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f ziran (self so)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5

今之大文学，莫不以自然胜。” 如果说“淡”更偏重于感官体验与直观形象，那么“自然”所表述的则是一种更内在更本质的文化观念。事实上，于连之所以将“淡”视作中国文化的特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淡”是对“道”的一种形象描述，它既见于《老子》，又见于《中庸》：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11 君子之道，淡而无厌。12 在此意义上，“淡”和“自然”其实是“道”的一体两面。老子所谓“

“它以最根本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在世存有．．．．”，3

且体现于不同的知识领域，并由此建立了它们之间相互沟通的平台。具体言之，它既贯通了儒道释思想，又表达了各种艺术（如音乐、绘画、诗词等）“共同具有的理想。”4

于连以一个文化他者的视角，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文化自设的一种特殊品味；并以最简洁的字眼浓缩了他对于这个异文化的“起点”与“终点”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不仅将生命的最初状态表述为“淡”，而且将人生

他在书中特别强调这是全身心浸濡于这一文化氛围中所获得的“体验”。这并非纯粹出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本的咀嚼，更多取自他对古典诗歌、绘画等艺术的赏析，以及日常人际交往中获得的启示。

不可否认，于连出于中西文化比较的立场，试图对中国文化做一种整体性的简洁概括，或许会淡化乃至忽略文化内部的历史性与差异性。即以美学品味而言，六朝文学曾一度强调“诗赋欲丽”，6

反对“淡乎寡味”。7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文化自身的发展保持着某种一贯性和统一性，它在思想与艺术领域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共通的思想质素，即以于连的思路，中国文化存在着一个自设的起点与终点。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以“自然”来概括这一思想深处的共通性。

所谓“自然”，在汉语中最根本的意义是对万物之本然的描述。它首先作为一种宇宙生成论，表达先秦哲人对于宇宙世界乃至人类文化起源的基本看法：世界并非创生的，宇宙是一个自发的有机过程，万物皆生于自然。“自然”即自己而然，因此，“自然”恰是“一切可能事物之起点”。这正是于连所谓“以最根本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在世存有”。

其次，“自然”作为一种美学概念，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学内涵不尽相同，但从魏晋至明清大量的文论、书画论中，“自然”常常被表述为一种最高的艺术品味。如唐代皎然论诗之“六至”，一曰“至丽而自然”；8

张彦远（812？-877？）论画以“自然者为上品之上”9。清代王国维更标举“古

今之大文学，莫不以自然胜。”

如果说“淡”更偏重于感官体验与直观形象，那么“自然”所表述的则是一种更内在更本质的文化观念。事实上，于连之所以将“淡”视作中国文化的特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淡”是对“道”的一种形象描述，它既见于《老子》，又见于《中庸》：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11

君子之道，淡而无厌。12

在此意义上，“淡”和“自然”其实是“道”的一体两面。老子所谓“淡乎其无味”的“道”正是“法自然”而成。

为了避免对先秦思想作儒、道、墨、法之类的学术切割，史华兹曾采用了“公共话语”（Common discourse）一词，他认为，在这些被后人视作不同思想流派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整套获得不同思想模式认同的术语词汇”，即所谓“公共话语”——“尽管这些术语也许具有某些共同的义涵，但却可以产生极其不同的解释方向和侧重点。” 13

“自然”作为一个思想术语与美学术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意涵，而且具有多角度的诠释。因理解的差异而产生的思想辩争，历史上时有发生。这恰恰说明，“自然”为不同思想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在此意义上，它可谓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公共话语”。

12

13

为了避免术语上的纠缠不清，这里需要与福柯(Michel Foucault)、巴赫金(Mikahil Bakhtin) 等人的话语理论作一切割。本文亦在此意义上借用此一语汇。Schwartz,

Benjamin Isadore,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174

以及在基本语义上所获得的广泛认同，由此形成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公共平台；在此基础上，这一概念具有诠释的多向性，因而产生了不同时空下的差异性。 以“自然”为“公共话语”，首先是因为它渗透于不同文化领域之中。尽管长期以来，“自然”一直被视作一个道家概念。然而，随着学界研究的发展，已有不少学者指出，“自然”并非道家文化所专有，而是潜入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态之中的思想概念。14

它不仅是学术思想、政治领域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渗透于文学、艺术以及士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了极具美学意义的理想型态。

