度的想法（下章将说），也可见阮孚的态度是行乐比执行官务更重要。

（五）态度难测的殊例

隆告桓温说：“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以讥谢安由“远志”变成“小草”，谢安甚 有愧色，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第 25，页 803。

207

谢安所司包括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因军功进拜太保，都督扬江荆司豫，徐， 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封庐陵郡公。

208 谢安的治才亦得桓冲承认。桓冲尝召佐吏，对之叹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 略”，房玄龄《晋书》卷 74〈桓彝传附桓冲传〉，页 1952。

209 桓伊抚筝歌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 金縢功不刋，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房玄龄《晋书》卷 81〈桓宣传附桓伊传〉，页 2119。

210 阮裕拒征召，遭御史中丞周闵奏违诏，应禁锢终身，阮裕也拒绝王舒和郗鉴之征，房玄 龄《晋书》卷 49〈阮籍传附阮裕传〉，页 1368。

211

同上，页 1369，1367，1368。

212

同上，页 1364。

表：仕宦态度类别表

却 仕 任

% 不贵 仕宦 事业

% * 态度 不详

% 拒仕 不弃 宦责

% 居官 去官 理事

%

西汉 17 13 76.5 1 5.9 1 5.9 2 11.8 - - 两汉之际 35 20 57.1 8 22.9 6 17.1 - - 1 2.9

东汉 94 28 29.8 32 34.0 20 21.3 13 14.9 - - 汉末三国

初

39 21 53.8 13 33.3 2 5.1 3 7.7 - -

三国 4 1 25.0 - - 2 50.0 1 25.0 - - 三国末 西 22 12 54.5 5 22.7 4 18.1 - - 2 9.1

降至东

区）回升，但回升

终在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并与东汉的（34.0%）相去不远。

视仕宦者和不贵仕宦者的百分比，也是东晋最悬殊。（东汉：29

和示拒仕原因类别在东汉时开始发生变化的情形是相配合的。稍早的是态度的变，跟着是所提出的拒仕原因类别也发生了改变。到了东晋，仕宦态度还有一小

法。

治性因素的影响不比非政治性因素大。虽然动乱的确使很

治或乱都不欲仕的人。多次历乱的葛洪并不因乱而拒仕，真正驱使葛洪拒仕的是他

对读书人来说，事君和仕宦责任一直都是人生

不贵仕宦事业者日增趋势的起点是东汉，重视仕宦事业者日减趋势的起点则更早，始于两汉之际，这说明仕宦态度的变化并非突然而生，在东汉之前已有所酝酿。

若分期看，则东汉、西晋和东晋这三个时期可谓重视仕宦事业者的低落期

（29.8%，35.7 %，12.9 %），东晋尤其低。东汉、西晋和东晋这三个时期也是不贵仕宦者百分比最高的时期（34.0 % ，42.9 %，67.7 %，见黄色区），东晋也是最高的时期。如果对比重

.8%对比 34.0 %，西晋：35.7 %对比 42.9 %，东晋：12.9 %对比 67.7 %）。拒仕却不弃仕宦责任的研究对象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但百分比不高，而且有随时代渐减的倾向。

居官但不好政事，或欲去官者的百分比在两晋以前是很低的（2.9%），两晋时代这类人物比较多，尤其是东晋（11.3%），但总的来说，并不特别高，也就是说，怀这种态度的本文研究对象是少数者，不超过 11.3%。

以上数据说明本文研究对象的仕宦态度的确发生过变化，他们对仕宦的重视程度的确随时间之推移而下降（改朝时期例外），而两汉之际是变化的开始。这前章所

陶潜虽说徘徊于仕与不仕之间，原因主要是穷，对自己的厌恶做官同样不讳言。

本章的探讨也显示研究对象仕宦责任感的变化。例如秦宓、孙楚、庾阐虽然都宣示对闲适无官务生活的向往，他们始终未拒官，可是，向往之情不减他们的阮孚、王羲之却已经在生活里实践其追求。

从居官尽责仍属必要（郑均、邴原）到责任感至危机时刻方显（辛谧、龚壮）；从责任感至危机时刻方显再到受职而不理官事（阮裕、阮孚），这显示了研究对象对仕宦责任的重视程度日减。这种态度的改变说明自孔子以来便深入读书人内心的仕宦思想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下章必须探讨促成这些变化的想法，认识这些想法所代表的精神。

此外，本章的探讨发现有些研究对象，例如仲长统，在认真做官之际，同时提出仕宦事业是否有意义，入仕为官是否是最高的人生理想，“建功” 与“立

第二章的讨论亦显示有些“隐逸”类原型人物求“遗名”和逃名，因此下一章也必须探讨研究对象如何思考这些问题，以及这样的思考是否影响研究对象的拒仕决定。

220 仲长统说：“名不常存，人生易灭”，说不想“入帝王之门”，不欲“立身扬名”，只 求在这易灭的人生求“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 79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页 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