其次，本文使用“公共话语”一词，也是为了避免陷入板块切割的学科状态之中。尽管魏晋以降，中国学术体系已日趋分化，但毕竟与现代学科有别。若过于强调学科界限，在文本的处理上就会遇到难以归类的问题。 恰如于连试图以“淡”来把握存在于中国思想与美学样貌中的共通性，本文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之出发点，也正是希望借助“自然”这一公共话语切入文化的底部，探讨“淡”这一文化特质背后更深层的思想质素。不过，于连是基于中西比较的立场而将文化视作一个静态的整体，并采取取样分析的方式。笔者则希望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自然”观念的形成做深入的考察。本文选取魏晋这一文化转型期正是基于以上考量。

二． 研究时段的选择

本文以“魏晋”为研究时段，并非作为政治历史的分期，而是将之视作一个具有文化转型意义的时段，更是中国士人文化生活模式奠定的重要时期。 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魏晋六朝乃其首变。学界言汉魏之变，多以学术思想而论，概而言之，即经学式微、玄学日盛、文学独立、佛学始兴。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曰：“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15

余英时则明之以“士之群体自觉”；17

文学史研究惯以“魏晋文学之自觉”来突出这一时期所呈现的文学新景观。以上种种皆突出魏晋为中古思想之重大变革期。不过，亦有学者认为，以上诸多变化,不过是两汉思想的内在演进,如龚鹏程所论,魏晋在中国文化史上，实为一“变而未变之局”18：

它的社会结构、世族门第，好像与两汉大帝国迥然不同，但却是从两汉中期豪族士大夫逐渐发展而成的；它的意识形态，通脱自然，好像跟两汉名教全然相反，但却礼法森严，以名教为尊卑永固之大本；它所活跃的人物，名士风流，仿佛与经生儒士臭味难投，却根本是自东汉以来所固有；它的思想学术，玄谈清话，又似乎与两汉经术泾渭分流、有儒道之异，却事实上礼学昌明、儒风仍炽；至于文学，恐怕也是如此，看起来有点变的姿态，但基本上只能说是两汉的发展。19

此处论者所强调的是两汉至魏晋文化发展的内在延续性，但亦承认二者至少存在着表象上的差别。笔者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外在风貌的差异。诚然，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汉魏之际或未发生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如钱穆先生所言，其“大体还是一个旧的沿袭”。所谓王朝的起灭和政权之转移，只是“一种政治形态之动荡”。20

然而，不可否认，汉、魏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我们姑且称之为“气质性转变”。相较厚重、质朴的两汉文化而言，

魏晋士人以俊逸、洒脱的灵魂为中国文化注入了轻灵与飘逸，无论艺术形态、人生范式、或人物形象皆呈现出更为多元、丰满的面貌。

从文化建构的意义而言，魏晋六朝是士族文化建构的重要时期，为中古士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走向。汉末逐渐形成的士族群体，在经世致用的政治天地之外，寻找着其他的生存方式，探索“安身立命”的多种可能。隐逸、养生等原本处于潜文化状态的生活模式开始受到高度关注；汉末发展起来的清谈品评逐渐取代了注经作疏，士人不仅在谈玄论道、讲佛说法中开辟了学术新走向，而且在政治舞台之外，发现了山水与田园之乐。两汉鄙夷的“雕虫”之事，转而成为士人文化生活的时尚主流；琴棋书画、诗赋文章逐渐成为士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这一切构成了新型的士人文化生活。而

“自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参与了这一文化型态的建构，为文化空间的开辟提供了观念基础与多元视角。

从“自然”观念的发展史来看，汉、魏政治及社会变迁为“自然”这一思想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尽管“自然”在先秦即以政治策略和养生方式提出，前者曾一度在汉初政坛得以体现，但随着汉代名教体系的建立，“自然”在政治话语空间已处于劣势；养生、隐逸等生活方式，相较于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而言，并非两汉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流。随着汉帝国的瓦解，两汉苦心经营的经学体系遭到了剧烈的冲撞，政治与学术均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自先秦百家争鸣之后，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一个思想激荡与碰撞的时代。寻找政治与人生的新出路，成为士人的时代使命。在这一背景下，“自然”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构成了政治清谈与哲学思辨的中心话题。曾一度处于潜伏状态的思想话语一跃成为思想界的关键词。通过对“自然”的新阐释，人们重新检讨了政治，反思了人生。尽管对于“自然”的探讨与追求并未带来政治上的美好变革，但却为士人开拓了更大的文化空间，使政治之外的魏晋社会呈现出绚烂缤纷的景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学界惯以玄学作为解释魏晋种种文化现象的思想之源。目前学界公认，“魏晋”是“自然”观念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时段，主要是以魏晋玄学的发展作为“自然”观念兴起的原因。“自然”似乎必经此学术

之兴，方可渗入魏晋文化之中，影响士人生活，乃至整个社会风貌。本文无意否定玄学对于“自然”观念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自然”进入魏晋场域的唯一路径。事实上，“自然”在先秦即以政治策略和养生观念提出，在两汉时期，“自然”这一概念已开始渗透到礼乐文化、人性课题等讨论中，尽管这些论述主要还是在政治领域中进行，但讨论本身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却为魏晋思想与文化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玄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与自然观念的演进相辅相成。一方面，先秦两汉形成的自然观念为玄学提供了讨论与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玄学的思想论争又不断刺激着人们对“自然”的再思考。

除了玄学这一学术体系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六朝逐渐建立起来的文论话语空间。21

这是士族文人在政治清谈领域之外，新开辟的一个思想园地。随着士族新型文化模式的建立，艺术创作逐渐成为士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伴随着这一发展，文论、书画论也成为士人表达思想、抒发见解的新形式。因此，文论话语既代表了中国士人的美学趣向，表达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艺术的走向。而这一话语空间的建构与“自然”观念亦形成互动，一方面，“自然”为文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形成了以“自然”为理想境界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相对于玄学而言，文论空间更具历史的持续性与广泛的参与度，不同时期的讨论不仅丰富了“自然”的美学意涵，也建立了以“自然”为标杆的美学理想。

“自然说”、“自然论”、“自然思想”、“自然主义”、“自然思潮”等多种提法，但往往缺乏明确的界定；从学科分类而言，有思想史、文学史、美学史以及科学史等不同路径，其中既有整体的研究，也有断代的考察；就研究角度而言，有的着重解读“自然”本身的概念意涵，有的偏重以“自然”为视点的观念考察；有时“自然”是作为某种思想或学说的指代，如“自然主义”，有时则是一场文化运动的主题词，如“自然思潮”。由于题目义界不清，不仅导致了概念上的混淆，也造成了学术对话的困难。

（一）概念辨析

在讨论“自然”一词的复杂性时，为了较为清晰地辨别，我们首先应区分以下几类“自然”：作为语词的“自然”、作为概念指称的“自然”、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然”。

1 作为语词的“自然”

作为一个语词而言，“自然”既可作实词也可作虚词。按现代语法的分类，它可充当名词、形容词、副词等，但从“自然”一词的最初构成而言，它应是一个主谓结构的合成词。“自”指示“自身”，代表事物以自身为“起点”；而“然”表示一个过程的完成，或者达到某一状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将“自然”释作：“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 22

上，A.C Graham(葛瑞汉)将“自然”译作”be so of oneself” 而通常，现代汉语中“自 然”被西方翻译为”spontaneous”, 或作为名词”spontaneity”, ”natural ”, “nature”,

Allan Sarah, 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 States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7 P115 另外，也有学者将之译作”self-so”, 如 Richard L.Van

Houten, Nature and Tzu-jan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5(1988), pp.35-49 以及 Brook Ziporyn, The Self-so and Its

Traces in the Thought of Guo Xiang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3, No.3(Jul.,

1993),pp511-539

从概念的相对性而言，“自然”与“他然”或“使然”应是相互依存的。换言之，当“自然”这一概念形成时，人们头脑中亦相应地存有“他然（使然）”的概念。《吕氏春秋·义赏篇》曰：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然，故物莫不为用。24

这里， “自然”与“使之（然）”的对应使用，凸显了“自然”的语义内涵。另外，《韩非子·难势篇》中也有“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对应之说，25

“自然”与“人设”的对立清楚地显示出“自然”在早期使用时的语义。

从语用而言，“自然”既可用于指示某种存在或描述某种状态，也可表示事物当然之理。从“自然”在先秦时期的使用来看，《老子》曾用之描述“道”与“无为”，《庄子》用于解释“真”，《荀子》用于阐述“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 25 章26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2 作为思想概念的“自然”

“自然”作为一个哲学或思想概念，与它的基本语义内涵密切相关。由于“自然”最早出现于道家文本，故有学者认，“自然”产生之初便是道家的一个思想概念，或曰“道家首创的独特概念”。30

池田知久在<中国思想中“自然”的诞生>一文曾论曰：

“自然”是道家思想家最初为了否定和排除人为、作为而使用的一对概念——主体的“无为”和客体的“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战国时代末期开始被思想界使用，“自然”作为一个思想概念就是这样产生

出版社，2008）第四辑，页 74。类似的观点又见于 W A Calloahan, 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 in Daoism: A 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 of Zir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39, No 2, Apr 1989, p172 该文认为，“自然”一词是道家针对儒家建构的人文 世界而特别创造的。

就语词的出现情况而论，池田所言不虚。“自然”的确在战国中后期陆续见于诸子文本。除《老子》、《庄子》外，亦曾见于《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子书。32

但“自然”是否作为一个思想概念被使用，则有待商榷。以《老子》为例，“自然”凡五见，就其使用而言，作者似乎将之视作不言自明的话语，并不作为特别概念而加以任何诠释。此外，汉以前的学者鲜以“自然”评述老、庄思想。战国后期，思想界曾对各家学说有所总结，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然三家皆未以“自然”概括老、庄之旨。不过，汉以前的学者鲜以“自然”评述老、庄思想。战国后期，思想界曾对各家学说有所总结，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然三家皆未以“自然”概括老、庄之旨。汉初学者进一步整理先秦学术，司马谈（？-前 110）首发<论六家要旨>，于道家格外推崇，但亦未以“自然”为道家思想概念。至司马迁（前 145-前87？）《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概括老子思想一脉的发展，指出庄子、申子、韩非子三家承其道德论而分流，申、韩重其刑名，庄子则“归之自然”。33

此始以“自然”之旨连贯老、庄之学。又东汉班固（32-92）言其叔父班嗣“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 11。类似的说法另见蔡瑜：<陶渊明的“自 然”>，《中国语文翻译丛刊》第 21 辑，2007 年 8 月。页 53。

已有学界考论。而简本《文子》又残缺不全，故本文暂不取《文子》为例。另外，

“自然”也见于《楚辞·远游篇》，但此篇作者尚存争议，清人胡濬源、今人郭沫若 等认为乃汉人所作。故本文亦不取。且从内容来看，此篇中的“自然”乃借王子乔 之口引《庄子·大宗师》之后的发挥，基本为道家之言，非特别之例，弃之无损

虽有现代学者为之考辨，恐一时还难成定论。本文亦遵从学界普遍意见，暂不取 之为证。

安出版社，2006），页 839。

老、严（即庄子，避东汉明帝讳）之术”，亦以“自然”为庄学之旨归。34因此，后人视“自然”为道家思想之核心概念，这一看法实发端于汉代学者论老学与庄学之源流关系，“自然”一词是因二者关联性的建立而被特别拈出。在汉代以“道家”为黄老学说以及庄子思想冠名之前，“自然”并未作为《老子》、《庄子》中的独特概念而受到特别关注。

事实上，“自然”是否为先秦道家首创之独特概念，这一命题本身存在问题。首先，先秦并无“道家”之名号，35

后人所理解的先秦“道家”学派亦无儒家自觉传承之道统。在此意义上，“自然”被确立为道家思想之主旨并成为道家之代名词，乃后人所寻绎归纳。

孔子虽未明确提出“自然”，但他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其实也隐含了对“自然”这一发展模式的认同。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36

孔子与老子一样，相信圣人“无为”会使百姓“自化”，但其前提是“恭己”，即修己之德，“恭敬己身”，37

因此，孔子的“无为”即以德化民。 汉儒董仲舒阐释这一德化的过程，曾以“若自然”来形容：

“若自然”这一描述本身，隐含了以“自然”为标准的价值取向。在儒家的表述中，社会发展的“若自然”正是君主之德的标识。换言之，“若自然”即意味着对天道的遵循。《诗经·大雅》歌颂周文之德，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人民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与《老子》以“百姓皆谓我自然”来体现圣人之治，其思路同出一辙。

孔子虽鲜言天道，但其价值依据依然系于“天”。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9

这一表述形式完全可用《老子》的“希言，自然”来概括。由天不言而万物自生自长的观察，圣人同样获得了以“无为”成就万物“自然”的启示。但由于对天之德性的理解不同，故“无为”的价值前提亦不同。孔子以宇宙之生生为仁德之体现；而老子将生生付诸于形而上的理性阐释，强调天道“无亲”、“不仁”。《周易·系辞上》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40

此二者之谓也。而这一分歧也为秦汉以后不同“自然”观念的发展埋下了隐线。 降至魏晋，士人将“自然”与“名教”对应，于是“自然”被直接用于指代老庄或道家思想，“老庄明自然”成为公论。在现代学术话语中，也有学者替之以“自然主义”或“自然思想”。41

另外，由于 “自然”在魏晋文化领域的广泛流通，也有学者将“自然”视作魏晋文化的主题词，如李玲珠以“自然思潮”指代玄学影响下的魏晋新文化运动。

念演变为一个美学概念，它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性的价值标准最早出现于汉末人物品评中，魏晋以降，又进入文学、艺术品评之中，成为人们衡量与品味人生及艺术的鉴赏指标。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自然”有其特定的美学意涵。 概括而言，以“自然”为“自然界（大自然）”和以“自然”为思想概念或美学概念，不仅研究对象不同，考察的方式也不同，前者主要研究的是人的自然世界的看法，后者则关注“自然”这个概念本身的意涵。本文所理解的“自然”主要是指后者。

3 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然”

所谓“自然观”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一是对“自然”的看法，二是以“自然”为视点来看待事物，为了便于解说，我们姑且称前者为“自然观”，后者为“自然观念”。

关于前者的“自然”，学界通常是指与人文世界相对应的“大自然（自然界）”。因此，“自然观”即对大自然的看法。在这一概念下，亦有学科分歧。如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与自然观》（1962）、Wolfgang Kubin（顾彬）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1985）关注的是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而小野泽精一等人编著的《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

（1978）所考察的“自然观”则是人对宇宙世界形成的看法；又如章启群的

《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2000）中的“自然观”，在语义上更接近于后者，但作者更偏重于从哲学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不过，相对于“自然观”，笔者所理解的观念形态的“自然”应是后一种阐释，即以“自然”为视点来看待事物以及所形成的看法。无论“自然”是一个思想概念，还是美学概念，皆表达了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 首先，从

“自然”的基本语义出发——“自己而然”，以此解释事物的发生发展，便形成了“自然观”。比如，以“自然”来解释宇宙以及万物的生成，则有天道自然观，它相对应的是创生论；以“自然”来解释人性的与生俱有，则有情性自然观；以“自然”来解释文学的产生，则有文学自然观，诸如此类。其次，

若以“自然”为价值标准审视人生及艺术，则形成了以“自然”为美、以“自然”为境界的人生追求、艺术追求。

上述三类“自然”各有自身发展之脉络。作为语词的“自然”，从主谓合成的结构状态逐渐固定为一专有名词，其语义也逐渐丰富；作为概念的“自然”，从一个哲学概念演变为一个美学概念；作为观念的“自然”，也不断扩展它的影响范围，形成以“自然”为视角的宇宙观、政治观、人生观、艺术观等，塑造了特殊的文化型态。

鉴于“自然”一词与魏晋文化的密切关系，学者常以“自然”来标识魏晋文化的特殊性。如下所论：

魏晋时代“一般思想”的中心问题为：“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因此而有“自然”与“名教”之辨。……“新学”人们的结论是圣人方可治天下，所谓“圣人者，以“自然“为体，与”道”同极，“无为而无不为”。这种“圣人”的观念，从意义上讲，便是以老庄（自然）为体，儒学（名教）为用。道家（老庄）因此风行天下，魏晋“新学”

（玄学）随着长成了。42

——汤用彤

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

‘初发芙蓉’比之于‘镂金错采’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艺术中，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陶潜作诗和顾恺之作画，都是突出的例子。王羲之的字，也没有汉隶那么整齐，

42

民出版社，2000）第四卷，页 105-109。

——宗白华

在建安及魏晋时代，汉代文学中科学般的冷静，被对自然的新的感受所代替，于是客观的描绘与诗人的主观态度合为一体。……这种趋势在不断表露出来的对自然的热爱（即“爱山水”）中，以及对自然的赞赏中，表现得益愈明显。44

——顾彬（Wolfgang Kubin）

尽管以上论述皆以“自然”为视角，凸显了魏晋之新变。但他们使用的

“自然”并非同一话语，讨论的问题全然不同，落实到具体的时间转折点与标志性人物，亦不尽相同。概而言之，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自然观念：

1 玄学自然观/道家自然观

这一研究主要是以“自然”作为道家思想或魏晋玄学的代名词，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自然观”研究其实就是道家思想或玄学思想的研究。 以“自然”指代道家或魏晋玄学，这一看法由来已久，。最初大概是以道家盛言“自然”而称之。司马迁（前 135-前 90）曾曰：“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45

自嵇康（224-263）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自然”与“名教”遂构成了一组对应概念。46

而后，晋人又将“名教”与“自然”之辨代称儒、道关系论。《晋书·阮瞻传》载：

戎（王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 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47

且不论“自然”与“名教”具体内涵如何，在时人心中，其指代义却是明白无误的。“老庄明自然”——此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二十世纪上半叶，学者受西方学术观念影响，习惯以“自然主义”一词指称道家思想。48

由于魏晋玄学一直被视作道家思想的复兴，而“自然”又是魏晋思想论坛的关键词，因此，魏晋学术思潮也被冠以此称谓。刘大杰在《魏晋思想论》（1928）一书中曾指出：“与其说是自然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用之于当日的玄学，似乎很适宜，但还没有如浪漫主义那样能包括人类的全部活动全部表现。” 49

这里，刘氏实际上时反对以“自然主义”来概括玄学，但其反对的理由仅是认为“浪漫主义”更适合概括魏晋文化的整体。从他的论述中亦可看出，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以“自然主义”指称“魏晋玄学”是“适宜”的，这或为一种颇为流行的概括。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1935）即是在此语境下产生。其实，无论是“自然主义”抑或“浪漫主义”，借用这类西方学术术语描述中国文化总不免引起误解。故此，这类术语逐渐被学界淘汰，笔者所见，最近一篇仍以“自然主义”论魏晋思想的学术文章是许抗生的<略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思想>（1993）。50

目前学界较多使用的是“自然观”、“自然思想”、“自然思潮”等提法。

“自然”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品评话语，因此，这里所谓“自然观”，主要考察的是“自然”在美学话语中的意涵。

文献资料显示，“自然”作为美学话语，不仅出现时间早，而且相对于

“比兴”、“文气”、“风骨”、“意境”、“滋味”等传统文论术语，其生命力最为持久。魏晋时，“自然”已散见于各家的文论、书论、画论、乐论之中。51

梁代刘勰（465？-520？）的《文心雕龙》和钟嵘（468？-518？）的《诗品》亦屡次使用。至唐代，“自然”已正式成为诗歌和绘画的品目。皎然（生卒年不详）《诗式》论“诗之六至”，其一便是“至丽而自然”52

。张彦远（812？-877？）论画以“自然者为上品之上”53。同时，“自然”亦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一品。唐以后，“自然”作为中国美学的至高境界已基本奠定。宋元明清，历代标举“自然”论者比比皆是。

目前，以“自然”为审美范畴研究的专著，主要有蔡仲翔的《自然》（1996）

54

和赵志军的博士论文《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2002）。二者都是围绕“自然”的美学内涵做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前者主要是考察“自然”在中国文论话语中的美学意涵。后者则是将“自然”放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思想领域中加以解读。

另外，从 80 年代起，探讨“自然”美学意涵的单篇论文便开始陆续发表，基本是以个案研究为主。从研究范围来看，魏晋至明清的自然美学，皆有涉及，但以宋以后为主；从研究内容来看，尽管讨论的对象颇为分散，但问题却相对集中，一言以蔽之，主要探讨的是“自然”在各个时期文论著作中的美学意蕴。

3 对自然界的认识及看法

这一研究是将“自然”的语义设定为“自然界”，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人对大自然的看法。围绕这一核心，不同学科的关注焦点又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种：文学史、艺术史关注的是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这类研究中的“自然”相当于传统语境中的“山水”、“物色”等语汇概念。其代表论著是日本学者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与自然观》（1962）、德国

学者 Wolfgang Kubin （顾彬）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1985）；而哲学背景的学者考察的则是涉及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的哲学自然观。这类研究中所谓“自然” 更接近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天”、“气”、“万物”等概念。日本学者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不断有这方面的论述。关于此，池田知久曾在<中国思想史中“自然”的诞生>一文中作过概括性归纳。55另在小野泽精一等人编著的《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1978）一书中，便涉及到 20 个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外，大陆学者戴建平的博士论文《魏晋自然观研究》（2001）亦是在此语义基础上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界”，固然是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语义，但是，关于“自然”一词何时开始具体指涉“自然界”、“自然物”、

“自然现象”，学界一直有所争论。56

最近的研究是陈玮芬的<日本“自然”概念考辨>一文，作者指出这一语义的萌芽，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西学东进的日本，并且在明治二十二年（西元 1889 年）经过当时的文学论战之后，这一语义得以定型。57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必须对“自然观”一词的使用加以说明，以免造成概念的混淆。本文所考察的并非人对“大自然”的看法，而是由“自

然”这一思想概念出发所形成的观念。

笔者认为，“自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出现，经历了从一个合成语词发展为一个思想概念的过程，它最初是用于描述对于事物形成发展的认识——自己而然。当这一概念被运用于不同话题的讨论时，即以“自然”为视点来看待某一事物时，“自然观念”便形成了。本文所使用“自然观”时，基本是这一“自然观念”的简称，即以“自然”为视点来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套策略。

（三） 研究趋势及成果

受现代学科的拘囿，“自然观”的研究尽管开展很早，但长期处于各自为营的状况。一是从哲学史研究的进路，将“自然”视作一个道家思想概念，探讨它在道家语脉下的发展；一是美学史研究的进路，将“自然”视作一个艺术品评话语，探讨它的美学意涵。另外，从文学史的研究来看，则往往是以“自然”为“自然界”、“自然物”，因此，通常是以文学题材中的自然题材或自然描写入手，探讨文学创作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自 90 年代起，学界开始打破这种藩篱，“自然”的跨域性受到关注。林朝成的博士论文《魏晋玄学的自然观与自然美学研究》（1992），除了探讨玄学自然观的发展，也专章讨论了魏晋乐论和画论中体现的自然美学思想。但他关于玄学和美学的论述基本上还属于一种平行结构，尚未建立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葛晓音 1992 年发表的<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论支遁注<逍遥游>新义>一文，提出了“自然”是从“哲学理念”转入“审美范畴”的问题。58

蔡钟翔《自然》（1996）一书将这一转变的时间确定为魏晋，原因阐述为“玄学的盛行”59

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1999）继续讨论魏晋哲学自然观的发展演变为这一时期“艺术自觉”提供了思想背景。2002 年，赵志军在他博士论文中提出：

“自然范畴的自由这一内涵是自然作为美学范畴的最根本的条件。”60

这是首次从语义本身来解释“自然”的转型原因，但作者主要以西方哲学的“自由”概念来论证“自由”是使“自然”成为审美范畴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61

基本停留于逻辑推理，缺乏从历史语境中对于观念渗透与转型的考察。作者似乎认为，因为“自然”具有“自由”义，因此它顺理成章地走入了美学领域。

2007 年，付小青发表<略论魏晋“自然”观由哲学观向文艺观转换的多重动因>一文，这是针对“自然”转型原因的专文探讨。尽管作者依然是以玄学的兴起作为“自然”这个美学概念形成的动因，不过，相对前人在解释上的一笔带过，这篇文章提供了较为具体的转型描述。

除了关注“自然”的转型问题之外，另一个研究趋势是，学者们越来越关注“自然”在不同思想领域与文化领域的汇通。首先，将“自然”视作道家思想专利的说法已逐渐转变。1997 年，李春青在<论“自然”范畴的三层内涵>中指出：“自然”作为一种人格理想，乃儒、道所共有。62

此后，刘绍瑾则从古代文论的本体论而言，指出儒、道的“自然”思想在这一层面上的汇通。63

而后，赵志军在探讨“自然”的美学意涵时开始从道家、儒家、禅宗以及世俗文化中寻绎其渊源。这一转向表明学者在考察“自然”的美学内涵时，已越来越关注“自然”在人生理想与美学理想上的共通性。

在此基础上，魏晋思想、文化的断代研究也开始将“自然”作为贯通各文化领域的核心语汇。如邝龑子的<自然：魏晋文人在世变中追求的超越>

（1999）即以“自然”作为魏晋文人精神、情感和理性追求的共同依归。作者认为 “自然”这一道家概念在魏晋语境中具象化为实体世界——自然山水，

成为魏晋文人在历史变迁下所探求到的“经验环境”。 不过，尽管作者关注到“自然”具有多重语义，但在使用时的区分并不清楚，常常出现语义滑转，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特别强调的是“自然”是一个具有实体义的山水世界，但他将这个“大自然”与“人间世”视作两个领域，并等同于庄子所谓“方外”和“方内”，这一理解有待商榷。

李玲珠的博士论文《魏晋新文化运动：自然思潮》（2001）即以“自然”概括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化思潮，并探讨这一“自然思潮”形成的背景、原因，以及呈现的样态。这一研究与本文的关联性最大。在研究对象以及材料上都有诸多相似，但彼此出发点与研究进路并不同。李玲珠是以魏晋文化考察为为目的，因“自然”为这一时期频繁出现的话语，而以之作为这一文化思潮的主题和代名词，由此切入魏晋文化生活，了解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人格风貌以及艺术追求。本文虽以汉魏文化转型为背景，侧重点则在“自然”观念的形成演变，对它的发展脉络做了重新的梳理。

（四） 目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由学界对“自然”的概念界说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在使用上缺乏语义自觉，形成了混淆不清的“自然观”，这一状况为学术对话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致使很多问题的讨论无法在一个共同的的话语平台上进行。因此，厘清这一概念的发展是本文首要的工作。

其次，以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也形成了一些思维定势：由于经学衰微、玄学兴盛已成为汉魏思想变迁的基本表述，学界对于魏晋发生的文化现象的解释，往往以玄学为背景。在论述“自然”观念的发展时，通常将之置于玄学这一学术脉络下，忽略了“自然”作为一个思想概念可以有多种途径潜入魏晋文化领域。

第三，尽管学界已关注到 “自然”在各个不同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的流通，但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多于解释。从目前研究来看，魏晋被视作“自然”从哲学理念向美学范畴过渡的关键期，几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对这一转型发生的原因及过程，学者们的论述多语焉不详，或轻描淡写，或笼统片面。基本是以魏晋玄学自然观的发展作为推动“自然”观念演变的主要动因。 最后，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魏晋处于中国学术欲分而未分之际，65 并不存在明晰的学科界限。但现代学者往往是从各自学科的研究进路走入魏晋语境，在考虑问题、处理材料上，囿于学术的分野，过于强调所谓玄学、文学等的界限，虽有条分理析之便，终不免有生凿七窍之嫌。这也是本文为何以“自然”为“公共话语”入题的原因之一。

四． 研究意义

本文撷取“自然”作为研究课题，意在通过考察这一具有强烈历史穿透力与文化渗透力的话语，探寻影响中国文化型态发展的深层的思想质素，厘清先秦至魏晋“自然”的概念内涵及发展脉络，旨在重新梳理“自然”的观念发展史，也可解决学界存在的一些概念分歧，为学术对话提供方便的平台。 无独有偶，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自然”观念也曾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观念史研究鼻祖 A O Lovejoy 在<作为美学规范的“自然”>一文中曾指出，对于研究西方十七和十八世纪文学和哲学的学者来说，心中必需存有关于“自然”的“诸种意义的全盘概念”，“因为‘自然’一词在西方思想的所有规范

《宋书·雷次宗传》载：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 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硃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 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

卷 93，第 8 册，页 2293-2294。

领域的术语系统中是一个意蕴丰厚的词”。 尽管中文“自然”与西文 nature 在语义上未必能等量齐观，67

但借用上述说法，并不为过。因二者在各自文化体系中，作为“所有规范领域的术语系统中”的“意蕴丰厚的词”，这一点并无二致。鉴于“自然”观念的研究不仅是思想史，亦是文学史与美学史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这里我们不妨套用 Lovejoy 的说法，要了解魏晋的思想文化风貌，乃至中国传统士族文化的整体风貌，心中亦必需存有关于“自然”的“诸种意义的全盘概念”。

另外，本文将观念的考察与士族文化的建构相结合，也是为了避免陷入观念史研究中单一的学术思想脉络。魏晋作为中国士族群体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士族文化建构的重要阶段。它开辟了中国士人生活的文化空间，并奠定了最基本的文化生活模式。以往研究多从文化空间的内部入手，挖掘“自然”在各个空间中的意涵，本文希望从二者的互动关系上入手，为未来研究“自然”思想与文化建构之关系提供一个内在视角。

五、篇章结构

本文主要以自然思想的演进为线，探讨“自然”从一种宇宙论观念向政治、人生、艺术等领域的渗透，为魏晋士人开拓文化空间奠定了重要的观念基础，为士人文化发展提供了方向和模式。

第一章重点在于概念的辨析，一方面着眼于“自然”在传统语境与现代语境的区别，另一方面考察“自然”作为观念术语形成的思想脉络。

67 鉴于此，有学者考虑“自然”的英译为 Self-so 见 Richard L, Van Houten., Nature

and Tzu-ran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15, 1988, p35